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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念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孔子的一句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老师翻译成：孔子说，自己带了肉干来找我，我是没有不教的。结果同学哄堂大笑。这样翻译，孔子好像成了个开补习班的，你只要交学费，我就教。后来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谈到孔子时说他是一位至圣先师，拿他跟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比，比到最后冯先生说，孔子还是比不上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教学生不收学费，并且严词批评别人收学费；但孔子是收学费的，而且公开声明：“只要交了学费，我是没有不教的。”冯先生还加了一句，说这也不能怪孔子，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教书收费无可厚非。

我念到这一段心里很感慨，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仔细搜集了各种资料，认真研究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冤枉了孔子。因为这里所说的“束脩”并不是指肉干，而是指可以行束脩之礼的人，也就是十五岁以上的人。换言之，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是否带着肉干这样的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句话的读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见我的”的意思。但是从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反而“自……以上”的句法出现过两次。《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亦即从一岁（长出牙齿）以上的小孩，就要登记户口。这无疑针对“年龄”而言。因此孔子这句话应该念成“自/行束脩/以上”，从十五岁以上。因为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学，所备之礼即为束脩，行此礼之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脩”称之。东汉郑玄为“束脩”所下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注）。

第二个理由是“自”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其中十次当作“从”来讲，譬如“有朋自远方来”，从远方来。还有十次作为反身动词的主词当“自己”来讲，譬如自道，说自己；自辱，侮辱自己；后面不会再有受词。而且古代不像今天有月历年历，很容易知道今年几岁。在古代，你问一个人几岁？他说比去年多一岁。那去年几岁？比前年多一岁。到底几岁搞不清楚。古人更在乎的是你是否经过了某一个阶段，譬如女孩子十六岁要行及笄之礼，头发束起来，别人一看就知道她待字闺中，准备嫁人了。男孩见面要问“加冠”了没有，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行束脩则是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时要送十束肉干，后来就用来代表十五岁。孔子自己没有机会念大学，他十有五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最后卓然有成，推己及人，回馈社会，公开宣布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他要求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怎么可能大声宣传自己要收费教徒呢？

还有一个理由，《论语》是孔子的学生编的，如果这句话真有“收肉干”的负面意思，恐怕会被删掉。但事实上这句话完全印证了孔子有教无类的胸襟。况且他有弟子三千，每人送十束肉干，就是三万束肉干，怎么吃呢？吃了还有命吗？《论语·乡党》里有一句话铁证如山：“沽酒市脯不食”，孔子很注重饮食卫生，对于市面上买来的酒和肉干是不吃的，他怎么可能跟学生说，你送肉干来我就教你呢？这完全违反孔子的生活习惯。

很多人说，那孔子不收肉干，他生活怎么办？事实上孔子年轻时做过一些基层公务员工作，管过仓库、牧场，后来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替别人办丧事。办丧事在古代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一旦过世就需要专家来帮忙料理后事。所以孔子有他的生活资源，这一点实在不需要我们来担心，我们要担心的反而是他的学生不太长进，以至于后来墨家的学者批评说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说有钱人死了就很高兴，为什么？吃饭的机会来了。由此可知，孔子的学生也是以办理丧事为重要的生活资源的。这是老师教的嘛。但是他们忘记一点，办丧事要心存哀戚，要能体谅丧家，不能想着这是我吃饭的机会来了，好像我要开始工作上班一样，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孔子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很穷困。这一点可以在《论语》里找到许多例证。所以他教学的时候，弟子诚心送来薄礼，他也没有理由拒收。但是本末轻重不宜混淆，说孔子教书要收肉干当学费，我认为不然。因为像颜渊这样的学生，一贫如洗，孔子还对他赞誉备至。把“束脩”当成学费，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4。为何挑剔食物？

“割不正，不食”这句话我们都熟悉。肉没有割正，孔子就不吃。当时我们对孔子的印象实在不好。有肉吃就不错了，还那么挑剔干嘛？后来念到《论语》这段原文，才知道孔子对食物的挑剔何止“割不正，不食”，他有八种东西不吃，三种东西不多吃。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论语·乡党》）

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烂了，都不吃。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没有相配的调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较多，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只有喝酒不规定分量，但从不喝醉。买来的酒与肉干，不吃。薑不随着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有人根据“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认为孔子是一位美食主义者。“厌”这个字在古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食物愈精巧愈好，肉切得愈细致愈好。其实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孔子吃东西不在乎是否精巧，是否细致，因为他很能够自得其乐。他曾经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哪怕过的是粗茶淡饭的简陋生活，也不在乎。他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对于生活的享受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他为什么又有八种食物不吃呢？养生的考虑。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一旦生病，不容易治愈。怎么办呢？预防胜于治疗，而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吃东西要小心一点。譬如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我年轻时不太理解这句话，自己过了五十岁以后才知道，肉的切割方式不对，确实不容易咬烂，再加上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吃下去很可能不消化。所以，孔子的饮食看似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孔子还有三种食物不多吃，肉不多吃，酒不多喝，薑不多吃。这些生活经验都非常切合实际的情况。譬如人的酒量跟身心状况有关；今天心情很差，一杯酒就醉了；我就看过一个朋友，心情坏到极点，大家聚餐的时候，一杯酒之后，人不见了，为什么？到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而心情好的时候，往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孔子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他说自己“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替别人办丧事时，不敢不尽力把丧事办好，不因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扰。显示出孔子的人生态度：做任何事都恰如其分，尽好自己的本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这确实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和自制之力。

