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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淳风回答：“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而且是陛下的亲近眷属。从现在起，不出三十年，此人必定据有天下，并会将李唐子孙屠戮殆尽，这样的征兆已经形成了！”

听着李淳风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描述着这个恐怖的未来，李世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将会如何？”

李淳风看见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额头上青筋暴起，目光像刀子一样尖锐而森冷。

“天意如此，人力不可违抗。”李淳风说，“正所谓王者不死，如果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只不过多杀掉一些无辜的生命而已。再者，从今往后三十年，这个人年岁已老，或许还能有几分慈心，制造的灾难也许会小一点。假如现在把此人杀了，上天也许会再遣一个，到时候正当壮年，一旦施展毒手，恐怕陛下的子孙一个也剩不下了！”

李世民沉默了。

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去吧。李世民最后无奈地想，也许儿孙自有儿孙福，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收拾这个可怕的“女主武王”；也许纯粹是李淳风危言耸听，李唐的未来绝不会像他形容的那么恐怖。

李世民被这则恐怖的政治预言深深困扰的那一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

此时此刻，在李世民后宫的三千佳丽之中，有一个方额广颐的美貌女子，正用一种抑郁而迷惘的目光仰望着掖庭宫上那一方青灰色的天空。

在她的印象中，这片天空好像永远是青灰色的。

十年了，已经整整十年了！

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入宫到现在，生命中最美丽的十年时光已经从她的指缝、眉间、两鬓、发梢悄悄溜走，而她只能永远盯着掖庭宫的天空发呆。

这个女子在后宫的品秩是才人，位列嫔妃群的第五品。

从十四岁入宫的那一年起，她就已经是才人了。可时至今日，她依旧是一个不上不下、不咸不淡的才人！

就在入宫第二年的某个夜晚，一个满庭弥漫着栀子花香的夏日夜晚，大唐天子临幸了她。

无论年华如何老去，她永远记得那一夜皇帝在她耳旁留下粗重的喘息声。然而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年轻的武才人根本来不及感受和体验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也许她的内心刚刚泛起一阵幸福的涟漪，太宗皇帝的大手就熟练而潦草地划过她的肌肤，然后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略显粗暴的方式，把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

对了，皇帝临走时还托着她的下颌端详了许久，最后赐给了她一个名字——媚娘。

是的，她就是武媚娘。

至今，武媚娘犹然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早晨，那个彻底改变她命运的早晨。

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

冬日。长安。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天色晦冥。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两只落单的白头翁从空中低低掠过，扔下几声孤独而凄婉的鸣叫，随即扑扇着翅膀朝终南山方向飞去。一驾来自皇宫的豪华车辇轧着厚厚的积雪在坊间辘辘而行，最后缓缓停在已故荆州都督、应国公武士彟的宅邸前。

来自宫中的使者径直走进应国府，高声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武士彟的遗孀、应国夫人杨氏带着家人跪地接旨。当她从使者手中接过诏书的那一瞬间，两行清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数日前已经接到宫中告谕，说天子要把她十四岁的次女召进宫中纳为才人，尽管杨氏一再告诉自己，这是皇帝对武氏一门的恩宠，也是女儿命中注定的福分，可是事到临头，一种深切的感伤和不舍还是强烈地撕扯着她的心扉。

宫门一入深似海。女儿一旦踏上这驾皇家车辇，今生便极有可能不复相见。纵然凡尘俗世与帝王宫阙仅仅隔着一道红墙，但这道薄薄的红墙却形同天堑，足以令她们母女骨肉分离、咫尺天涯。杨氏一想到女儿这一去无异于永诀，便禁不住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然而，天子的诏命是不可违抗的。

无论女儿这一去是福是祸，杨氏都只能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祷告上苍，千万不要让女儿遭遇无数白头宫女那样的命运——一生得不到天子宠幸，只能在千芳竞妍的掖庭永巷中独自枯萎，在无人注目的深宫一隅中默默老去。

杨氏并不敢奢望女儿能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更不敢奢望她有朝一日能够母仪天下，她只是祈求上天能让女儿一生平安，让她获得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

仅此而已。

可即便只是这点念想，杨氏依然担心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

空中不知何时又飘起了大雪，天色越发晦暗。

在使者的一再催促下，杨氏终于还是让她的女儿——那个方额广颐、蛾眉凤目的女孩——走出了她厮守十四年的闺房，走出了应国府的九曲回廊和深深庭院，走出她成人之前的最后一寸光阴，来到这驾镶玉鎏金的皇家车辇旁，来到这驾承载着未知命运的马车旁。

虽说早已看惯了后宫的三千佳丽，可当几个使者第一眼看到这个女孩时，心里还是不约而同地掠过了一阵惊艳之感。

让他们感到惊艳的不仅仅是女孩的容貌，还有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神情。

那是一半妩媚映衬着一半孤傲，还有一半矜持遮掩着一半忧伤。

杨氏和一干女眷站在府门前的台阶上，目送着女儿步下台阶。杨氏依然泪流不止，左右女眷不住地低声劝慰，但显然阻止不了她的感伤和悲泣。即将迈上车辇的一瞬间，女孩忽然转过身来，向母亲深深施了一礼，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见天子何尝不是一种福分，何必像小儿女一样悲泣？

