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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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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人无奈的是,张九龄现在已自身难保了。
因为李林甫不想放过他。
为了彻底杜绝张九龄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李林甫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算把他逐出朝廷。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坏在一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御史身上。此人是张九龄引荐的,而性格也和他一样,既自命清高又性情急躁,做事直来直去,从不讲究策略。由于看不惯牛仙客这种目不知书的武夫当宰相,加之为了替老大张九龄出口气,周子谅就对牛仙客发出了弹劾。
只可惜,他的弹劾方式太过拙劣,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按理说,要弹劾牛仙客,最准确的角度应该是说他文化程度太低,又从未在中央任职,缺乏统揽全局的经验和才能等等,可天知道周子谅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没有从这个地方入手,而是拿了一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谶书,声称按书中所言,牛仙客没有资格当宰相。
此时的玄宗正在器重牛仙客,哪里听得进周子谅这种居心叵测、莫名其妙的弹劾,自然是火冒三丈,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按倒在地,一顿棍棒伺候,直打得周子谅七窍流血,晕死过去。过了一会儿,周子谅悠悠醒转,玄宗余怒未消,又命人把他拖到百官办公的地方,再次当众暴打,最后下了一道敕令——流放岭南。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周子谅当然走不到岭南,才走出长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李林甫抓住机会穷追猛打,对玄宗说,这个周子谅是张九龄引荐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此次弹劾的幕后主使正是张九龄。
玄宗二话不说,当即把张九龄贬为荆州(今湖北江陵县)长史。
张九龄一离开朝廷,太子李瑛等人的末日也就到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武惠妃再次授意女婿杨洄指控太子等三人。
为了确保此次攻击能够得手,武惠妃加大了火力,除指控三人心怀怨望外,还加上了致命的一条——称太子与太子妃的哥哥薛锈暗中勾结,企图发动叛乱!
这无疑是一条十恶不赦的罪名。
自古以来,大多数皇帝对于这样的指控,通常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更何况像李隆基这种依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这方面的神经尤其敏感,当然反应也就尤其强烈。
玄宗接到指控后,根本不作调查,而是直接召宰相入宫商议。
这一次,决定太子命运的人不再是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张九龄,而是一心想颠覆东宫的李林甫了。
所以,太子死定了。
李林甫只对玄宗说了一句话:“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过问的。
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表面上看,他投了弃权票,不替皇帝拿主意;可事实上,他却帮皇帝下定了废黜太子的决心。
就在张九龄离开长安的第二天,亦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下诏,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全部废为庶人,将薛锈流放岭南。
还没等太子等人从这个晴天霹雳中回过神来,第二道诏书就接踵而至了。
这是一道赐死诏。
太子三兄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父皇竟然会如此心狠手辣,翻脸无情!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
他们眼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老老实实地把头伸进三尺白绫,顶多就是在告别人世的那一瞬间,将满腔悲愤化为一句撕心裂肺的怒吼——武惠妃,我们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李瑛、李瑶、李琚、薛锈四人被赐死的第二天,他们母族、妻族中在朝任职的官员,也有数十人遭到了贬谪和流放。
皇帝的三个儿子同日被杀的消息在长安传开后,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一个堂堂的帝国储君,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从来没听说犯什么大错,怎么说废就废,说杀就杀了呢?!还有李瑶和李琚,据说也是很有才学的皇子,如今竟然也和太子一起无罪遭戮,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武惠妃终于赢了。
十几年来殚精竭虑、费尽心机所做的一切,总算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就像一头凶悍的母狮咬死对手后,总喜欢带着自己的幼崽巡视新领地一样,每当武惠妃和寿王李瑁一起从东宫门口经过,她总会用一种自豪而兴奋的语调对李瑁说:“看看吧,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也许是明天,或者是后天,你就将在所有皇子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当之无愧地成为这里的主人!”
