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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天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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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美、大、圣、神，是人格之美的六种境界。能做到吗？不容易。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学生叫乐正子，孟子说他只做到信与大之间，“四之下，二之中”，连充实之美，都没有完全做到。一般人大都如此，有时挂一漏万，有时力不从心。但人格之美在孟子来说，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并且应该做到的。
浩然之气
小时候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第一句话就是“天地有正气”。后来我到美国，看到美国人把这句话翻译成：天地之间有“正确的空气”，真觉得太离谱了。因为中国人所谓的“气”，不光指空气，也指精神力量。“天地有正气”指的就是一种正义的精神力量，而这个思想来自孟子。
孟子有很多学生，学生请教他，老师，您胜过别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孟子说，我有两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我知言”，能辨识言论，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知道怎么判断别人说话的用意；第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学生进一步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说：“很难说清楚的。那一种气，最盛大也最刚强，以正直去培养而不加妨碍，就会充满在天地之间。那一种气，要和义行与正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集结义行而产生的，不是偶然的义行就能装扮成的。如果行为让内心不满意，它就萎缩了。”
古人认为，“气”原是一种实质的东西，为有形质的宇宙万物的共同因素，也为人的形体所具。由于人是身心合一的整体，所以可以凭借心志的修养而凝结形气，再突破形体的局限，达到与天地相通的境界。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真正的君子经过之处都会感化百姓，心中所存则是神秘难测，造化之功与天地一起运转。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话觉得很难理解。什么叫做上下与天地同流呢？人是一个个体，天地这么大，我怎么跟他同流呢？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把人的生命力发挥到极限，与万物相通，塞于天地之间。要培养此气，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用“直”来培养，“直”包含两个意思，一是真诚，二是正直；第二用“义”来培养；义者，宜也，代表在各种情况下，你说话做事的正当性，也即你随时要用理性做判断；第三用“道”来培养，“道”代表人生的光明大道，譬如行善避恶，孝顺守信等。因此，培养浩然之气说穿了就是一种道德实践。一个人如果做任何事都能够真诚而正直，所做的事都是正当的，所走的路是人类应该走的路，那么他就是在培养浩然之气。这种内外合一、身心一致的作为，久而久之使人感受到整体的生命之力，动静自得，人我相应，甚至于万物亦可相摩相荡，以至于可以通于天地，亦即发生可大可久的影响了。
孟子提醒我们，“浩然之气”的培养要“集义所生”，必须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远及近，终年累月慢慢做，每天做，长期连续做下去，才能自然有成。如果只是一暴十寒，做几次休个假，或者有人在的时候做一做，只做表面功夫，是不会有效果的。儒家思想特别强调“慎独”，一个人独处时要能耐住寂寞，面对完整的自己，认清自己的真正意向，人生所有修养的工夫都从“慎独”开始。更重要的是，“集义”必须发自内心，有原有本，绝不能由外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更不能由外在的力量去帮助它达成。因为这种气，“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一定要在行事上努力，但不可预期成效；内心不能忘记它，但不可主动助长。孟子举了一个例子，说宋国有个人，老是担心自己的禾苗长得太慢了，就每天去把它拔高一点，结果使禾苗都枯萎了。孟子说，天下不帮助禾苗的人很少啊，以为养气没有用处而放弃的，是不为禾苗锄草的人；主动助长的，是揠苗助长的人，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伤害了它。因为在道义方面的成就，绝对没有侥幸的余地。我们唯有自己发心立志，集义养气，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向往的境界。
儒家对“气”的看法，从孔子到孟子经历了一个变化。孔子认为人有“血气”，血气会带来问题。所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血气“未定、方刚、既衰”都不好。孟子进一步说明，气有两个层次，第一种气和身体有关，代表各种可能出现的欲望，亦即孔子所说的血气。血气不代表人的本质，如果把血气排除，人性可能是本善的。第二种气则和心志、志向有关，一个人如果能以心志为主导，以身体、行动来配合，坚持下去，就可以排除杂念，内心充满浩然之气，而这种浩然之气是可以跟天地的各种力量相结合的。怎样结合呢？说起来有点神秘。谈到人生修养，许多话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你必须自己去体验才行。譬如从现在开始，每天认真地去做一点好事，不要求立刻有效果，不要求立刻变成不一样的人，但是只要你长期坚持去做，时时惕勉，不可松懈，一定会体会到那股“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
三种勇敢