直到很多年以后，来自宫中的使者依然清晰记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说过的这句出人意表的话。在许多私下的场合，他们始终声称——早在迎她入宫的那一天，他们就已看出这个女孩绝非凡人，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女儿说这句话时带着一脸从容自若的神情，杨氏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蓦然止住了哭泣。

那一刻，她的目光中满是错愕。

因为女儿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

这驾皇家马车很快就走远了，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缩成了一个缓缓蠕动的小黑点。

当沉重的宫门从身后砰然关上，马车内的女孩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截成两段，一半扔进了帝王之家，一半抛出了宫墙之外。

雪一直下，自苍旻深处不停落下，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应国府到太极宫的这条路上。

这一场仿佛永远也下不完的雪，多年后依旧在女皇武曌①苍老的记忆中久久弥漫。

第三章　武氏初次入宫

【一个木材商人的华丽转身】

若干年后，当李唐帝国的天空忽然升起武周王朝的日月，当几千年来一贯由男人统治的江山忽然被胭脂红粉所主宰，女皇武曌的家世出身自然成了大周臣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女皇武曌是并州文水人，其父武士彟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可谓官尊爵显、位高权重，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女皇之父武士彟早年其实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木材商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的排序历来是：士、农、工、商。商人就是四等公民、社会末流。即便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可在当权者面前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农民兄弟的腰杆都可能挺得比你直。因为他们身后有一条永远开放的上升之阶。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说农民出身的人只要肯付出努力寒窗苦读，就有可能一朝翻身光宗耀祖，可这样的机会商人却没有，因为科举考场的大门永远都向“铜臭满身”的工商从业者关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歧视商业的官本位社会中，财大者未必就能气粗。

青年时代的武士彟就感觉自己的气一点都粗不起来。虽说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营建东京之机发了一笔横财，腰包里沉甸甸的，但是在那些手握大权、颐指气使的官老爷面前，来自并州的木材商人武士彟也只有低声下气、点头哈腰的分。

这个心结也许就是武士彟后来弃商从政的诱因之一。

做生意的人都善于交结应酬，这一点武士彟自然不会例外。他之所以能快速致富，原因就是攀上了当时朝廷的“四贵”之一——观王杨雄，而杨雄的弟弟就是主管东京营建工程的副使——纳言（宰相）杨达。（这个杨达就是后来女皇武曌的外公。当然，那时候的武士彟还不知道十几年后自己会娶杨达的女儿为继室。）

武士彟虽然通过杨氏兄弟的关系在洛阳营建工程中大发其财，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却没有及时巴结（也可能是手段不够硬，没巴结上），这个人就是东京营建工程的主使——尚书令（第一宰相）杨素。武士彟得罪杨素的具体原因史书无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杨素对这个姓武的木材贩子非常不爽。所以，当武士彟忘情地奔走于并州林场与东京官场之间，其财富也随着拔地而起的洛阳宫阙而节节看涨之时，杨素就已经在暗中给武士彟罗织了一些罪名，一意要置他于死地。

危急时刻，武士彟此前打造的权力保护伞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朝权贵杨雄等人积极出面营护，总算帮他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许多年后，一贯快意恩仇的女皇武曌替自己的父亲出了这口恶气。她颁下一道敕书，下令杨素一族的子孙世世代代不能担任京官。表面理由是说什么杨素为臣不忠、对隋朝之亡负有重大责任云云，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女皇这么做分明就是有冤申冤、有仇报仇。

在权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武士彟一口气逃回了并州老家。惊魂甫定之余，武士彟不禁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自己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经营多年的生财之道也彻底断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武士彟知道自己必须进行职业转型，可他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转。

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群雄蜂起，天下大乱，蛰居家乡的武士彟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也是自己脱胎换骨的绝佳时机。他略为思考之后，随即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弃商从戎。

他希望在乱世中建立军功、扬名立万，最后跻身政界，彻底摆脱地位卑下的商人角色！

武士彟花钱买了一个“鹰扬府队正”的低级军职，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耳熟能详——武士彟搭上了太原留守李渊这条乘风破浪的大船，从此咸鱼翻身，不但摇身一变成了太原首义元勋和李唐开国功臣，而且在武德一朝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最终跻身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华丽转身。

可是，武士彟出道的时候只不过是个小小的“队正”，手下就管着区区五十号人，而太原留守李渊则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并且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兄，双方的身份地位如此悬殊，武士彟又是如何攀上这根高枝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彟的发迹史比之八百多年前的邯郸巨富吕不韦以及一千多年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身上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点——商业上的成功不仅让他们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且培养了他们长袖善舞的处世能力和精明务实的经营才能。此外，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商业领域中取得的经验给了他们一双洞察世事的慧眼，也给了他们一种高度前瞻的风险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在千千万万人中一眼就锁定那个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回报的“奇货”，并且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出手、不惜代价地投资！