可是,武惠妃永远也等不到这个“明天”了。
因为从太子三兄弟冤死的那一天起,她每天晚上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所缠绕。在梦中,三兄弟总是披头散发,直挺挺地在她床边站成一排,然后伸出三条长长的酱紫色的舌头,像蛇一样在她的脸上蜿蜒游走。她想喊,可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她想挣扎,可浑身上下却动弹不得……直到那三条舌头死死地缠上了她的脖颈,她才会在即将窒息的一刹那厉声尖叫着惊醒过来。
醒来后的武惠妃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脸颊和脖颈,似乎仍然可以摸到一种冰冷湿滑的感觉。
武惠妃就这样无可救药地患上了神经衰弱。起初还只是被夜晚的噩梦所困,后来大白天也会出现厉鬼索命的幻觉。武惠妃请来了一茬又一茬的巫师、术士、和尚、道士,夜以继日地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驱鬼法会,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那三条冤魂仍然不屈不挠地飘荡在她的每一个黑夜和白昼之中。武惠妃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戾气和怨气不仅始终弥漫在她的周遭,而且还一点一滴地渗进了她的皮肤、血液和骨髓之中。武惠妃先是忧怖恐惧,继而变得歇斯底里,最后终于绝望崩溃。
开元二十五年深冬的某个夜晚,也就是太子三兄弟被杀的八个月后,武惠妃在不断重复的那个噩梦中发出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儿子李瑁入主东宫的那一天。
不过就算她没死,她也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
因为最终继任太子的人并不是寿王李瑁,而是另有其人。
自从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曾经不止一次地敦促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可玄宗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玄宗之所以犹豫不决,其因有二:首先,李瑛虽然死了,但是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继位东宫的人应该是三子忠王李玙,而不应该是十八子寿王李瑁;其次,玄宗在盛怒之下一日废杀三子,过后冷静下来,自然会感到伤心和后悔,所以尽管他最疼爱李瑁,可感情上还是有一些难以摆脱的牵绊。再加上武惠妃一死,玄宗对李瑁的钟爱之情也随之减弱,因此在李玙和李瑁两个储君人选之间,也就更难以取舍定夺。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储位虚悬已经一年有余,新太子的人选始终定不下来,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皇帝,玄宗的烦恼和苦闷可想而知,时常愁得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
一贯细心敏感、善于替皇帝分忧的高力士,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某日,高力士乘左右无人,就小心地询问皇帝为何闷闷不乐。
玄宗慵懒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我家的老仆人,难道还猜不透我的心思?”
高力士说:“是因为储君未定吧?”
玄宗有气无力地点点头。
高力士深长地看了皇帝一眼,不紧不慢地说:“大家(皇帝的昵称)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皇上何必这般殚精竭虑,只要依年龄大的立他,看谁还敢再争?!
这真叫一语点醒梦中人。玄宗顿觉豁然开朗,频频点头说:“汝言是也!汝言是也!”
就在这主仆二人貌似闲谈的几句话中,旷日持久的储位纷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大唐帝国的新任太子就此诞生。
这一年六月初三,时年二十八岁的忠王李玙(亦即后来的肃宗李亨)出人意料地脱颖而出,正式入主东宫。
对此结果,李林甫当然是大为错愕。
因为他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看着册封大典上意气风发的新太子李玙,李林甫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忧惧。
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在这场夺嫡之争中,李林甫一直是寿王李瑁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今李玙突然胜出,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意味着李林甫这些年来所作的努力已经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且意味着他和新太子已经因为这场储位纷争结下了深深的嫌隙。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跟未来的皇帝结怨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可事已至此,李林甫还能怎么办呢?
时光无法倒流,错误已然铸成。在这件事上,从不做赔本生意的官场老手李林甫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从出道以来做过的最不合算的一笔政治买卖。
假如李林甫从此改换门庭,投到太子麾下,是不是一切就可以从头再来呢?
不是不可以,只是很难,极有可能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因为,历史旧账不是那么容易一笔勾销的,就算太子在表面上接纳了他,双方也很可能是虚与委蛇、相互敷衍而已。换句话说,不论他怎么做,太子都很难相信他的忠诚,他也很难真正获得太子的信任。
既然如此,李林甫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必须不择手段地搞掉这个新太子,决不能让他顺利当上皇帝!
