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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刚落，刘悟便一刀砍下了李师道的脑袋。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至长安。

淄青宣告平定。

自代宗广德年间迄今，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州，赋税自享、官吏自任、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镇，至此全部回归李唐中央。分裂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重新回到了大一统的轨道上。尽管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隐藏着诸多难以根除的隐患，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

十三年了。

从登基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尽管这十三年的岁月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一切总算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

此时此刻，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前，无比豪迈地宣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缔造了伟大的中兴。

是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无论是李唐先皇的在天之灵，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到骄傲，都应该为这一刻的到来额手相庆。

而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呢？

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开始随心所欲地享受人生？

宪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历史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对于李纯个人来讲，这样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它却一举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同时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而帝国命运的K线图，也随之在短暂的企稳反弹后，重新掉头向下，再度回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就屡创新低的下降通道上……

当然，此时的李纯看不到这一切。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

【宪宗之死】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尽管时令已是初春，但料峭春寒依旧笼罩着长安城，令坊间闾巷的士民瑟缩不止，身心倍感压抑。而对于大明宫中的宦官和宫人来说，这个萧瑟森冷的春天更是比往年的任何一场春寒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挨。因为此刻，侵袭他们的不仅是外在的寒气，还有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寒意。

这种寒意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就像死神冰冷的呼吸，时刻在你的耳边和脸上吹拂，令你无从抵挡，无所逃遁。

是的，这是死亡的寒意。它来自大明宫的心脏、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地方——中和殿。

那是天子李纯住的地方。

从去年暮冬开始，在所有宦官和宫人眼中，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成了一座阴森可怖的地狱——每天都有人活生生地走进去，然后变成僵硬的尸体被抬出来。

所有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而那个残忍的凶手就是他们的天子——李纯。

李纯天天服食丹药，丹中所含的铅汞之毒日复一日地流进他的血管，渗透他的骨髓，最终在他体内燃起了一团暴戾而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和宫女稍有不慎，就会被这团烈焰无情地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可此时的李纯显然已不是虎，而是一个疯狂的屠夫、一个嗜血的恶魔。

为此，中和殿的宦官和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看见死亡的利剑就悬在自己头顶，却不知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内侍宦官陈弘志跟其他人一样，日夜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陈弘志就会全身战栗，手脚冰凉。而每次值班结束，多活一天的庆幸刚刚从心里升起，下一轮恐惧便已重新把他攫住。

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恐怖得多。

陈弘志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到底哪一天才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自己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绝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等死。陈弘志想，肯定要想个摆脱绝境的办法。

可是，办法在哪呢？

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这些日子也活得很不安。

他担心的倒不是像那些内侍宦官一样无端被砍掉脑袋，而是担心天子一旦驾崩，自己的权力和富贵便会随之烟消云散。

吐突承璀之所以能在宪宗一朝倍享荣宠，得益于他在宪宗的身边最久——早在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吐突承璀就是他最贴心的奴才。因此，李纯即位后，吐突承璀就成了最得势的宦官。即使是后来因战败和受贿而两次遭贬，可他还是屡仆屡起，圣眷不衰，自始至终都牢牢执掌着禁军大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突承璀能否在宪宗死后继续在朝廷混，而且混得好，就完全取决于他跟当今太子的关系。

可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