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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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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西域突骑施人，将门之后，其父哥舒道元官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由于父亲官位高，家境殷实，所以哥舒翰就成了典型的“富二代”，天天游手好闲，领着一帮纨绔子弟到处瞎混，除了喝酒就是赌博，几乎没干过一件正经事。
不过，哥舒翰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他性格豪爽，仗义疏财，重然诺，好任侠，天生就是当大哥的料。
哥舒翰就这样逍遥自在地混到了四十岁。直到有一天，他老爸死了，他才从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猛然清醒过来。哥舒翰知道，再这么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京师，准备找一份差事养活自己。没想到，在长安整整住了三年，身上的积蓄差不多花光了，他却连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没找到。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长安县尉，还被对方狠狠羞辱了一番。
到这一步，活了大半辈子的哥舒翰才真正意识到了生存的艰难，也开始模模糊糊地思考做人的意义。最后，哥舒翰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到边疆从军。（《旧唐书·哥舒翰传》：“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
此时的哥舒翰恐怕连自己也不会想到，四十多岁才当兵的他，竟然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了享誉朝野的名将。
哥舒翰到河西从军后，在攻克新城（今青海门源县）的战役中一战成名，从此崭露头角，历任衙将、大斗军副使、左卫郎将。有一次，吐蕃军队大举入寇，哥舒翰奉命在苦拔海一带进行阻击。两军遭遇时，吐蕃人分成三个纵队，从山上向下冲锋。哥舒翰一马当先，与敌人展开激战。交战中，哥舒翰的长枪折为两段，可他毫无惧色，毅然手持断枪奋勇拼杀。吐蕃士兵一个个被他挑落马下，“三行皆败，无不摧靡”。经此一战，哥舒翰更是声名鹊起。
天宝六年，哥舒翰因屡建战功而擢升陇右节度副使，兼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就是在这一年，哥舒翰赢得了著名的积石山战役。
积石山，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处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坐落于黄河之滨，峭壁千仞，危石险峰，是保卫陇右地区的重要屏障，唐朝常年在此驻军屯田。当时，每当积石军的麦子熟了，吐蕃必定发兵袭击，将粮食抢劫一空。年年如此，当地驻军莫之能御，嚣张的吐蕃人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吐蕃麦庄”。
天宝六年十月，哥舒翰决定在此打一场伏击战。他亲自率部进驻积石山，同时命副将杨景晖等人率兵埋伏在山外。这一次，吐蕃出动了五千骑兵，仍旧像往年那样大摇大摆地前来抢粮，哥舒翰突然出击，一下子就将猝不及防的吐蕃军队杀得人仰马翻。吐蕃残部匆忙抱头鼠窜，又被早已埋伏在山外的杨景晖截断了退路。哥舒翰一马当先，挺一柄长枪紧追不舍，每追上一个敌兵，就用枪头拍拍对方的肩膀，等敌人骇然回头之际，就一枪刺入咽喉，然后把整个人挑到三到五尺的空中，再重重掷下。
哥舒翰有一个小家奴，名叫左车，年纪才十五六岁，但臂力惊人，每次出战，都会扛一把大刀跟在哥舒翰身边，主子一路挑人下马，他就一路砍人脑袋。哥舒翰挑一个，他就砍一颗，每战皆然，配合默契。对吐蕃人来讲，这主仆二人活脱脱就是一对凶神恶煞！
积石山一战，吐蕃全军覆没，五千骑兵没有一人生还。
从此，吐蕃人再也不敢来光顾这座“麦庄”了。
通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哥舒翰迅速成为大唐军界中最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玄宗当然也注意到了他。
天宝六年十月末，玄宗在骊山华清宫亲自召见了哥舒翰，一番交谈后，对他非常欣赏，旋即擢升他为陇右节度使，兼鸿胪卿、摄御史中丞。此时，王忠嗣正被关在诏狱里，接受三法司的审讯。
就在哥舒翰奉召入朝前，王忠嗣麾下的许多将领就建议他多带些钱，以便入朝打点，想办法营救王忠嗣。可哥舒翰很清楚，王忠嗣此次犯的事，绝不是靠区区金钱的贿赂就可以摆平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别人，是当朝天子。所以，哥舒翰两手空空就上路了。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办法解救王忠嗣。
得到陇右节度使的任命后，哥舒翰照例要入宫拜谢。他借此机会，极力向玄宗陈述王忠嗣的冤情。玄宗不耐烦，起身就走，哥舒翰紧跟其后，并且一步一叩首，声泪俱下地请求——愿以自己的官爵替王忠嗣赎罪。到最后，玄宗终于被感动了，只好网开一面，下诏贬王忠嗣为汉阳（今湖北武汉市）太守。
王忠嗣虽然逃脱了天子的翻云覆雨手，但却没能逃过死神的魔爪。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王忠嗣在地方太守的任上暴卒，年仅四十五岁。天宝初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就此陨落。
天宝八年六月，也就是王忠嗣刚刚去世不久，玄宗就再次下令，命哥舒翰集结了六万大军强攻石堡城。哥舒翰苦战多日，最终以牺牲数万将士的代价，攻下了这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坚城。
当哥舒翰踩着遍地的鲜血和尸骸登上石堡城的一瞬间，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会不会闪过一丝疑惑——这么干，值得吗？
其实，如果玄宗肯采纳王忠嗣的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就能有效阻止吐蕃向东扩张，那么石堡城的战略地位就不会那么重要了。可惜在玄宗眼里，石堡城早已不止是一座边境要塞，而是他鹰扬国威、炫耀武力的对象，更是他的盛世棋盘上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史料记载，吐蕃守卫石堡城的士兵只有区区数百人，而且战后被唐军俘虏的就有四百，可见战死者最多也就几百个人。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石堡城一战，唐军与吐蕃的伤亡比是100：1。
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的预言：“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旧唐书·王忠嗣传》）
