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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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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被贬出京师的崔祐甫刚刚走到昭应（今陕西临潼县），传诏使者就快马加鞭地从后面追上了他。
跪地听宣的那一刻，崔祐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因为他一贯坚信——风水是轮流转的，宰相是轮流做的，不得人心的领导也总有一天会下台的！
现在，风水终于转到我家来了。
常衮，你认栽吧！
常衮万万没料到自己的结局会这么凄惨。
他本以为潮州是他给崔祐甫安排的归宿，没想到却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坟墓。
这真是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
常衮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新君李适为何如此决绝。他只能在无边的痛苦和失落中想起古人常说的一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作为代宗时代独秉朝政的首席宰相，常衮与新君李适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因为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会容许朝政大权过多地集中在某个大臣的手上！
所以，就算常衮不在此次礼法之争中落马，迟早也会因其他事情而下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衮其实是应该感到庆幸的，因为早些走还可以保住一条老命，晚了很可能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大历十四年这个阳光灿烂的夏天，当常衮黯然神伤地走上那条山高水远的贬谪之路时，德宗李适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崔祐甫的归来。
此刻的李适，已经在心里勾画了一幅重振朝纲、中兴李唐的宏伟蓝图，只等一个务实能干的宰相来到他的身边，帮他把这个美妙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李适：闪亮登场的新帝】
新君李适丧服未除，就毅然决然地拿掉了前朝的首席宰相，换上了一个区区五品的中书舍人，如此强悍的举动，不得不令满朝文武感到吃惊，也不能不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而李适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政”旋风。
——闰五月中旬，李适颁布诏书，宣布今后不再随便接受四方上贡的各种物品，同时撤除了由玄宗创立的皇家艺术中心（梨园），遣散乐工三百多名。
——闰五月十七日，一个不识时务的地方刺史献上一幅《庆云图》，以祥瑞之名谄媚朝廷、粉饰太平，李适对此深恶痛绝，下诏宣布：“朕以为，只有选贤举能、拔擢忠良才是真正的祥瑞，至于像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之类的东西，又有哪一样对百姓有益呢？朕在此昭告天下，从今往后，一律不得进献祥瑞。”
——数日后，李适又命人把宫内豢养的大象、豹子、斗鸡、猎犬等动物全部放逐，同时遣散了数百名宫女。
——六月初，李适下诏：“天下百姓，凡有冤屈诉状而地方政府拒绝受理者，可直接进京，向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告状；此外，若地方政府受理诉状，但百姓认为审理不公、对判决不服者，也可直接到三法司敲‘登闻鼓’，上诉申冤。”此诏一下，四方百姓欢呼雀跃，每天到京师击鼓鸣冤者络绎不绝。
——六月中旬的一天，奉命出使淮西的宦官邵光超刚刚回朝，就被天子李适下令杖打六十，即日流放边疆。此事极为突然，但明眼人却不难知晓个中原委：邵光超出使淮宁时，“按惯例”接受了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的重贿，计有绸缎七百匹、上等茶叶二百斤，还有数量不等的奴仆、马匹等。天子这回拿邵光超开刀，摆明了就是要杀鸡儆猴，一举破除“宦官出差必收贿赂”的这个惯例。邵光超出事后，刚刚出使各地满载而归的宦官们得知消息，赶紧把收受的各种贵重物品全部扔掉，一个个空着双手回到了长安。此后的好些年里，凡是奉命出使地方的宦官，再也没人敢收受当地官员的贿赂。
——这一年七月五日，朝廷突然派出了一支工程部队，强行拆毁了大贪官元载等人名下的一批豪宅。很快人们便得知，这是新天子李适直接下达的命令。当时，四方百姓在连年战乱中流离失所，而朝中大臣、各地将帅、当权宦官，却竭尽人、财、物力，竞相修建豪宅，而且一座比一座豪华壮丽，一座比一座奢侈靡费。老百姓对权贵阶层的这种奢靡之风极度痛恨，纷纷咒其为“土木妖”。而德宗李适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对这种社会现象颇为不满，所以才有了这次铲平豪宅的举动。当那些象征着权贵利益的“土木妖”纷纷倒下之时，京师的百姓们顿时欢声雷动……