孔子是一个重视身体健康，注意养生的人。除了对食物很挑剔，他的起居作息也有颇多值得参考之处。譬如“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这样做不但对健康有益，也可培养人做好每一件事的专注力。再譬如，“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都合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甚至连生病吃药，孔子都很慎重。有一次他生病了，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送药给他，孔子“拜而受之”，但是说：“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所以不敢服用。”有人据此认为孔子可能深通医理。因为药必须对症，不能随便服用，对一个人是良药，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是毒药，不可不慎。

从孔子的养生的观念可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家，不只谈一些高尚的人生理想，也注意到人生的实际情况的方方面面，从每日的食、衣、住、行开始，每一步都走在人生的正途上，不要因吃喝玩乐而忘记了人生理想。而这些养生观念，不仅对古人，对我们今天的人也非常有用。现在很多人得所谓的“富贵病”，大都是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饮食享受上，而要设法加强人生的修养。因为真正的快乐在内不在外，你从外面得到的乐趣会随着刺激效应的递减而慢慢减少，到最后求乐反苦；而通过自我修养，由内而发的快乐却是真正持久的。孔子一再强调我们对于食物要重视，是因为人生的时间非常宝贵，应该抓紧时间修养自己，生病虽然难免，但总要设法避免。

5。谁的耳朵顺了？

人类历史上最短的自传是孔子说的，只有三十七个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孔子一生的自我描述。但我要减掉一个“耳”字（六十而（耳）顺），因为这个字不但在整段话的文脉上说不通，而且与孔子生平的事迹也毫不相干。首先，“耳”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过四次，两次当语助词，没有意思，如“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汝得人焉耳乎”（《论语·雍也》）；还有一次明指耳朵，“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旋律；第四次就是“六十而耳顺”了。由孔子自述生平的其他各阶段来看，如“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他在《论语》中反复声明的题材，唯独对“耳顺”却无一语提及。

再看孔子六十岁前后所做的事情，跟耳朵没有任何关系。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到处奔波。有一次子路清早进城，守门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可见当时有很多人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形容孔子。为什么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去做呢？因为要顺天命。

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叫做“仪”。“仪封人”，也即这个地方的封疆官员，想跟孔子见面。谈完之后，这人出来反而安慰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混乱已经很久了，上天要以你们的老师孔子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古时候有金铎、木铎，金铎是金口铜舌，里面的铃铛是用铜做的，敲起来声音刺耳尖锐，一般用于军事作战。木铎是金口木舌，声音钝钝的，代表宣传教化。仪封人说，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代表教化百姓正是孔子的天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两次生命遇险，也都诉诸于天。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上天如果还不让我们的文化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第二次在宋，司马桓魋要杀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对自己是在奉行天命充满信心，有恃无恐，认为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正是他基于知天命、畏天命，而表现的顺天命。因此，“六十而顺”是在顺天命，跟耳朵完全无关。如果这些还不能证明的话，可以看原文，每一句“而”字后面都是一个动词：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六十而”后面又为何多出一个耳朵呢？实在令人费解。

《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易传》这些早期的儒家经典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两个字。孟子特别喜欢学孔子，如果耳顺是孔子六十岁的境界，孟子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发扬。但孟子只说顺天命，易传里面也同样提到顺天命。顺天命的观念在古代是可以理解的，“顺”是下对上，譬如顺父母，顺国君，顺长辈这些。前面讲得很清楚，五十而知天命，后面就要顺天命，顺着五十岁所知的天命。

我在荷兰有一次主持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一位学者对儒家也有一些研究，我跟他说这个“耳”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六十而顺天命。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最后加了一句，说我们外国人认为“耳顺”很神秘，愈神秘愈好，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神秘的话，就可以猜测。确实有人猜测“耳”与圣有关。在繁体字中，“圣”（繁体圣）字从耳从口，可见必须耳从口直，才可成圣。如果这种解释对的话，那么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岂不等于自行宣称是个圣人或至少接近圣人了吗？但孔子明明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朱熹用心良苦，认为耳顺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四句话值得推敲。“声入心通”是说听到什么都懂了，其实这只是“不惑”。“无所违逆”，所指不论是自己的感受或对别人意见的反映，都难逃“乡愿”的批评。“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可参考《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也是把孔子当成圣人。后代的学者当然可以把孔子当成圣人，但是孔子自己断然不会认为自己在六十岁就抵达了圣人的境界。他由“志于学”着手，所学之具体内容为礼，故“三十而立”是立于礼。立身处世与人交往，四十岁明白人间应行之事的道理，所以不惑。然后，下学而上达，对个人命运及使命得到透彻的体认，是谓“知天命”。接着，六十而顺天命，周游列国，希望得君行道，安定天下百姓。到了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代表他与天命合二为一。因此，孔子这一生，无论怎么解释，“耳顺”都令人费解。所以真相可能是：“耳”是多出来的字。

6。谁说孔子不幽默？

提到老师，大概每个人心情都有点严肃，尤其是像孔子这样的老师，被尊为“至圣先师”，恐怕是像雕像一样，很少说话，不茍言笑，道貌岸然的。但事实上真实的孔子是很有幽默感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一段故事：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到了郑国的时候跟学生们走散了。走散之后，孔子就在城门底下等着，等学生来找他。这时候有人跟子贡说，城门底下站了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一样。子贡找到老师，把这段话说给他听。孔子听了之后说，对啊，他说的没错啊，我就是丧家之狗嘛。（原文为：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现在有人据此把孔子说成“丧家狗”，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孔子幽默的一种表现。

孔子平常跟学生说话，有时候语气是很轻松的。《论语》里有两段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第一段：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接着向学生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