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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乾传》）。

因为李承乾深谙变脸绝技，所以在他当太子的早期，朝野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

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因此越发肆无忌惮，所玩的游戏也越来越不靠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恋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遴选了一批面貌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以五个人为一组把他们编为一个迷你型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然后自己住进去，每天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就拔出佩刀，割成一块一块与左右分享。

干完这些，李承乾还是不过瘾，有一天忽然对左右说：“我假装是可汗，现在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地上一倒，当即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许久，李承乾才高兴地跳起来，说：“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只要当一个突厥将军，我就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很快就落进了辅臣们的耳中。东宫大臣于志宁、张玄素、孔颖达等人吓坏了，赶紧苦口婆心地对太子进行劝谏。

可太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李承乾现在甚至连变脸都懒得变了。

他决定采用新的办法来对付辅臣。

什么办法？

杀。

李承乾一怒之下就派出了几名杀手，打算一举除掉于志宁等人。后来刺杀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是从此以后，太子李承乾就和东宫的大臣们彻底决裂了，同时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绝不仅仅只有李承乾一人。

还有一个宗室亲王和李承乾一样，也不是什么好鸟。

他就是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

李元昌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所以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伙称得上是一对臭气相投的活宝——太子李承乾是年少轻狂，而汉王李元昌则是为老不尊！

这对活宝凑在一块的时候，最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然后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有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禇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旧唐书·濮王泰传》）

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

尽管禇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有皇帝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指数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也是纷纷向他靠拢。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他们十分卖力地替李泰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权贵们为了寻找日后的政治靠山，当然也乐意把他们的筹码押在获胜几率更高的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政治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其政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两个字——夺嫡。

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蠢蠢欲动，大有志在必得之势。

一股夺嫡潜流已经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剧烈奔涌。

李泰坚信：李承乾这个没用的瘸子迟早有一天会从储君的位子上滚蛋，只有他这个文武双全、众望所归的魏王才是入主东宫的不二人选！

【李承乾把自己玩死了】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又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那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大忌！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李泰就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和迫不及待，终究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深深的不快——你李泰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

再者，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禇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大约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下半年起，李世民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打消了废立之心。

这一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何事最急？”禇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所谓“宜有定分”，实际上就是劝告天子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杜绝魏王的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

众所周知，魏徵是贞观群臣中最以忠直著称的人，同时更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以此“绝天下之疑”。

换言之，就是让魏王李泰死了当太子的这条心！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后来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才会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尽管太子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李承乾。

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把他扶上帝位。

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就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一个叫称心的乐童。

称心这个名字是李承乾起的。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

宠爱到什么程度呢？

宠爱到“与同卧起”（《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的程度，也就是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做爱做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这一幕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这种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可谓不胜枚举。

但是，别人有十个称心可能都没问题，而李承乾只要拥有一个称心就足以把他害死。因为眼下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李承乾的这些龌龊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恨不得马上就把他废了。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来自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他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有可能会向对手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得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反而在宫中为称心建起一座灵堂、供起一尊塑像，朝夕焚香祭奠，终日泪水涟涟。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一点李承乾当然比谁都清楚。可他并不是想方设法挽回局面，而是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甚至“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因而“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这就叫破罐子破摔。

这就叫铁定了心，一条道走到黑！

李承乾认定称心事件是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随时找机会干掉李泰！

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最终不但没有干掉李泰，其中一个反而出卖了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