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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线上的一处重要枢纽。而薛景仙到任后，屡次击退了燕军的进攻，牢牢捍卫着这个战略要地，可以说为危机中的李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关中抵抗运动的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开始动摇了。

首先叛离燕朝的是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同罗将领。

他料定燕军不可能在长安长久立足，于是便瞅准机会，拉着麾下的五千骑兵逃离长安，跑到了朔方。不过，他并不是想跳槽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地的其他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山头。也就是说，他既不想再给安禄山打工，也不愿意给李隆基或李亨打工。

肃宗李亨当然不会容许这个胡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割据。所以，阿史那从礼刚一到朔方落脚，李亨就暗中派人去游说他的部众，千方百计进行劝降。结果，还没等阿史那从礼有所动作，手下的一大帮人就被李亨忽悠走了。

阿史那从礼大怒，遂煽动铁勒九姓、六胡州的胡人部落，很快就集结了数万人，并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即命郭子仪征调天德军（驻地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讨伐阿史那从礼。郭子仪又把任务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铁勒九部人）。仆固怀恩旋即命长子仆固玢出兵，不料却被阿史那从礼击败，仆固玢被俘。

数日后，仆固玢侥幸从敌营逃回，可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军法和冰冷的铡刀。为了激励士气，仆固怀恩毫不犹豫地砍下了儿子的脑袋。见此情景，三军将士无不震骇。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唐军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同罗及诸胡联军。

击破阿史那从礼后，肃宗李亨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阿史那从礼可以勾结诸胡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诸胡借兵平叛呢？！

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劲旅，克复长安也就指日可待了！

肃宗被这个借兵的想法搞得兴奋不已，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求他们出兵帮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卷二二○）

克复长安之时，土地和百姓归唐朝，财富和美女都归你们！

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李亨已经顾不上自己和帝国的尊严了。

众所周知，从贞观初年起，大唐天子就已经被四夷诸蕃共尊为“天可汗”。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国家和部落，哪一个不是把唐朝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呢？太宗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可如今，堂堂天可汗的子孙却再也没有资格向四夷发号施令了。他不仅要屈尊俯就地向异族借兵，而且还要拿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异族做交易！

这是肃宗李亨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耻辱。

可是，这能怪李亨吗？

一个被叛军打得东奔西逃，连都城都没有的皇帝，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事实上，从玄宗君臣仓皇逃离长安的那一刻起，李唐王朝就已经尊严扫地了。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讨论尊严实在是一件很奢侈、很可笑的事情。而李亨虽然已经在灵武即位了，他所建立的朝廷也已经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真正摆脱生存危机。所以，尽管李亨拿帝国的财富和子民跟异族做交易显得很无耻，可这就是现实。没有这样的承诺和诱惑，回纥就不可能出兵。回纥不出兵，要夺回长安就会困难得多。而拿不回长安，李亨就永远也找不回失落的尊严。

所以说，并不是李亨不要脸，而是李唐王朝的脸早就被安禄山撕烂了。李亨别无选择。

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讲，阿史那从礼的叛逃无疑使得原本就已动摇的军心越发涣散。不管是燕军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唐朝官员，人人都在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随时准备脚底抹油。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都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以致囚犯们一个个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满街溜达。

长安再次出现了严重骚乱。

在此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燕朝如此不得人心，这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自己要是死心塌地跟着安禄山走，到头来又会是个什么下场？

崔光远越想越怕，随即采取了行动。

他派兵包围了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表面上说是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实际上是在监视孙孝哲。崔光远之所以要监视他，其因有二：一、为了避免长安的局势彻底失控，就要防止孙孝哲逃跑；二、万一唐军真的杀回来了，可以拿孙孝哲的人头将功赎罪。

在崔光远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无论最后是唐朝赢了还是燕朝赢了，自己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孙孝哲并不是笨蛋。他当然很清楚崔光远在想什么，只不过碍于此人是安禄山亲自任命的京兆尹，孙孝哲才不敢随便动他。但是，这并不等于孙孝哲会容忍一大帮“警卫”天天在他家门口站岗。

随后，孙孝哲便向安禄山呈递了一道密奏，内容自然是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下旨将其诛杀。

