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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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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五年秋天,韦坚在朝中任职的两个弟弟韦兰、韦芝不甘心他们的哥哥就此失势,忽然联名上奏喊冤,并且在奏章中还扯上了太子,说太子李亨说过什么什么话,对玄宗的做法也怀有极大的不满云云。

韦氏兄弟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把太子往火坑里推,也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奏章呈上,玄宗勃然大怒。老子好不容易才把这事给压下去,你们这两个不知好歹的猪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数日后,韦坚再度被贬为江夏(今湖北武汉市)别驾,韦兰和韦芝均被流放岭南。

太子李亨吓坏了,赶紧宣布和韦妃离婚,并郑重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

民间女子离了婚还可以改嫁,可韦妃却没有这份自由。她被太子休掉后,唯一的出路就是遁入空门落发为尼,伴着青灯古佛了此一生。

趁着玄宗正在气头上,李林甫又进言说:“韦氏兄弟居然敢上疏喊冤,说明他们在朝中的势力不可小觑,据臣所知,李适之等人都是韦坚的朋党,正所谓除恶务尽,陛下应该对他们采取手段。”

随后,韦坚再度被流放临封(今广东封开县),李适之被贬为宜春(今属江西)太守,还有数十个平日与他们交厚的朝臣,也全部遭到了贬谪流放。

至此,太子的羽翼几乎已被剪除殆尽。

然而,李林甫似乎没有罢手的意思。因为他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把他们逐出朝廷,而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正当太子李亨被韦坚一案搞得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的岳父杜有邻又陷进了一件案子,同时把他也牵扯了进去。杜有邻是李亨的另一个妃子杜良娣的父亲,时任赞善大夫,不知为何忽然成了一则流言的攻击目标,说他“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资治通鉴》二一五)意思是说杜有邻捏造神秘言论,并与太子勾结,指摘诽谤皇帝。

很显然,这则流言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韦坚谋反案。

李林甫无声地笑了。

老天爷似乎也在帮他。不需要他动手,一个又一个打击东宫的机会就自动送到了他面前。李林甫随即命吉温负责此案。吉温的效率出奇地高,一下子就把流言的始作俑者逮住了。

让太子李亨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流言的制造者竟然是他的连襟、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婿——柳勣。此人生性疏狂,一直和杜有邻关系不好,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治老丈人。可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此阴招!真是让太子李亨欲哭无泪。

李林甫又一次无声地笑了。

都是你们自家人窝里斗,可别怪我李某人心狠手辣!

很快,吉温就把柳勣、杜有邻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通过柳勣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王曾等一大批朝野知名的官员。

天宝五年年末,吉温拿到上述这些人自诬有罪的口供后,便将他们全部杖杀于大理狱,并奏请玄宗,将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流放边地。

幸运的是,到最后,吉温也没有真正掌握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所以也无法证明太子有罪。可尽管如此,太子李亨还是吓破了胆,赶紧宣布与杜良娣离婚,以此洗刷自己的清白。

杜良娣旋即被逐出皇宫,贬为庶人。

不到一年时间,李亨就接连陷入两起大案,失去了两个妻子,同时丧失了一大批亲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杆司令。当太子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

不过,在李林甫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罗钳吉网”之下,李亨能保住太子之位和一条性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敢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春,李林甫乘胜追击,在奏请玄宗同意后,派出以罗希姡椎囊淮笈崂簦值狼巴ぜ嵝值芎突矢ξ┟鞯谋崴土鞣诺兀侨看退馈B尴'从京师一路走到岭南,所过之处,凡是因韦坚案和杜有邻案而遭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人头落地,“州县且闻希姡У剑薏换毯А薄#ā毒商剖椤だ钍手罚