“仁、智、勇”是儒家的“三达德”。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什么意思呢？勇是从仁的实践而来，一个人如果立志行仁，就会表现出诸如勇敢、正义、诚实、孝顺等这些美好的品格。反之，就不一定了，勇敢的人未必可以称得上仁。但什么是勇敢呢？这是一个问题。说到勇敢，很多人会联想起司马迁写的《史记·刺客列传》。他笔下的刺客，个个勇猛异常，视死如归，令人敬畏。孟子也曾谈到三种勇敢，第一种勇敢就跟刺客类似。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候，恶声至，必反之。（《孟子·公孙丑上》）
北宫黝这样培养勇气：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他觉得受到一点小挫折，就像在公共场所被人鞭打一样；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把刺杀大国君主看成刺杀平凡小民一样；毫不畏惧诸侯，听到斥骂的声音一定反击。
北宫黝是古代的勇士，他培养勇气的方式很残忍，不怕疼，不怕苦，“不肤挠，不目逃”，一般人很难做到。而且“恶声至，必反之”，听到有人斥骂他，必定要反击。这样的人确实很强悍，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你就对他毫无办法了。像老子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连死都不怕了，你再用死来吓他是没有用的。但是这种勇敢，一听就好像要同归于尽了，而且需要的条件太多，武功要过人，身体要强壮。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属于一种向外发散的勇气。第二种勇敢，孟子以另一个勇士孟施舍为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施舍这样培养勇气，他说：“对待不能战胜的，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一样；如果衡量敌得过才前进，考虑可以胜才交战，那是畏惧众多军队的人。我怎能做到必胜呢？不过是无所畏惧罢了。”
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式是一种心理建设，自我鞭策，自我激励，心里认为我一定可以胜。就像现在很多做直销的人，推销东西之前，会先跟自己说：“我一定可以成功，别人能做到，我也能做到。”这种心理建设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效果。相对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勇敢比较内敛，是一种自我要求的勇敢。但是这两种勇敢都不是孟子欣赏的。他欣赏的是第三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勇敢。孔子的话经由曾参传下来，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从前曾参对子襄（曾子的学生）说：“你爱好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子谈过大勇的作风：反省自己觉得理屈，即使面对平凡小民，我怎能不害怕呢？反省自己觉得理直，即使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原来勇敢并不只是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是有其内在的基础。“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多么动人的气魄啊。这种气魄在两军对阵、沙场激战之时，最为明显；但是在坚持理想、拒绝妥协之时，体认才真正深刻。然而，我凭什么认为“千万人”是错的，而我所坚持的就是对的呢？所凭的只是“自反而缩”四个字。“缩”是“直”，指正直有理。当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正直有理，行为合乎正义，那么就不必惧怕外力的压迫。即使为了正义而牺牲生命，也是死得其所。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政治领袖很有启发。因为许多领导人一看到群众意见，就觉得我应该尊重，但不要忘记群众意见也像流水一样，经常变化，如果你本身没有原则，只是看外在的人多人少，最后恐怕会应接不暇，失去了道义。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句话的前半段，就是当我们“自反而不缩”时，怎么办？总不能所有的道理、每一次的正义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啊！我们也可能由于认识不清、判断错误，或动机不良、意志不坚，而偏离了正义之途。这个时候，不必考虑是否有“千万人”，而只要对方是一个人，即使是像“褐宽博”这种没有任何地位、权势、财富的贩夫走卒，我们照样会觉得内心惴惴不安。
换言之，真正的勇敢是以内在的自我判断为标准的。天下人都说我有理，我未必真的有理。反之，天下人起来反对我，我也未必是错的。然而，在此必须避免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诱惑，就是以自我作为万事万物的唯一权衡标准；却必须以开放的心胸与谦虚的态度，真诚地反省。“自反”二字提醒我们严格的自我检讨，时常设想自己可能犯了故意或无意的错误。通过这一关考验，才能产生自信和勇气。
孟子所说的三种勇敢：第一种向外发散，我反正一条命，拼了算了；这种勇敢有时会太过莽撞，有点像匹夫之勇，虽然可以当刺客，但是下场不会好。第二种勇敢是心理建设，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成功，比较有自信，有自我要求。第三种勇敢是孔子的思想，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真正的勇敢就是不问对方人多人少，弱势还是强势，只问自己有没有道理，如果我是凭良心，有道理，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就不要在乎别人；如果我做错了，道义上输给别人，就要勇于认错，向别人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以道义作为依归的，是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开始，求其表里如一，知过能改，并且对一切人以平等之心互相尊重。