对于吕不韦而言，秦国公子嬴异人就是难值难遇的奇货；而对于武士彟来讲，太原留守李渊同样是不可多得的奇货。

早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奉命征讨当地变民，就曾在行军途中路过武士彟的家，受到了这个低级军官的热情款待。当时武士彟一见到李渊，就认定他“雄杰简易，聪明神武，此可从事矣”（《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当即决定把筹码押在李渊身上，以期在日后获取巨大的政治回报。而当时的李渊早已有了起兵举义的打算，一直在暗中积蓄势力、结纳四方豪杰，当然也乐意结交像武士彟这种精明强干而且家底殷实的人物。

初次见面，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很好，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到了第二年李渊正式坐镇太原后，他就立即把富有经营才干的武士彟提拔为行军司铠，亦即主管后勤装备的军械部长，也算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武士彟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棵足以庇荫的大树，于是更加不遗余力地逢迎攀附。李渊也很给面子，时常光临武宅做客，与武士彟“乐饮经宿，恩情逾重”。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隋朝天下分崩离析，人人都知道——改朝换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武士彟的几个兄长一致看好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认为只有他才是四方群雄中最有实力问鼎天下的人，于是纷纷劝说武士彟投奔李密。可武士彟却冷冷一笑，说：“李密虽有才气，未能经远，欲图功业，终恐无成。”（《全唐书》卷二四九《攀龙台碑》）

在他的心目中，普天之下，唯有雄才大略却又引而不发的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才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可问题在于，四方的逐鹿群雄已经风风火火地干了好几年了，隋朝的大蛋糕眼看就要被他们蚕食殆尽、瓜分一空，可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唐国公李渊却还在默默蛰伏，他究竟在等什么呢？

武士彟坐不住了。

他决定采取行动，在背后推唐公一把。

他先是试探性地送给李渊几本兵书，可李渊却装聋作哑，不为所动。武士彟又换了个法子，一连数日绘声绘色地向李渊描述自己的奇异梦境，说某一夜，梦见空中传来一个神秘而威严的声音在说：“唐公当为天子！”又某一夜，梦见唐公骑着马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忽然看见唐公“噌”的一下飞到天上去了，而且还伸出两只手，一手擎起了太阳，一手揽住了月亮……（《攀龙台碑》：“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

这显然是一个正宗的天子架势！

如果说武士彟此前送兵书时李渊还在装傻充愣的话，那么当武士彟告诉他这些意味深长的“梦境”时，李渊就不能不表态了。他随即推心置腹地告诉武士彟，自己“深识雅意”，只是兹事体大，请武士彟“幸勿多言”，如果将来大事成功，定当“同富贵耳”（《旧唐书·武士彟传》）！

听到李渊的许诺时，武士彟禁不住一阵狂喜。

那一刻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个扬眉吐气、光宗耀祖的未来。

事后来看，武士彟应该算是最早劝李渊起兵的人之一。单就这一点而言，武士彟就无愧于“太原元从”的称号。当然，要从一个首谋举义的幕僚变成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绝不仅仅是做几个怪诞的梦、拍几个肉麻的马屁就可以办到的，你还必须脚踏实地地干几件正经事。

当时的太原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颗钉子。有他们在，举义之事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王威和高君雅察觉李渊有所异动之后，就准备拿李渊的亲信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开刀，理由是这两个人逃避兵役，应该逮捕问罪。王、高二人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打和警告李渊，同时削弱他的力量。关键时刻，武士彟站出来了，他说，这两人都是唐公的亲信，如果逮捕他们，唐公很可能会翻脸，万一引发内讧，对大家都没有好处。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只好作罢。

稍后，李渊以防备刘武周和突厥人为由，开始大举募兵，随时准备起事。王威手下的一个将领田德平对此深感怀疑，就想建议王威暗中调查李渊募兵的真实意图。武士彟又当即出面阻止，他说：“兵权在唐公手上，王、高二人只是挂名而已，即使他们真的查出什么，又能拿唐公怎么样？”田德平闻言，也只好打消调查李渊的念头。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太原起兵前夕。当时的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千钧一发，武士彟能够及时将问题摆平，从客观上保证募兵举义之事的顺利进行，贡献自然不能算小。

李渊正式起兵后，武士彟被任命为铠曹参军，随军西进关中，其间因功被封为寿阳县开国公，赐食邑一千户。唐军攻取长安后，武士彟又以“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旧唐书·武士彟传》），再增食邑一千户，并赐宅一所。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废掉隋恭帝，建元武德，开创唐朝。武士彟被任命为库部郎，并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之衔。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一举进入大唐帝国的权力高层。

至此，武士彟的风险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