当然，王忠嗣已经看不到这一幕了。
倘若王忠嗣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他是该为自己的不幸言中而摇头苦笑，还是该为自己的一语成谶而扼腕伤悲？
没有人知道。
也许，只有飘荡在石堡城上空的数万唐军将士的冤魂，才能真正理解王忠嗣。而活着的人，心里除了功名利禄和高官显爵，除了厮杀的快感和胜利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呢？就算哥舒翰曾经有过一丝困惑，但在建功立业的豪情之中，在加官晋爵的利益面前，这样的困惑也只能是萤火虫试比阳光，只能是一滴水汇入汪洋，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天宝中期，当胡将哥舒翰在帝国的西北部跃马横刀、屡立战功的时候，在帝国的东北方，也有一个胡人因为日益显赫的边功而逐渐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宠幸。
从天宝初年开始，这个胡人就奉玄宗之召，一次又一次来到了富贵浮华、歌舞升平的长安，进入了九重宫阙，登上了金銮宝殿，走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身边，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和笑声，并很快就成了他们最宠爱的干儿子。
在世人的想象中，这个勇悍的胡人很可能跟其他胡将一样，长着一脸横肉和络腮胡子，说话时其声如雷，顾盼间目露凶光。
可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胡人长得又白又胖，大腹便便，生性幽默诙谐，不管在什么场合，脸上始终洋溢着一个真诚而憨厚的笑容。
由于这家伙实在是胖得有些滑稽，所以玄宗有一次忍不住拿他开涮，说：“你这个胡人肚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何大到这种程度？”（《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
他马上一脸正色地回答：“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红彤彤的忠心！”（《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
众所周知，这个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硕大的肚子里只有赤胆忠心而别无他物的大胖子，就是安史之乱的缔造者、盛世唐朝的掘墓人——安禄山。
第四章 安禄山的骚动
【安禄山：偷羊贼的祸福人生】
安禄山，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出生，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的杂种胡人。说他是杂种并非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是事实。因为他父亲是西域康国人，历史上称为粟特人，这个民族擅长经商，估计就是因为做生意才来到了营州；他母亲是突厥巫师，姓阿史德，以占卜算命为业。由于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所以《旧唐书》就称他为“杂种胡人”。
据说他母亲婚后很久没有生育，就到阿荦（luò）山下祈祷，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便为他取名阿荦山。在突厥语中，“阿荦山”是战神的意思。此时，阿史德女巫当然不会知道，很多年后，这个以突厥战神命名的孩子，将给大唐帝国带来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漂杵的战争灾难。
阿荦山的父亲早死，他母亲就带着他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从此阿荦山就以“安”为姓，并按“荦山”的谐音改名“禄山”。后来，安延偃的部落被打散，安禄山就逃到了幽州，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所谓互市牙郎，就是为胡汉各族商人提供翻译和中介服务的经纪人。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经纪人的工作，是因为他有三项优势：一、他父亲是擅长经商的粟特人，他当然也遗传了一些从商的基因；二、他生性狡黠，善于揣测他人心理；三、语言能力超强，据说通晓六种蕃语（还有人说是九种）。
虽然安禄山有这么多优势，但是他做生意的运气却很背，干了十多年中介，还是没挣到什么钱。到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已年届而立，依旧两手空空，一事无成。为了早点发财，他决定在中介之外再搞一份兼职。
什么兼职？
偷羊。
反正安禄山手头上客户很多，不愁销赃。晚上偷羊，白天就可以把它卖掉。这份兼职要是干好了，绝对比单纯干中介要强得多。
只可惜，安禄山既不是做生意的料，也不是当贼的料。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干活，忽然被人麻袋一蒙，打倒在地，然后就是一顿痛扁。第二天一早，这个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偷羊贼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公堂上。
这是安禄山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
如果不出意外，安禄山的人生履历将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少孤，家贫，流落市井，为互市牙郎，后盗羊事觉，棒杀，结束。
但是谁也没想到，偷羊贼安禄山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转祸为福，从此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那天在威武森严的公堂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问明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命人将这个偷羊贼棒杀。就在那根行刑的大棒高高挥起的一瞬间，安禄山忽然鼓起勇气，扯着嗓子厉声高喊：“大人不是想消灭奚和契丹吗？奈何打杀壮士？”
安禄山长得壮硕魁梧，本来丹田气就很足，加上人之将死的那种绝望和恐惧，这一声嘶喊真是震耳欲聋，撼人心魄。
行刑手登时一愣，连张守珪也颇有些意外。他心念一动，随即饶有兴味地走上前去，把这个气壮如牛的偷羊贼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眼前这小子生得白白胖胖，膀大腰圆，看上去还有几分胆识，应该是块当兵打仗的料。
当时，奚人和契丹人常年入寇唐朝的东北边境，是帝国的一大边患。骁将张守珪之所以被朝廷派驻幽州，就是为了对付这两个凶悍的异族。值此用人之际，安禄山这一声喊确实提醒了张守珪。
是啊，与其打杀壮士，还不如让他上阵杀敌，立功赎罪。