当然,在此时的李林甫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还不是如何颠覆东宫,而是如何巩固并扩大自己的相权。一旦自己的政治能量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朝政,李林甫就将毫不犹豫地对太子李玙发起攻击。
李林甫相信,这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第三章 天宝政局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开元末年,唐朝政府曾经作过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时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年底,全国总户数已达到8412871户,总人口达到48143609人。
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再找几个数据来对比,或许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
大唐开国之初,编户仅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也就是说,从唐初到开元之前的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而开元时期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总户数就增长了二百四十万左右,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绝对是和GDP呈同比增长的,同时也是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开元年间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全面繁荣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到来的重要标志。
《资治通鉴》称,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旧唐书·玄宗本纪》称:“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于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给这个时代作出了高度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李隆基亲御勤政楼接受百官朝贺,同时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天宝”。
开元时代就此落下帷幕。
大唐帝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繁荣的极盛时代。
在改元的诏令中,玄宗宣称:“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社降灵,昊穹孚祐,万方无事,寰宇晏如,庶臻于理。”(《全唐文》卷三九)
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这一年,玄宗李隆基五十八岁,君临天下已经整整三十年,就像古人常说的那样:“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时的李隆基,早已丧失了当年那种锐意进取、克己自律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日甚一日的骄奢淫逸和纵情享乐。
尤其是从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死后,玄宗的感情生活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最宠爱的妃子猝然辞世,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下子变得消沉颓废,所以六宫粉黛、三千佳丽对他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顾前后左右,粉色如土。”(唐·陈鸿《长恨歌传》)另一方面,为了发泄这种情感上的抑郁和苦闷,他又变得越发纵欲和荒淫。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当时玄宗成天和嫔妃们变着法子寻欢作乐,比如春天的时候,他就在每个佳丽头上插一朵鲜花,然后放飞一只蝴蝶,看蝴蝶停在谁的头上就临幸谁;这种把戏玩腻了,玄宗就开坛设赌,亲自做庄,命嫔妃们都来赌博,谁赢了谁就陪他过夜。
这种胡天胡地、瞎玩乱搞的荒唐生活整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一个女人蓦然闯进他的心扉,填补了武惠妃留下的那个巨大的感情空白,这一切才戛然而止。
众所周知,这个蓦然闯进玄宗心扉的女人,这个即将和玄宗联袂演绎千古爱情佳话的女人,就是杨贵妃。
杨贵妃,小名玉环,是世家大族弘农杨氏的后裔。远从汉朝开始,弘农杨氏就是著名的关中六大郡姓之一,历代名人辈出。及至隋唐两朝,这个家族更是出了一大票牛人,比如隋文帝杨坚,隋朝宰相杨素、杨雄、杨达,还有女皇武曌的母亲杨氏,武德时期的宰相杨恭仁,贞观时期的宰相杨师道等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许多史书都说杨玉环是“弘农华阴人”,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她的这种高贵出身。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太准确。因为早在隋朝以前,她的祖上就已经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所以“弘农华阴”只不过是杨玉环的远祖郡望而已,和她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与隋文帝同宗,所以杨玉环的高祖父杨汪在隋朝很受器重,赐爵平乡县伯,官至尚书左丞。可惜隋末大乱时,杨汪投靠了王世充,后来东都被秦王李世民攻克,杨汪被杀,从此他的后人就逐渐没落了。
到了杨玉环的父亲杨玄琰这一代,其家道早已衰落,与祖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约在开元初年,杨玄琰由蒲州入川,到蜀州(今四川崇州市)担任司户。所谓司户,只是掌管户籍、记账、婚田等事宜的从七品小官。杨玄琰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杨玄珪,一个叫杨玄璬,后者在洛阳担任河南府士曹参军,和杨玄琰一样,也是个从七品的芝麻官。
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杨玉环生于蜀州。她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大概在十岁左右,杨玉环的父母双双亡故。这本来是人生中的大不幸,可对于杨玉环而言,这个意外的变故却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大转机——因为她从此离开了山高皇帝远的蜀州,被叔父杨玄璬接到了洛阳抚养。
众所周知,东都洛阳是唐朝的第二政治中心,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同时也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其繁华富庶的程度远非偏僻的蜀州可比。杨玉环到了这个富有时尚气息的大都会,不仅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个在东都成长的机会,杨玉环才能出落成一个秀外慧中、色艺双馨的绝代佳人。史称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旧唐书·杨贵妃传》)在这些优点中,除了容貌是天生的以外,其他素质当然是得益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的熏陶。而这一切,正是她日后得以被选入宫的重要条件,也是她日后让玄宗深深迷醉的主要原因。
开元年间,玄宗曾先后五次巡幸东都,每次东巡,文武百官、皇族宗室、后宫妃嫔必定随驾而行;每次驻留东都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两三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玉环被叔父接到洛阳抚养,就意味着来到了天子脚下,意味着进入了皇帝和朝廷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机会。
总而言之,少时父母双亡的遭遇对杨玉环来讲,非但不是一种不幸,反而可以说是命运之神的一种垂青。假如不是遭遇这种变故,她当然只能在蜀州长大,日后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既不可能宠冠六宫、名动天下,更不可能进入史册,被后人千古传颂。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秋,玄宗最后一次从西京长安移驾东都洛阳。这一次,他在东都住了将近三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才返回长安。在此期间,玄宗操办了两件大事。
准确地说,这是两桩喜事。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七月及次年正月,玄宗分别为自己最宠爱的一双儿女——咸宜公主和寿王李瑁(均为武惠妃所生),举办了两场盛大的婚礼。
巧合的是,这次选中的女婿和儿媳都姓杨,也都出自世家大族弘农杨氏。
这个女婿,就是后来帮武惠妃制造了“三庶人案”并整死了太子李瑛的杨洄。
而这个儿媳,就是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的养女——杨玉环。
此时的李隆基当然不会想到,短短四年后,他亲自选中的这个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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