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了消息。

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脚踩两只船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是再不作出抉择，大祸随时可能临头。最后，崔光远不得不带着长安府、县两级衙门的十几个官员，偷偷逃离长安，一口气跑到了灵武。

面对这些墙头草似的卑鄙小人，肃宗心里虽然极为鄙视，可他还是拿出了一副既往不咎的宽宏姿态，不仅热情欢迎他们归来，而且马上又授予了相应官职。其中，崔光远再次被任命为京兆尹，同时兼任御史大夫。当然，此刻的肃宗朝廷连京城都没有，所谓的京兆尹自然也只是一顶空头乌纱。

封完官后，肃宗马上交给了崔光远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让他前往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

肃宗笑容可掬地看着崔光远，那笑容里分明在说：你瞧，像你这种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是最有资格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没有谁比你更适合了。

崔光远有些傻眼。

可他心里很清楚，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挑肥拣瘦了。他现在只能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老老实实接受任务。毕竟脑袋没有搬家，他就该谢天谢地了。

跟崔光远比起来，宦官边令诚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几天后，他也从长安逃回了灵武，可等待他的，并不是将功折罪的机会，而是死亡。

肃宗几乎连想都没想就把他砍了。

同样作为曾经的叛国者，边令诚之所以和崔光远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倒也不是因为他罪孽特别深重，而是因为对肃宗李亨来说，边令诚和崔光远有不同的利用价值——李亨让崔光远活着，并且让他官复原职，是想让他现身说法，招抚那些已经投降燕朝的人；而李亨杀掉边令诚，同样是让他用掉脑袋的方式，震慑那些即将投降燕朝的人。

赶快回头，你们就能和崔光远一样官复原职；倘若执迷不悟，边令诚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所以崔光远可以活，但边令诚必须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至德元年九月末，也就是肃宗灵武即位的两个多月后，他的朝廷与草创之时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现在有兵，有钱，有粮，且外有回纥奥援，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拥戴。一个朝廷该有的东西他似乎都有了。所以，此刻的肃宗李亨越来越有一种柳暗花明、否极泰来的感觉。

接下来，他终于把目光投向了长安。

九月十七日，肃宗离开灵武，于二十五日进至顺化（今甘肃庆阳县）。此地距离长安只有大约五百里路。随后的日子，肃宗还将继续南下，一步一步地逼近长安，组织并打响一场收复两京、重振社稷的帝国反击战。

而就在同一天，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也恰好进抵顺化。

终于来了！

万千滋味刹那间涌上李亨的心头。

尽管玄宗送给儿子的这份礼物来得有些迟，但还不算太晚。

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其实来得正是时候。

如果说兵马钱粮是肃宗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肃宗朝廷的骨髓，那么玄宗的传位之旨就相当于是为肃宗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

灵魂。

是的，从这一刻开始，肃宗李亨就再也没有任何遗憾了。来自玄宗的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李亨终于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

当然，李亨城府极深，他是不会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流露出来的。见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这一刻，尽管李亨心里波涛汹涌，可他的表情却极为淡定，看上去仿佛仍然是那个谦虚内敛、低调做人的东宫太子。

李亨出人意料地婉拒了玄宗的册命。他对韦见素等人说：“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只因中原尚未平静，我才权且总领百官，岂敢乘国家危难之际，贸然传袭皇位？

群臣闻言，免不了一番阿谀奉承，大赞李亨谦恭仁孝云云，同时极力劝谏，请他接受册命。然而，李亨却执意不肯接受。最后，他把玉玺和诏书供奉在了别殿，每天早晚各礼拜一次，有如给太上皇行“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这当然是在作秀。

李亨说他不敢“乘危传袭”，可事实上，他早已不待传位而私自承袭了。所以说，李亨此刻的表现，说好听点叫做“谦恭仁孝”，说难听点就叫得了便宜卖乖。

不过，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堵住天下人的嘴，让人再也找不到攻讦他“擅立”的口实。

——你看，连太上皇传位他都不肯接受了，你怎么能说人家抢了父亲的皇位呢？

李亨虽然没有接受册命，但再也没有人敢质疑他身为皇帝的合法性了。而玄宗从成都派过来的三位宰相，自然也就留在了他的身边。

在韦见素、房琯、崔涣这三人中，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李亨看来，韦见素一直和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