罗希姡Ь舜菏保钍手缥派比四防戳耍吮W∽詈笠凰孔鹧希缓煤认铝怂簧械淖詈笠槐啤揪啤

李适之死后,他的儿子李霅护送父亲的灵柩北上,准备运回长安安葬。可刚刚走到洛阳,就被李林甫派出的酷吏截住了,然后又被胡乱安了一个罪名,活活杖死于河南府衙。

可怜李适之堂堂宰相,父子二人竟然双双死于非命,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像李适之这样自我了断的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年被玄宗清除出朝的功臣——王琚。自从开元初年被贬谪后,王琚辗转了十几个州,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刺史和太守,一直没有机会回朝。王琚看破了,索性放开手脚纵情享乐,每到一地任职,除了贪污受贿就是花天酒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可是,就连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半点野心和能量的人,李林甫还是没有放过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李林甫认为此人“负材使气”,看上去很不顺眼,于是就趁此大肆株连之机把他贬为江华(今湖南道县)司马。罗希姡揪保蹊⒁埠屠钍手谎辉杆烙诳崂糁郑笸家沧跃。上螅凰莱桑缓酶某缮系酰獠胖战崃俗约旱男悦

通过韦坚谋反案,李林甫将朝野上下亲附太子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对东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太子的地位却依旧岿然不动。

李林甫当然不会善罢干休。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天宝六年的冬天,上一轮打击才刚刚平息下来,李林甫就再一次出手了。这一次,他锁定的对象是天宝初年帝国最耀眼的一颗将星——王忠嗣。

【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

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

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

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

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进爵清源县公。

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

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

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

这个人就是玄宗李隆基。

差不过从开元中后期开始,李隆基就逐渐抛弃了姚崇当年提出的“不幸边功”的执政方略,变得好大喜功,一心想要开疆拓土,鹰扬国威。按理说,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拥有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并不能算错,可问题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一旦好大喜功,军队必然会为了邀功而滋生好战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有可能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理性的驾驭,最后为百姓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战争灾难。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就说隋炀帝杨广,正是在好大喜功的心态的驱使下,才把隋帝国变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也许,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王忠嗣才会逐渐形成以防御为主的稳健的战略思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稳健最后必然会被玄宗视为保守和消极,也必然会与玄宗的激进思想产生冲突。

天宝五年,皇甫惟明因韦坚案遭到贬谪,其河西、陇右节度使之职旋即由王忠嗣兼任。一时间,王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

天宝初年,唐帝国总共设置了九大节度使,如今王忠嗣一人就占去了四个,实在是有够拉风。面对如此拉风的王忠嗣,有个人自然会感到强烈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从开元中期以迄天宝,许多人都是因为建立边功、受到玄宗赏识,从而出将入相、位登宰辅的,如张嘉贞、王晙、张说、杜暹、萧嵩、牛仙客,以及后来差一点入相的安禄山等。如今,王忠嗣一人身兼四节度,声势和威名如日中天,放眼天下,已经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入朝拜相了。

李林甫深知,王忠嗣不像牛仙客那么好对付,一旦入相,自己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他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将王忠嗣摆平。

可是,王忠嗣战功显赫,治军严整,既不贪赃纳贿,也不克扣兵饷,几乎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备受玄宗器重——这样的一个强人,要如何才能摆平?

一开始,李林甫确实是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直到天宝六年“石堡城事件”的出现,李林甫才终于抓住了王忠嗣的软肋。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湟源县西南,一座屹立在青藏高原上的边陲重镇。此城是唐军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也是吐蕃进军河陇的必经门户。从高宗时代起,一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里就是唐朝和吐蕃的必争之地。双方在此反复争夺,数度易手,用无数士兵的鲜血和尸骸,不断向世人证明着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最近易手的一回合是:开元十七年春,朔方节度使李祎以一场奇袭拿下石堡城,从此,唐军的旗帜在这里飘扬了将近十三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年底,重新被吐蕃攻占。

这几年来,玄宗无时不在想着夺回石堡城,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报仇雪耻,彰显国威。到了天宝六年十月,玄宗终于下了一道诏书给王忠嗣,命他制订一个夺取石堡城的作战计划。

