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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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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本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本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镇出兵讨伐王承宗。
与此同时,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终于翘了辫子,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于十一月底自立为留后。
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
可是,朝廷刚刚对成德开战,不可能再腾出手来对付淮西,所以宪宗只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一切等讨平成德以后再说。
得知朝廷出兵的消息后,魏博田季安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对众将说:“中央军已经二十五年没有渡过黄河了,如今一旦越过魏博,消灭成德(魏博在成德的南面),魏博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诸位认为该怎么办?”
大将中马上有人挺身而出,说:“只要给我五千骑兵,定能消除大帅的忧虑。”
田季安大喜,高声对众将道:“壮哉!大军即刻出发,胆敢阻挠者,斩!”
魏博出兵,当然是帮着成德打朝廷的。很多年来,河北的这几个难兄难弟就是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也时常拿着刀枪互相比划,可一旦朝廷有什么动作,他们立马就会团结起来,掉转枪口一致对外。
不过,河北三镇的人也不全都是反贼,还是有少数人依旧是忠于李唐的。
比如眼下,一个叫谭忠的卢龙将领就是心向李唐的人。
田季安准备出兵阻击中央军时,谭忠正巧奉卢龙节度使刘济之命出使魏博。他意识到,如果不想办法阻止田季安,中央军必然会受到很大的牵制,获胜的希望也将大大降低。于是,谭忠马上去见田季安,说:“大帅,您若出兵攻击中央军,势必把四面八方的军队都引到魏博来,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田季安斜乜了他一眼:“怎么说?”
“如今,中央军准备越过魏博攻击成德,却不派老臣宿将,而是派一个宦官;不出动天下之兵而以神策军为主力,您知道这是谁的主意?”
“你说是谁?”
“这是天子自己的主意。”
田季安冷笑:“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谭忠无视田季安讥嘲的目光,接着说:“既然是天子自己的主意,目的当然是想夸耀他的天纵英明,以使朝野对他敬畏拜服。那么大帅试想,倘若中央军还没走到成德边界,就在魏博折戟沉沙,那无异于甩了天子一记耳光,他岂能忍受天下人的耻笑?一旦天子恼羞成怒,势必采用智士良策,派遣猛将精兵,再次渡河北上。到那时候,中央军汲取失败的教训,必然不会越过魏博攻击成德,而是集中全部兵力直取魏博。届时,大帅该怎么办?”
田季安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死死盯着谭忠:“那依你之见,眼下魏博该怎么办?”
谭忠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中央军进入魏博后,大帅不但不能与之开战,反而应该重重犒劳,随后大张旗鼓,表面上扬言攻击成德,暗中派人告诉王承宗:‘倘若魏博攻击你们,河北义士都会说魏博出卖朋友;可要是帮助你们,天下人又会说魏博背叛朝廷。不管是出卖朋友还是背叛朝廷,魏博都不愿意。所以,阁下如果能暗中解除防备,让魏博拿下成德一城,魏博便能以此奏报皇上,以示对朝廷的效忠。如此一来,成德只有小小的损失,魏博却能获万世之安,难道阁下不希望以此换取魏博的友谊吗?’这番话一说,成德肯定不会拒绝。到时候,大帅岂不是稳如泰山了?”
田季安笑了,笑得十分酣畅:“好极了!先生来此,是上天眷顾魏博啊。”
随后,田季安全盘采纳了谭忠的计策,先是与成德暗通声气,继而装模作样地“攻克”了成德的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谭忠成功说服田季安后,立刻动身返回幽州。
他知道,此刻节度使刘济肯定也在为同样的事情头疼。而谭忠想要做的,绝不止是让他像魏博那样保持中立,而是要努力说服刘济配合中央军,出兵攻打成德。
当然,要说服刘济出兵肯定是有难度的,搞不好连谭忠自己的小命都得赔上。但是,谭忠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全力争取。
谭忠回到幽州的当天,刘济正好召集众将开会,讨论当前对策。刘济对众将说:“天子知道我们和成德有宿怨(当初王武俊与朱滔经常交兵),一定命我们出兵讨伐,成德也一定会对我们严加戒备,怎么做对我们更有利,大家说说看。”
刘济话音刚落,谭忠便抢先回答:“天子一定不会命我们出兵,成德也一定不会对我们戒备。”
刘济闻言大怒:“你干脆说我和王承宗串通谋反算了!”然后二话不说,命人把谭忠扔进了监狱。
随后,刘济派人去成德边界查探军情,结果令他大为意外——成德居然跟谭忠说的一样,丝毫没有加强戒备的迹象。又过了一天,朝廷果然给卢龙下了一道诏书,宪宗在诏书中对刘济说:“你只要专心保护北部边境就好了,别让朕顾虑北方的胡人,以便一心一意对付王承宗。”
刘济慌了。
这两个情况对他来讲绝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成德对卢龙不加防备,就等于是向天下人表明卢龙与成德暗中勾结;而天子居然亲自下诏叫他不要出兵,摆明了就是怀疑他对朝廷不忠,并且相信他跟王承宗有一腿了。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一旦成德被朝廷灭了,天子接下来要收拾的人肯定就是他刘济了。
刘济越想越觉骇异,连忙把料事如神的谭忠放了出来,说:“你的判断非常准确,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谭忠在心里笑了。他知道,刘济现在已经对他刮目相看了,只要再戳一戳刘济的痛处,刘济必然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谭忠不慌不忙地说:“大帅怎么看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这个人?”
刘济不明所以地看了看谭忠,说:“卢从史和我关系不错,你提他干什么?”
“大帅有所不知。”谭忠摇头苦笑,“卢从史表面与卢龙亲善,实则包藏祸心;表面与成德决裂,实际上却暗中勾结。”
“何以见得?”
“在下据可靠的情报获悉,卢从史曾对王承宗说,‘卢龙虽与成德有旧怨,但成德毕竟是卢龙的南面屏障,所以卢龙不会帮朝廷打成德,成德自然也就不必防备卢龙。’王承宗采纳了卢从史的计策,因此对我们无所戒备。接着,卢从史又密报朝廷,说:‘天下人皆知卢龙与成德有仇,可成德却不加防备,足见卢龙也已背叛,暗中与成德联手了。’于是,天子自然会怀疑我们,因此才会下诏让大帅不必出兵。如此一来,成德就解除了北面的威胁,而我们则替成德背了黑锅。”
刘济悚然变色:“那你说该怎么办?”
“卢龙与成德有仇,天下无人不知,而今朝廷讨伐成德,大帅您手握大军,却未派一兵一卒参战,这就足够让卢从史一口咬定卢龙勾结成德,背叛朝廷了。其结果就是——卢龙枉怀忠义之心,却要背负反叛骂名,既得不到成德的感激,又落得个恶名远播的下场。天下之事,还有比这更冤的吗?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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