就这样，在即位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德宗李适就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革除了种种弊政，树立了全新的政风，同时向帝国臣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李适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重振朝纲，中兴社稷！
作为一个盛年即位的天子，德宗李适的上述举措已经足以体现他锐意进取、矢志中兴的勇气和信念。但是，要想把前几任天子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收拾干净，光有勇气和信念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胆识、谋略和政治手腕。
那么，李适具备这些素质吗？
从下面这三件事中，我们不难得出判断。
第一件事：李适巧妙地削弱了“四朝元老”郭子仪的权力。
众所周知，郭子仪是大唐帝国首屈一指的功臣，历仕玄、肃、代、德四朝，战功卓著，勋业彪炳。历任天子为了奖赏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到了德宗即位的时候，郭子仪兼任的职务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在此，我们不妨罗列一张郭子仪的职务清单：司徒、中书令、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镇北大都护、关内副元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关内支度使、盐池使、六城水运大使以及押蕃部、营田使、河阳道观察使等等。
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权重、身兼十数职的帝国元勋，任何一个皇帝必然都会对其生出畏惧和猜疑之心。虽然郭子仪对李唐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生性谨慎，做人非常低调（否则恐怕早就因功高震主而被兔死狗烹了），但是当初的代宗皇帝还是很不放心，多次想削弱他的权力，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所以才一直没有动手。
眼下，如何“摆平”郭子仪就成了德宗李适不得不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
这个事情的难度在于：虽然郭子仪本人比较厚道，但他麾下那帮将领却没有一个是吃素的，万一事情做得不漂亮，把那帮将领惹毛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解决这道难题，必须有一个巧妙的办法。
经过一番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李适终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
一个字——分。
也就是说，必须把郭子仪手中的权力“分解”开来，再“分配”到他麾下的几个主要将领头上。如此一来，朝廷便能收一石三鸟之效：既削弱了郭子仪的权力，又安抚了那些骄兵悍将，还能让那几个主要将领从此对德宗感恩戴德。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德宗李适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授太尉，保留中书令，其余兼职全部免除；同时，将郭子仪原来担任的主要军职，分别授予他麾下的三个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Ｖ链耍飧隼帕舜谛矶嗄甑奈侍猓沼谠诘伦谑稚系玫搅送咨频慕饩觥�
第二件事：李适成功挫败了一起政变阴谋。
这起阴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说它不大，是因为牵涉面不是很广；说它不小，是因为它事关“废立”，直接威胁到了李适的皇权。
阴谋的策划者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侍郎黎幹，一个是高阶宦官（特进，正二品）刘忠翼。据称，黎幹为人“狡险谀佞”，而刘忠翼则是“恃宠贪纵”，两个人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很早就企图干预代宗“立后”和“立储”的大政。
若干年前，德宗李适尚未被立为太子，别有用心的黎幹和刘忠翼就极力劝说代宗，让他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再立独孤氏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但是代宗没有受他们的蛊惑，而是册立了长子雍王李适。