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固然重要,可是此城地势异常险峻,三面皆为断崖,唯有一条石径蜿蜒可上,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几年来,吐蕃不仅在此屯驻重兵,而且构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若要强攻,至少要牺牲数万唐军将士的生命,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王忠嗣上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在石堡城后方的积石山一线构筑防御纵深,阻止吐蕃军队向东挺进,然后再厉兵秣马,静待反攻时机。

奏疏呈上,玄宗大为不快。

王忠嗣啊王忠嗣,没想到你也有消极怯战的时候。是不是朕给了你太多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反而把你宠坏了?让你变得锐气尽丧、贪生惜命了?行,你不打,朕自然会叫别人打,总而言之一句话——石堡城非打不可!

当时,有一个叫董延光的将领贪功心切,遂自告奋勇要求出战。玄宗大喜,立刻将任务交给了他,并下令王忠嗣拨给他数万兵马,同时全力配合他的作战行动。王忠嗣万不得已,只好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对董延光虚与委蛇,一再敷衍。部将李光弼劝他不要得罪董延光,王忠嗣愤然道:“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旧唐书·王忠嗣传》)

后来,董延光未能如期攻克石堡城,便把责任推卸到了王忠嗣身上,向玄宗告状,说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行动,才导致任务失败。

玄宗勃然大怒。

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不失时机地出手了。

由于王忠嗣生长在宫中,与太子李亨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所以李林甫就授意手下人指控王忠嗣,说他之所以违抗圣命,消极避战,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实力,然后再拥兵尊奉太子。

尊奉太子干什么?

当然是篡位登基了。

玄宗闻奏,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下诏解除了王忠嗣的兵权,并命他即刻回朝,接受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的三堂会审。

很显然,李林甫在这起案件中采取的手法,跟去年的韦坚案一模一样,都是一边铲除威胁他地位的政敌,一边把火引向东宫,打算借机扳倒太子。

上次是企图一石三鸟,这次是准备一箭双雕。

然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了。

三法司刚一开审,玄宗就给这起案件定了调子。他说:“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明确宣布此案与太子无关,只须追究王忠嗣阻挠军事行动的罪责。

虽然这些年来,玄宗对李林甫打击异己的行为一贯采取了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但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他却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和难得的清醒,从未被李林甫的谗言蛊惑。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太子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没什么真正的把柄落在李林甫手里;其次是因为东宫每次遭遇险情,都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保;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在于玄宗本人的态度。

对玄宗来说,宰相与东宫关系不和对他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只有这两股政治力量互相牵制,他才能坐稳自己的皇位;只有他们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却又相持不下的状态,玄宗才能让自己始终处于仲裁者的地位,也让自己的皇权始终保有决定性的力量,从而对双方都形成一定的制约和威慑,进而维护政治上的平衡与稳定。

这就是玄宗的帝王术。

假如李林甫和太子李亨不是目前这种敌对状态,而是成为政治上的盟友,那玄宗势必落入危险的境地。因为太子已经年近四旬,其迫切渴望入继大统的心态可想而知。倘若有了宰相做靠山,他就完全有可能动用武力迫使玄宗下台。作为一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玄宗这方面的神经特别敏感,所以绝对不会让宰相和东宫拧成一股绳。

而居于同样的理由,玄宗也不会让李林甫真的把太子整垮。因为李林甫的权势已经非常大了,从玄宗即位以来,还没有哪个宰相拥有他这样的权势,倘若再让他扳倒李亨,另行拥立太子,那他的权力岂不是大过天了?日后还不得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玄宗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除非太子李亨自己出了问题,否则不管李林甫再怎么折腾,其结果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太子李亨总算又躲过了一劫,但是王忠嗣这回却是在劫难逃了。

负责审讯王忠嗣的官员都知道,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很快,三法司就得出了结论——王忠嗣“沮挠军功”属实,论罪当诛!性命攸关的时刻,有个人站出来替王忠嗣说话了。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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