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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很清楚，皇帝是想抓宇文歆当替罪羊，可这么做必将寒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李纲遂据理力争：“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不但从未规劝，而且替他遮盖掩饰，导致士民怨愤，今日之败，罪在窦诞。宇文歆屡屡劝谏，齐王概不接受，这些事都有奏疏在案，宇文歆是一个忠臣，岂能杀他？”

李渊很无奈。

看来这三个人谁也动不得。

既然不能动，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天的朝会上，李渊亲切地把李纲叫到身边来坐，说：“多亏有您，我才不至于滥用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两个辅臣所能管教的。”随即赦免了宇文歆和窦诞的罪责。

李渊可以不问并州之败的罪责，可他却不能无视并州陷落的后果。

武德二年九月下旬，刘武周占领太原后，即命悍将宋金刚乘胜南下，迅速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随后，宋金刚又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攻陷了龙门（今山西河津市）。

战报传至长安，李渊和满朝文武再次震恐。

整个河东丢了大半，长安的门户已经豁然洞开。接下来，宋金刚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兵锋就可直指长安。

李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恐慌。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来说，李渊和裴寂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法，而且披头散发、口衔利刃，看上去十分恐怖，说是祛妖，其实他本人更像妖。巫师喜欢装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一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临刑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终遗言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真相是——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意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他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深入，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大唐王朝全线告急】

武德二年，李唐王朝在西北战场上不战而胜，在北面战场上不战而败，而在东面战场上则是——屡战屡败。

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窦建德就对驻守河北的唐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致使唐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闰二月，刚刚消灭宇文化及的窦建德就迅速攻陷了邢州（今河北邢台市），生擒唐邢州总管陈君宾。六月三日，攻陷沧州（今河北盐山县西南）。八月初，窦建德亲率十几万大军进逼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唐淮安王李神通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八月十一日，窦建德攻克洺州，唐洺州总管袁子幹投降。八月十九日，窦建德挥师直指相州，李神通再次逃往黎阳（今河南浚县），投奔李世勣。九月四日，窦建德攻破相州，斩杀唐相州刺史吕珉。九月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今河北柏乡县），生擒唐赵州总管张志昂和慰抚使张道源。

至此，唐朝在河北的城邑几乎全部落入窦建德的手中。

十月，窦建德率领大军继续向南挺进，逼近卫州（今河南淇县东）。在距黎阳三十里的地方，窦建德亲自率领的前锋部队与李世勣部将丘孝刚的三百名前哨骑兵遭遇。丘孝刚一向骁勇善战，首先发动攻击。窦建德败退，幸亏大军随后赶到，窦建德才转危为安。丘孝刚寡不敌众，被夏军斩杀，所部无一生还。

遭遇突袭的窦建德一怒之下转而命令大军围攻黎阳，很快将其攻克。淮安王李神通、秘书丞魏徵、李世勣的父亲李盖（徐盖）、唐同安公主（李渊的妹妹）全部被俘。只有李世勣带着数百名骑兵突围而出，渡黄河南下。

但是李世勣一越过黄河就勒住了缰绳。

因为父亲在窦建德的手中，这让他无论如何放心不下。经过几天的矛盾和挣扎，李世勣最终还是掉转马头，回到黎阳投降了窦建德。

窦建德大喜过望，随即任命李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仍镇守黎阳，却把李盖留在身边充当人质。同时，魏徵也被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

听说黎阳已经陷落，唐卫州守将也随之投降了窦建德。数日后，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家奴刺杀王轨，携带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建德说：“家奴害死主人，实属大逆不道！我窦建德怎么可能接受你这种人？”随即命人将那个家奴斩首，连同王轨的首级一同送回了滑州。滑州军民顿时大为感激，无不钦佩窦建德的为人，当天就相约向窦建德的使臣请求投降。随后，相邻的州县以及当时盘踞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的变民首领徐圆朗等，全部望风而降。

十月二十四日，大获全胜的窦建德班师凯旋，返回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开始兴筑万春宫，随后将夏朝都城从北部的乐寿迁到靠近河南的洺州，以利于进一步经略中原。

当窦建德在河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时候，刘武周和宋金刚也正在横扫河东，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的大唐王朝可谓全线告急。令人遗憾的是，在河东战场上，身为唐晋州道行军总管的裴寂却消极怯战、毫无将帅之略，根本无力抵挡宋金刚的兵锋，只能一味退缩。他不断下令催促虞州（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和泰州（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等少数几座未被占领的城池，烧毁城邑外围的所有村落、粮草和物资，然后把百姓驱赶入城。

裴寂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河东百姓的惊恐和怨恨，一时间民间骚然，人人欲反。这一年十月，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起兵，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出兵攻击，反而被吕崇茂打败。

河东的形势岌岌可危。李渊只好再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汇集大军援救河东。

当时，原河东郡治所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的守将尧君素被杀后，其部将王行本重新据城抗拒，唐军多次派遣各路将领轮番进攻蒲坂城，始终不能攻下。如今王行本眼见刘武周大兵南下，而唐军力不能支，顿时喜出望外，立刻派人联络刘武周，与宋金刚部遥相呼应。唐军的形势更为险恶，关中人心惶惶。李渊不得不下诏告谕河东各军，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不如暂时放弃河东，坚守关中。”

如果这个诏命真的得到执行，如果李渊真的放弃了河东，那么大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步伐绝对会放缓，甚至有可能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与四方群雄鼎足而立，维持一个群雄混战之局。

所幸，关键时刻总算有人站出来坚决谏止，并且主动请缨，最终挽救了河东的危局。

这个人就是李世民。

李渊的诏书一下，李世民立刻上疏表示反对。他说：“太原是帝业的发祥地，国家的根本所在，而河东物产丰饶、民众富庶，是京师的资源供应地，如果一举将其抛弃，臣窃感愤恨！请拨给臣精兵三万，必能平定刘武周，克复汾晋。”

李渊甚为欣慰，马上集结了关中的所有精兵，全部交给了李世民。

武德二年十月二十日，李渊亲自到华阴（今陕西华阴市）给李世民饯行。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就当之无愧地成了李唐王朝的中流砥柱。帝国的每一个危机时刻和重大的转折点，几乎都是李世民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使得初生的大唐王朝能顺利地迈上大一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创大唐王朝固然是李渊的功劳，但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首功之人，则非李世民莫属。

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率大军自龙门踏冰西渡，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南），与宋金刚对峙。当时，河东各州县由于饱受战乱和劫掠，百姓全部逃入城邑，致使村落荒芜，仓廪（lǐn）空虚，唐军无从征收粮草，驻扎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断粮。李世民向四方发布文告，远近民众听说大军元帅是李世民，于是纷纷来附。李世民向他们征收粮草，总算缓解了粮荒。

既然唐军会断粮，宋金刚同样也会断粮，所以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就是——坚守营垒，拒不出战，以此消耗宋金刚的粮食和锐气。

两军对峙的那些日子，李世民时常轻骑简从，亲自出营侦察敌情。有一次由于道路不熟，李世民和随从的骑兵走散了，身边只剩下一名侍卫。其时天色已晚，李世民和侍卫登上一座山丘，找了个避风的山坳休息，由于疲惫已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