四种圣人
人格的修养，必须做到“知行合一”。否则光学习，不实践，只是多一些知识而已，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善。一方面学习道理，一方面加以实践，最后达到儒家所标举的圣人理想，算是人格修养达到了完美境界。不过，说到圣人，很多年轻人开玩笑说是“剩下的人”，好像圣人很难做到，做到就变成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圣人是否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呢？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做到成圣和成仁，我是不敢当的，只是努力去做而已。这并不是孔子谦虚，因为他所谓的圣人，指的是古代的圣王。到了孟子，他把“圣人”的观念改了，扩大范围，把古代的大臣和一般的读书人如孔子，也列入圣人的范围，并且认为原则上人人皆可成圣。他提到四位圣人，各有各的特点。第一位伯夷，非常清高：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伯夷，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侍，不是理想的朋友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不与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做官，与恶人交谈，就像穿戴礼服礼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讨厌恶人的心情推广出去，他会想，如果与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而那人帽子戴得不正，他就会生气地走开，像是被玷污一样。因此，诸侯即使有好言好语来相请的，他也不会接受。不接受，也就是不屑于接近罢了。
伯夷和其弟叔齐，为孤竹君之子，互相让位而逃离本国。伯夷后来逃到“周”这个地方，当时周还是诸侯。他看到周武王起来革命，就劝阻说，你最好不要革命，这是造反的事情。但周武王说，不行，天下百姓在受苦。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伯夷就不再食“周粟”，认为从商朝变周朝之后，连食物也改变了朝代。结果兄弟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上。像这样一种作为，对人对事的要求都非常高，绝不妥协，在孟子看来可以达到圣人的标准，叫做清高。
第二位圣人非常负责任，叫做伊尹。伊尹是商汤的宰相，他辅佐商汤王推翻暴君夏桀，创建了商朝。伊尹的作风跟伯夷不一样。“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任何君主都可以服侍，对于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天下安定出来做官，天下动乱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的作风。伊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强调：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下》）
天生育了这些百姓，就是要使先知道的去开导后知道的，使先觉悟的去启发后觉悟的。我是天生育的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将用尧、舜的这种理想来使百姓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伊尹这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朗朗上口。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些就是比较聪明，对于人生该做什么，人性往哪里发展，很容易就觉悟了；也有人只顾自己的生活，没时间也没兴趣想这些问题。所以人才需要接受教育，由前面那些先知先觉之士，教育后知后觉之辈。我们一般人都属于后知后觉，要有老师来教我们。我们懂了之后也去设法实践所学的东西，这样整个社会就慢慢改善了。伊尹曾经好几次出来做官，别人不要他，他就退下来；别人需要他，他就出来做官，非常有责任感，总觉得我一个人得到尧舜之道的好处，也要让天下人都得到，只要有一个老百姓没有受到这样的照顾，我就应该出来做事，帮大家的忙。这种行为，涉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第三位圣人非常随和，叫做柳下惠。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
柳下惠不以坏君主为羞耻，也不以官职低为卑下。入朝做官，不隐藏才干，但一定要遵循自己的原则。丢官去职而不抱怨，倒楣穷困而不忧愁。与没有教养的乡下人相处，他态度随和不忍心离开。“你是你，我是我，你即使在我旁边赤身裸体，又怎么能够玷污我呢？”所以，听说了柳下惠作风的人，狭隘的变得开朗了，刻薄的变得敦厚了。
柳下惠和伯夷正好是对照。伯夷清高，稍微有一点看不顺眼，就不愿妥协。柳下惠随和，完全不拘小节。两个人在孟子心中都达到圣人的要求。说明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和作风，只要坚持真诚善意，努力做下去，都可以成为圣人。孟子这样说了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希望了，圣人不再是只有少数帝王像尧舜禹汤这些，一般念书人只要能够为百姓服务，坚持某种理想，都可以成为儒家的圣人。儒家思想的演变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三种圣人，第一位非常清高，清者；第二位非常负责任，任者；第三位非常随和，和者。第四种圣人，孟子认为是孔子，“圣之时者也”，是圣人中最合时宜的。这里要分辨一下“时”这个字。古代讲“时”是时机、适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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