李适即位后，黎幹和刘忠翼惟恐遭到报复，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长安坊间纷纷传言，说黎、刘二人日夜密谋，企图发动政变。李适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便派人暗中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的一个黄昏，黎幹又乘坐一顶小轿悄悄进入刘忠翼的府邸，与他密谈多时，至当天深夜才离去。德宗李适得到密报后，立刻采取行动，命有关部门将黎幹和刘忠翼逮捕。经过审讯，黎、刘二人对自己的政变阴谋供认不讳。李适大怒，当即开除二人的官籍，并终身流放边地。
闰五月二十七日，黎幹和刘忠翼刚刚走到蓝田（今陕西蓝田县），李适就命人追上了他们，宣诏将二人赐死。
第三件事：李适不动声色地从宦官手中夺回了禁军兵权。
肃、代之际，大唐帝国有两大乱象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藩镇叛乱，还有一个就是宦官擅权。这两大乱象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让李唐天子对武将逐渐丧失了信任，才不得不把禁军兵权交给宦官，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宦官的恃宠擅权；而宦官掌握宫禁大权后，为了巩固权位，又回过头来勾结各地藩镇，致使那些跋扈藩镇越发骄纵难制。
代宗一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权宦先后掌控禁军，又因恃宠擅权而先后被代宗除掉。但是，代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所以总是治标而不治本——往往是旧一代的权宦刚刚倒下，新一代的权宦便又强势崛起。
总之，宦官虽然走马灯似地换，但宦官擅权的问题却始终如故。
李适即位时，面对的当权宦官是王驾鹤。此人继鱼朝恩之后崛起，时任神策都知兵马使、左领军大将军，“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对于阴魂不散的宦官擅权问题，李适自然也是深以为忧。同时他也很清楚，代宗之所以无法彻底解决宦官问题，是因为他始终不敢把禁军交给武将。
可是，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既然宦官和武将都不可信任，为什么不变通一下，索性把禁军交给文臣呢？
在李适看来，要彻底解决宦官擅权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禁军交给文臣！
为此，李适一上台，就开始在文官中寻找合适的人选。
最后，他锁定了司农卿白秀珪。
严格来讲，白秀珪并不是文人，而是“胥吏”出身。他早年在李光弼帐下担任幕僚，做事细心勤勉，并且颇有心计。李光弼对他非常信任，将其引为心腹，时常让他参决军政大事。
这样一个人，其实最符合李适的用人标准：首先，他熟悉军旅事务，又没有一般武将桀骜不驯、骄横霸道的习气；其次，他性格沉稳，做事老练，却又没有一般文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毛病。所以在李适看来，此人绝对是接管禁军的不二人选！
大历十四年六月中旬，德宗秘密召见白秀珪，表示了对他的赏识和器重，并明确告诉他：朕准备解除王驾鹤的兵权，然后把禁军交给你。白秀珪受宠若惊，当即发誓，愿为朝廷鞠躬尽瘁，为天子赴汤蹈火！
李适很满意，随即赐给他一个新名字：志贞。
禁军兵权的归属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白志贞顺利接管禁军？
李适找来宰相崔祐甫商议。崔祐甫略一思索，然后附在天子耳边说了一句话。李适微微颔首，一个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开。
数日后，崔祐甫通知王驾鹤，说有要事与他相商。听到宰相传召，王驾鹤不敢怠慢，赶紧前往政事堂。崔祐甫热情而亲切地接待了他。宾主双方落座后，免不了一番寒暄。但是，让王驾鹤满腹狐疑又百思不解的是——这一天的寒暄也太长了。
崔祐甫一直东拉西扯，七讲八讲，却始终不提正事。王驾鹤耐着性子陪聊，感觉如坐针毡，却又不便开口告辞。
此刻的王驾鹤当然不会知道，正当他坐在政事堂里听崔祐甫海侃神吹的同时，白志贞已经揣着天子的任命状，以神策军使兼御史大夫的身份，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神策军的军营。
等到王驾鹤走出政事堂，他的职务已经变成了东都园苑使。
所谓东都园苑使，就是到东都洛阳去看管皇家园林，一个很适合养老的清闲职务。
毫不夸张地说，唐德宗李适在历史舞台上刚一亮相，就出人意料地博得了个满堂彩。
在见识了新君李适施展的一系列雷霆手段后，朝野上下对他的执政能力顿时充满了信心，纷纷对他寄予厚望——“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尤其是当时的藩镇，对这个闪亮登场的新帝更是满怀忌惮、敬畏不已。反应最强烈的当属淄青镇。据说那里的将士曾经把兵器丢弃于地，相互感叹道：“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资治通鉴》卷二二五）
