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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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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由于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①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除了跟他爬上泰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与他同任御史中丞。
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搜集罪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那简直是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宇文融受皇上宠信，正吃得开，而且头脑精明，工于权术，您不可不防。”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鼠辈何能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张说眼中的“鼠辈”便正式向他发难了。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联名上疏，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一、私交术士，占卜星象；二、结党营私，腐败奢侈；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三大罪名，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
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由于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张说罪无可赦。
直到此刻，张说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的，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暗无天日、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
高力士叹了叹气，回宫向玄宗奏报：“说（张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玄宗闻言，也不禁有些怅惘。回想往日种种，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如果就此埋没，实在是可惜。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赶紧对玄宗说，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跟随陛下多年，且于国有功，理应从宽发落。
玄宗深以为然，数日后下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之职，其余一切如旧。
随着张说的下台，宇文融与张说的斗法总算告一段落。然而，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开元中后期，乃至整个天宝年间，帝国的高层政争还将越演越烈。目前的这场对决，只不过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外朝大臣相互倾轧的同时，玄宗的后宫也打响了一场争位夺宠的战争。
交战双方，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嫔妃。
这个皇后姓王，这个嫔妃姓武。
这一幕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许多年前，帝国的后宫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因无子而失宠，最后被废黜了皇后之位；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深受宠幸，咄咄逼人，“阴怀倾夺之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凤冠。
如今的这位王皇后，一样是无子、失宠、色衰爱弛，后位岌岌可危；而如今这位姓武的妃子，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侄孙女，并且跟她一样深受宠幸，咄咄逼人，也跟她一样“阴怀倾夺之志”……
一切似乎都与七十年前“废王立武”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历史会重演吗？
【后宫的战争】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唐玄宗和王皇后都应该算是一对患难夫妻。
早在玄宗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皇后就是她的王妃了。当时韦后专权，李旦遭到排挤，整个李唐皇族的命运都有些前途叵测，至于小小的临淄王李隆基，更谈不上有什么远大前程。正常来说，就算后来李旦有了出头之日，李隆基作为庶出的第三子，充其量也就是做一个逍遥王爷，根本不可能有入主东宫的机会，更不用说登基当皇帝了。
所以说，在当时的情势下，王氏嫁给李隆基，就意味着要和他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一起承担难以预料的祸福。换言之，要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王氏就必须和李隆基共同创业，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后来，当李隆基开始策划唐隆政变的时候，王氏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上（玄宗）将起事，（王氏）颇预其谋，赞成大业。”（《旧唐书·后妃传》）由此可见，王氏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少奶奶，而是一个能和李隆基同甘苦、共命运的贤内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共患难的贤内助，只和玄宗一起享受了几年荣华富贵，就被彻底冷落了。
表面的原因，是她没有生育能力。
如果是在今天，女人不能生育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缺点，甚至很多女性不愿意生育孩子，也不会遭到丈夫的歧视或社会舆论的谴责。然而在古代，这可是非常要命的一种过失。因为古圣贤规定，女人只要犯了“七出”（丈夫休妻的七条理由）中的任何一条，她老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她休掉。而“无子”就是“七出”中的第二条，仅位列“不顺父母”之后，比“淫”“妒”“恶疾”“窃盗”什么的还要严重。
更何况，王氏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无子”就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点，足以使她在皇帝和天下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可是，导致王皇后被冷落的原因还不仅仅是无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玄宗爱上了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武氏。
武氏是女皇武曌的侄孙女、恒安王武攸止的幼女，算起来还是玄宗的表妹。武攸止早亡，所以武氏很小就被接到了宫中抚养。开元元年，武氏差不多十五岁左右时，被李隆基纳入了后宫。
也许是因为武氏多少继承了武曌的基因，或者是从小生长在宫中，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所以不仅美丽温婉、举止优雅，而且熟悉古籍经史，言谈之间总是引经据典，颇有才女风范，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玄宗的宠爱。自开元元年进入后宫，短短几年间，武氏就连续为玄宗生下了二子一女，而且一个个长得端正美丽、活泼可爱，让玄宗喜不自胜、爱不释手，同时也让不能生育的王皇后嫉妒得眼冒绿光、几欲抓狂。
可让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几个可爱的小皇子和小公主出生没多久，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夭折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玄宗为此伤心不已，但对武氏的宠幸却有增无减。
不久，武氏又生下了寿王李瑁（初名李清）。出于女人特有的直觉，武氏相信，把孩子留在宫中抚养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搞不好又会像前几个一样无疾而终。于是武氏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把孩子送出了皇宫，寄养在孩子的大伯——宁王李宪的家中，连哺乳都是由李宪的妻子元氏代劳的。
后来，李瑁果然平平安安地长大了，在宁王府一直长到了十余岁，才被玄宗接进了宫中。
随着李瑁的健康成长，武氏的野心也开始逐渐膨胀。她深知，一个女人仅凭容貌，是不可能长久留住男人的心的。要想长保眼前的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当年的武昭仪一样，不择手段地夺取皇后之位，然后再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入主东宫。
对于武氏的夺位野心，王皇后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愁和恐惧之中。
每当想起武氏那张妖艳的面孔，王皇后就会气得浑身哆嗦。可除了在心里一遍遍地诅咒之外，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情敌，更不知道该怎样避免被废黜的命运。出于本能，王皇后不止一次地在玄宗面前表现出了对武氏的痛恨，经常恶语相加，有时候说到伤心处或激愤处，还会出言不逊，把玄宗也给数落进去。
可想而知，王皇后这种“泼妇骂街”的行为只能导致玄宗对她更深的反感。
有人说，憎恨别人就像是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还不一定逮到了。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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