就这样，张守珪赦免了安禄山，并把他留在了自己麾下。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的安禄山，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从此踏上了一条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随后，安禄山在张守珪的军队里当上了捉生将。
所谓捉生将，顾名思义，就是专门捉活口、抓舌头的侦察兵。安禄山的职务，很可能就是侦察排长或特务连长之类的。
不能不说，张守珪识人用人的眼光确实很好，他让安禄山当侦察兵，真是把好钢用到刀刃上了。安禄山早年干中介的优势及其积累的经验，现在全都派上了大用场。他通晓多种蕃语，跟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熟悉当地各族的风土人情，对山川、道路、地形等等都了如指掌，派这样的人出去抓舌头，当然是一抓一个准。
安禄山每次出去执行任务，通常只带数骑，回来的时候，身后总是绑了数十个奚人或契丹人。无论张守珪需要抓什么样的俘虏，了解哪方面的敌情，安禄山总能手到擒来，圆满完成任务。没过多久，安禄山就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被提拔为偏将。由于他生性狡狯，善于逢迎拍马，知道张守珪老是嫌他长得胖，于是就偷偷减肥，连饭也不敢吃饱。很快，他的减肥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身的赘肉去掉了不少，更得张守珪的欢心，随即被认作养子。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因骁勇善战、屡立军功而升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当年那个混得一塌糊涂的中介商，那个险些被人打死的偷羊贼，如今终于咸鱼翻身，否极泰来，成了幽州地面上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然而，古人也经常说一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就在安禄山风生水起、志得意满的当口，又一场杀身之祸就从天而降了。
人在遭遇困境时，脑袋通常会比较清醒，可一旦得意了，就很容易忘形。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安禄山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在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从没打过一次败仗，所以就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结果被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张守珪念其骁勇，不忍诛杀，就把他执送东都（当时玄宗住在东都洛阳），交给朝廷发落。
这是安禄山的第二次劫难。
正常情况下，将领出征因主观原因而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按军法论处，其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杀头。
但是，安禄山的命运奇就奇在——每当大祸临头、身处绝境的时候，总有人把他从阎罗王手里头抢回来，并且将他的人生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一次的贵人是张守珪。
而这一次的贵人，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个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他的案卷上写下批语：“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资治通鉴》二一四）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送到了朝廷，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一个字——死。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他认为，安禄山作战英勇，而且立过战功，理应特赦，只须免除官职，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军中效命，戴罪立功。
张九龄坚决反对，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旧唐书·张九龄传》卷一）
张九龄不是神仙，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十九年后的安史之乱。但是，作为一个阅人无数的宰相，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预感他日后有可能危害社稷，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安禄山本来就犯了死罪，就算他将来不造反，现在杀他也不能算错。假如玄宗能够采纳张九龄之言，当时就把安禄山除掉，那么后来的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或许就将因此改写了。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安禄山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因祸得福。
为什么说因祸得福？
因为他得到了天子的关注。
偌大的帝国，像他这个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皇帝哪能认得过来？而安禄山却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瞩目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是什么？
又一次逃出鬼门关后，安禄山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他意识到，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也就是说，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会做人。
怎么才叫会做人？
答案就一个：钱。
具体而言是四个字：学会花钱。
每个人都喜欢钱，那些有权的人更喜欢。所以，只要你学会给有权的人送钱，他们自然就会喜欢你，而且乐于拿手中的权力和你交换，让你也变得更加有权。
从古到今，社会一直在变，制度一直在变，但是这条真理则亘古常在，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在支配着这个物欲横流、权力至上的世界……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朝廷使臣。“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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