明君出现了，咱们还能再造反吗？
更有甚者，大历十四年六月，“畏上威名”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还主动上表，愿意向朝廷献钱三十万缗。
收，还是不收？
这是一个问题。
三十万缗不是个小数目，德宗李适一时有些犹豫不决。
收吧，毕竟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日后不免有受其要挟的危险；不收吧，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推辞，如果硬拒，势必激起藩镇的不满。
就在德宗吃不准要怎么接招的时候，宰相崔祐甫发话了：“不能收，绝对不能收！”
德宗无奈：“朕也认为不能收，可又该如何推辞呢？”
崔祐甫笑了：“很简单，借花献佛。”
德宗迷惑不解，问他此言何意。
崔祐甫正色道：“请陛下派遣使者前去慰劳淄青将士，就用李正己给的钱赏赐他们。如此一来，既能让淄青将士对朝廷和陛下感恩戴德，又能让四方藩镇知道——朝廷是绝不会看重金钱的。”
德宗龙颜大悦，当即依言而行。
当朝廷使者来到淄青，把李正己的三十万缗分发给将士们的时候，淄青将士顿时欣喜若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倒在地，对着长安方向三拜九叩，不停地山呼万岁……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李正己傻眼了。
虽然心里很不爽，但对于朝廷此举，李正己还是不得不佩服。
只不过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按说这世界上没人不喜欢钱，可如今的天子和朝廷，却为何能够如此洒脱，拿钱不当回事呢？
其实，德宗并不是不喜欢钱，他只是不喜欢那些拿着烫手的钱而已。如果是来路正当的钱，比如朝廷每年从地方收缴上来的赋税，德宗绝对是喜欢的，而且多多益善。
为了让朝廷的腰包鼓起来，以便将来更有底气拒绝藩镇的收买，德宗决定找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当宰相。
大历十四年八月，在崔祐甫的大力推荐下，一个数年前遭到贬谪的大臣被德宗召回了长安，并随即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个从道州司马任上直接入阁拜相的人，就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财政大臣——杨炎。
【两税法：危机与拯救】
据说杨炎这个人有三大优点：一，长得帅；二，文章写得漂亮；三，擅长理财。所以史书毫不吝惜对他的赞美之辞：“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有风仪，博以文学，早负时称”，“救时之弊，颇有嘉声”。（《旧唐书·杨炎传》）
代宗时代，杨炎凭借前两个优点赢得了当权宰相元载的赏识，颇受重用，可惜元载垮台后，杨炎就被贬到了山高皇帝远的道州（今湖南道县）。直到德宗即位，他的人生才突然跃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他的第三个优点也才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杨炎一入相，首先解决的是皇帝的“小金库”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用以宫廷和皇室的一些额外花销。一般情况下，小金库的钱是有限的，皇帝大人也得掰着指头过日子，稍不留神，大手大脚一下，皇帝也不免变成“月光族”。所以，大多数皇帝都会想方设法扩大小金库的收入。如果皇帝贤明的话，这方面往往还比较节制，要是碰上昏庸奢侈的败家皇帝，那朝廷的国库就遭殃了——小金库花光就从国库掏，反正天下都是朕的，朕爱怎么掏就怎么掏，想掏多少掏多少，谁也管不着！
有唐一朝，朝廷的国库名为“左藏”，宫内的小金库名为“大盈”。开国伊始，李唐朝廷就订立了一套制度，对国库实行非常严格的监管。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负责管理左藏的库藏部（太府寺）都会对各地上缴的金帛分批点验，然后悉数登记入库，同时还要由审计署（比部）负责监督，实地查对，以防出现贪污现象。因此，在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里，左藏库和大盈库泾渭分明，一般不会出现皇帝乱掏乱摸的现象。
然而，到了肃、代之际，一切就全都乱套了。
问题首先出在朝中那些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武将身上。这些人自恃对国家有功，加之手中握有重兵，于是就把左藏库当成了他们家的提款机，隔三差五就来提上一笔，连收条都不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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