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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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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麹文泰死了。
准确地说,他是被吓死的——“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旧唐书·焉耆传》)
高昌的臣民们目瞪口呆——几天前的豪言壮语犹然在耳,他怎么就死了呢?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让他们无比景仰、无比信赖的这位国王怎么能抛下他的万千子民,说死就死了呢?
直到此刻,高昌人才蓦然发现,麹文泰的心理素质要远比他们想象的低得多。
可他已经两手一甩,双腿一蹬,撂挑子了。现在再去研究他的心理素质已经毫无意义。如丧考妣的高昌人赶紧把麹文泰的儿子麹智盛拥上王位,希望这位新国王能继承乃父遗志,带领他们抗击入侵之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朝远征军抵达高昌边境的柳谷(今新疆哈密市东),此时侦察兵来报:“麹文泰的葬礼即将举行,达官显要都将云集于都城。”众将闻讯,纷纷建议直接对高昌都城发动突袭。侯君集却说:“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命我讨伐它,如今在人家的葬礼上发动袭击,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于是命大军向高昌城东南的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进发,于次日拂晓兵抵田城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唐军随即发起强攻,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了七千余人。
高昌国丧结束后,侯君集立刻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向高昌城发起进攻。高昌军出城迎战,辛獠儿迅速将其击溃。随后,唐军主力全部进抵高昌城下。
麹智盛慌忙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说:“先王麹文泰得罪唐朝天子,已遭天惩,身已亡故。我继位时间尚短,恳请阁下怜悯体察。”侯君集回信说:“若真心悔过,当自缚双手到军营前投降。”
自缚投降?麹智盛当然不干。他老爸生前早把高昌城修筑得沟深城坚,何况西突厥的援军此时就驻扎在北边不远的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既然手上还有这些筹码,麹智盛岂能不战而降?
高昌不降,唐军只好开打。
侯君集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填平了护城壕沟,随即把云梯、撞车、抛石机、巢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全部推上战场,一股脑儿往高昌城上招呼。
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号。守军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躲进房屋里面,压根就不敢露头。
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此役动用的这些攻城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而且精确程度非常高,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武器。比如巢车。电子书下载,就是高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它的高度足有十丈,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也就是说,巢车并不是攻击型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犹如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机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准确命中目标,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假如没有命中,下面的投石手就根据观察员的提示,改变打击的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
在唐军的这种致命打击之下,高昌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高昌城即将灭顶,麹智盛不住地向天祈祷,巴望着西突厥援军赶紧到来。
可是,西突厥的援军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所在不远——就在唐军的军营里。
准确地说,是在唐军的俘虏营里。
尽管高昌很早就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然而,这种“相助”绝对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帮助高昌欺负伊吾、焉耆这些西域小国,顺便掳掠财帛子女,咄陆可汗的积极性当然很高,可要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对手,咄陆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侯君集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咄陆可汗就一溜烟跑了,“惧而西走千余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可汗浮图城。没想到这个亲王比咄陆更怕死,咄陆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
事已至此,麹智盛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一年八月八日,彻底绝望的高昌国王麹智盛举城投降了唐军。侯君集随即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的二十二座城池全部占领,俘获人口共计一万七千七百。
早在唐朝出兵之前,高昌国内就已经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
(《旧唐书·焉耆传》)〗
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当时麹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初唱者,可后来却一无所获。麹智盛断然没有想到,他即位不过才几天,这则可怕的预言就应验了。
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终于像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图城置为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唐会要·高昌》)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令西突厥大为恼怒并且深感不安。
一山不容二虎。
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西域:激烈的较量】
西突厥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后,西部的乙毗咄陆可汗和东部的咥利失可汗一直处于混战状态,双方势均力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底,咥利失可汗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其麾下的另一个部落拥立其侄继位,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自此,咄陆的政权称为北汗庭,沙钵罗叶护的政权称为南汗庭。南汗庭继承了咥利失的外交政策,仍旧与唐朝通好,“累遣使朝贡”,唐太宗李世民则“降玺书慰勉”。(《旧唐书·突厥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也就是唐朝征服高昌之后,李世民再次遣使前往南汗庭,赐以鼓纛,极力扶持这个亲唐政权。然而从这一年起,北汗庭的势力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又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被杀,北汗庭的咄陆可汗遂重新统一了西突厥。
这对唐朝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南汗庭的败亡意味着唐朝几年来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而北汗庭的崛起则意味着西域的安全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果不其然,统一后的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倨”,不但出兵攻灭了吐火罗,而且屡屡“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
唐朝与西突厥在西域的激烈较量自此展开。
由于西突厥刚刚一举踏平了吐火罗,因此咄陆可汗的气焰十分的嚣张。
他认为唐朝在西域经营的时间还很短,驻扎的兵力也十分有限,所以在他看来,要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可是,咄陆错了。
唐朝不是吐火罗。
在西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异常强悍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唐太宗亲自选拔任命的安西都护——郭孝恪。
郭孝恪,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史称其“少有志节”,隋末率数百乡人投奔瓦岗。因其足智多谋,深受李密赏识,与李世勣一同被派驻黎阳仓,随后与李世勣一起降唐。虎牢之战中,郭孝恪曾向李世民献策,力主两线作战,围洛打援,被李世民采纳。破窦建德、王世充后,李世民在庆功宴上当众褒扬:“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出诸人之右也。”(《旧唐书·郭孝恪传》)此后,郭孝恪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因能力突出,政绩显著,不久便获得升迁,入朝担任太府少卿,随后又迁左骁卫将军。
在考虑安西都护人选的时候,李世民很自然地想到了郭孝恪。因为他既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有勇有谋,又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足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才当然是镇守西域的不二人选。李世民随即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
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西突厥很快就要在郭孝恪面前尝尽苦头。
西突厥此次入寇的目标之所以选择伊州,很显然并不是为了劫掠财帛子女,而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炫耀兵威的目的。因为伊州远在高昌故地之东,西突厥要攻打它,就必须横穿整个高昌故地,即眼下的安西都护府辖境(西州),倘若仅仅是为了打劫,显然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舍近求远。
所以,郭孝恪马上就判断出——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敌人出动的兵力肯定不会很多。他当即决定予以迎头痛击。
郭孝恪亲率二千骑兵轻装疾进,在半道上对西突厥军发动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了突厥人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第一次试探失败,西突厥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攻击的力度明显加大了,而且兵锋直指安西都护府。
咄陆可汗命令屯驻在西州附近的处月、处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进攻西州境内的天山城(今新疆托克逊县)。在它东北面不远处就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交河城,可见西突厥此次进攻的目的是想直捣郭孝恪的心脏,企图一举摧毁唐朝在西域的指挥中枢。
假如天山失守,交河必定危急。
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
突厥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就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何况此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军根本捞不着半点便宜,多次强攻均被击退,付出了重大伤亡。处月、处密两部落见取胜无望,只好收拾部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郭孝恪居然率部出城,紧紧咬住了他们。
突厥人慌了神,赶紧拍马狂奔。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直接追到了处月部落的老巢。处月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唐军就开始攻城了。而且,与他们啃不动天山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城攻破了,处月酋长慌忙带着族人再次落荒而逃。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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