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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

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的人选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

【李治成了皇位接班人】

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

很显然，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

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所以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目的就是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其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可想而知，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而长孙无忌之所以坚决拥立李治，就在于李治年龄小，性格柔弱，易于掌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毋庸讳言，其原因就是这个外戚试图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长孙无忌拥立李治的深层动机正在于此！

在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中，除了长孙无忌外还有一个就是禇遂良。

禇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禇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但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禇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禇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三号人物，也在其中发挥了看似无形但却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人就是李世勣。

李世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

说来话长。早在贞观七年，年仅六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这么小的毛孩子当然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世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李世勣算得上是晋王李治的“故吏”。他在并州取得的政绩，既是他自己的，也可以算是李治的，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们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场储位之争中，李世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众所周知，李世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如李靖已七十多岁，早已致仕；尉迟敬德也于贞观十六年淡出现实政治；而侯君集又在此次储君危机中因谋反被诛……在此情况下，李世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综上所述，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禇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世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

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贞观政要》卷三）

李世民很清楚，假如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不保，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很可能受到危及。

因此，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

换句话说，他是选择了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

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然而，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

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呢？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他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头肯定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恐怕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

职是之故，李世民才会表现得那么一反常态，先是把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是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也是做给长孙无忌等人看的，目的是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作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从而提醒他们——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换言之，他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

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李世民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那答案不就不言自明了吗？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六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

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选择。

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作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个结果真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正应了那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未来的唐高宗李治，就是历史老儿阴差阳错选中的这个渔翁。

李治继任储君的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一口气把这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李世民对李治的期望之高。同时，此举也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

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李泰被进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

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跌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

到死，他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第二章　李世民御驾亲征，讨平高丽

【这真是一支可怕的军队！】

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共有三个国家：高丽、新罗、百济。

高丽为高句丽之简称，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扶余人于西汉末期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西跨度三千一百里，南北跨度两千里，大抵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与中部。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高丽与后来的王氏高丽根本不是一回事，无论从历史渊源、疆域范围还是从民族构成来看，两者之间都毫无本质联系。古代高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领土有三分之二在辽东，即今天中国的辽宁省东部，朝鲜半岛的地盘实为扩张所得。而王氏高丽则是在古代高丽灭亡二百多年后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王建也根本没有高句丽族的血统。王建在《十诫书》中自称：“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可见王建是三韩人，与古代的高丽人毫无关系。（所谓三韩人，是朝鲜半岛南部古代居民的总称，包括马韩、辰韩、弁韩三支；三韩人是后来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

然而可笑的是，现代韩国为了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为了掩盖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事实，不惜歪曲并捏造历史，硬是把高句丽人认作自己的老祖宗，把古代高丽说成是韩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甚至把中国东北说成是韩民族曾经活动过的历史舞台。

朝鲜半岛的另外两个国家——新罗和百济，分别位于半岛南部的东面和西面，国土面积比高丽小，实力稍弱。三个国家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经常爆发战争。

尽管它们自古以来同是中国的藩属国，自两汉以迄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册封，可自从隋文帝时代起，高丽就开始屡屡挑战隋朝宗主国的地位，不但“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出兵入寇辽西，而且南征新罗和百济，大有强力扩张之势。

蕞尔小国竟然也敢蔑视天朝权威，企图称霸一方？

这当然令人无法容忍！

于是隋朝便先后对高丽发动了四次规模浩大的远征。其中隋文帝曾发兵三十万讨伐，但却因瘟疫流行、粮草不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被迫撤兵，结果未及与高丽交战便损失了十之八九的士兵。到了隋炀帝时代，好大喜功的杨广更是连续三次亲征高丽，仅第一次出动的军队就多达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后两次据称也都在百万人以上，然而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隋炀帝的三次远征全部铩羽而归！

最后一次尽管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可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惨重。

而更让世人料想不到的是，三征高丽竟然成了隋帝国由盛而衰的致命拐点。短短几年后，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就因国力耗尽、民变四起而轰然崩塌。

对于杨广来说，桀骜不驯的小国高丽就是他生命中的滑铁卢；而对于代隋而兴的唐王朝而言，该死的高丽照旧不让人省心。

武德年间，高丽与唐帝国之间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双方曾经交换战俘，高丽还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遣使上表，奉唐正朔，在国内颁行唐朝历法。唐高祖李渊也分别对高丽、新罗和百济进行了册封。

然而好景不长，从武德末年开始，高丽便又故态复萌了。它不但频频阻挠新罗和百济从陆路对唐的朝贡，而且不时出兵侵扰新罗和百济。即位之初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愿轻启战端，于是积极施展外交手段，遣使对三国进行调解。高丽表面上做出谢罪与和解的姿态，暗地里却一直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并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边境线上修筑了一条一千余里的长城，东北起于扶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