最受李亨赏识的，是房琯。

此人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就对他抱有好感，加之房琯一见到李亨，立刻拿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势，李亨遂被他的风采打动，从此深为倚重，“军国事多谋于琯”。而房琯也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然而，此刻的李亨并不知道——这个房琯只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

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在滚滚弥漫的天下烽烟中，真正能够帮助他廓清迷雾、矫正方向的人，根本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宰相房琯，而是一个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布衣。

他，就是中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李泌。

第八章　大唐反击战

【李泌：布衣“宰相”】

李泌，字长源，自幼聪敏，博涉经史，工于诗书，常以王佐之才自命。李泌从小就有“奇童”之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他刚刚六岁的时候，玄宗便慕名召其入京。李泌入宫觐见时，玄宗正和宰相张说弈棋。为了考察他的才智，玄宗就暗示张说考考他。张说随口说了一句：“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然后让他用“方、圆、动、静”四个字，也照这个样子赋句。李泌不假思索，张口就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新唐书·李泌传》）

此言一出，顿时语惊四座。玄宗大喜，对左右说：“这孩子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当即赐给财帛，并特地颁了一道敕令，让他的父母善加培养。当时的著名朝臣张九龄、张廷珪等人，都对他非常欣赏，并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常亲切地称他为“小友”。

长大成人后，李泌更为博学，尤其精通《周易》。但他却无心仕途，耻于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而是钟情山水，欣慕老庄、神仙之术，经常云游或隐居于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上书，直言当时的朝政得失，玄宗才猛然回忆起当年那个“奇童”，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辅佐太子李亨。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泌和李亨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他非常敬重，常称其为“先生”。从严格意义上讲，翰林待诏只是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入仕，而玄宗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官职，却被他婉拒。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布衣之交”。

在东宫供职几年后，李泌因看不惯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写了一首《感遇诗》讥讽朝政，结果得罪了杨国忠，旋即被逐出京师。李泌干脆脱离政治，从此躲到河南嵩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

此后的几年里，李亨和李泌就断了音信。

当李亨从马嵬北上灵武之时，内心的彷徨和无助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李泌，随即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出山辅佐他。

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当然没有理由置身世外、袖手旁观。于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跟着使者日夜兼程赶到了灵武。李亨大喜过望，旋即引入内殿，与他促膝长谈。从此，李泌便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了肃宗身边，“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就跟当年在东宫的时候一样。肃宗“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很显然，此时的李泌虽然仍是布衣之身，但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文武百官，甚至超越了宰相，完全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为宰相，可李泌却坚决推辞。他说：“陛下像朋友一样对待我，说明我的身份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只好作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都在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因而李泌的布衣身份也越来越让肃宗感到尴尬。有一次，肃宗和李泌一起路过军营，士兵们就指着他们窃窃私语，说：“那个穿黄衣服的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是‘山人’。”所谓“圣人”，意指皇帝；而所谓“山人”，意思就是山野村夫了。肃宗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当然是老大不爽，于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改变李泌的布衣身份。

肃宗把外面的议论告诉了李泌，然后说：“值此非常时期，我虽然不敢强迫先生当官，但还是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三品以上官服），以免下面的人说三道四。”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可李泌刚刚把紫衣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都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随即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道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侍谋军国”，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也是专门为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李亨可谓用心良苦。

这下子，李泌才知道自己被肃宗忽悠了，赶紧连声推辞。肃宗一脸正色道：“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平定，便任你远走高飞。”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泌要是再推辞，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李泌无奈，只好勉强答应。

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一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而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即便是为了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他也希望自己始终保有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

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原因。

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要比这个深远得多。用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话说，李泌之所以屡辞相位，是因为他心中怀有一种关乎唐室兴亡之“大机”。

众所周知，玄宗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觊贵宠”。这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皇帝既然滥封滥赏，不珍惜朝廷爵禄，百官当然只求谄媚皇帝，一心博取富贵荣宠。天宝末年，之所以内有杨国忠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正是这一积弊导致的后果。

所以，李泌的“大机”，就是想铲除天宝政治的这种积弊。

具体言之，李泌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使得“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读通鉴论》卷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