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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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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着,终年都是春天。
第四章 神龙政局
【孤家寡人李显】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五十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
世事的变幻无常让李显充满了感慨。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武曌悍然发动嗣圣宫变,把登基不过两个月的李显废为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二十一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下发动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母亲武曌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凄清寂寥的上阳宫……
历史漫不经心地兜了一个圈,人间已然几度沧桑巨变。
看见自己年届半百的生命忽然间严霜落尽,繁花似锦,中宗李显不禁百感交集。二月十四这天,他为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将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在了韦氏头上,同日追封她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亡母崔氏为王妃。
苦尽甘来的皇后韦氏站在太初宫的门楼上,遥望着广袤而壮丽的帝国山河,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臣民,眼里噙满了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她激动地品味着这份渴望已久的荣耀与尊严,觉得前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偿。
该如何享受上天的这份馈赠呢?
站在早春二月暖暖的阳光下,皇后韦氏眺望着未来的岁月,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旌摇荡。冥冥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女皇武曌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
韦后转过脸去,看着朝阳之下满面红光的皇帝,幽幽地说:“皇上,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誓言吗?”
李显微微一怔。
韦后莞尔一笑,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皇上可还记得这句话?”
慢慢地,李显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略显尴尬地笑了笑,看见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那驾马车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辘辘而行。那一年,妻子韦氏已经身怀六甲,那一趟漫长而颠簸的贬黜之旅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痛苦无边的炼狱。李显一路上紧紧拥抱着面无血色的妻子,在心里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乞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她们母子平安。
苍天有眼。就在一片四野无人的荒凉山麓,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终于呱呱落地。
李显脱下自己的锦袍小心翼翼地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
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裹儿”。
裹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她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李显一家人的记忆中,幽禁于房陵的十四载岁月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凄风苦雨,他们几乎认定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李显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每当母亲武曌派出的使臣来到房陵,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自杀。
是妻子韦氏一次次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韦氏总是看着李显的眼睛说:“祸福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又何必自戕?”
就是这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让李显和韦氏情爱弥笃,也让李显在无形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资治通鉴》卷二○八)
那些日子里,李显不止一次地从韦氏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暖和希望。终于有一天,李显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
而今,兑现诺言的时刻终于到了。
中宗李显迎着皇后韦氏殷切的目光,轻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
“垂、帘、听、政。”韦后说。
皇后的册封大典过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便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后面赫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这一幕是多么似曾相识啊!
以五大臣为首的文武百官不无痛苦地发现——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革命的洗礼,却依旧摆脱不了牝鸡司晨的尴尬。
侍中桓彦范第一个挺身而出,向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章。他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名言:“牝鸡之辰,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代替公鸡鸣叫,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萧条。他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都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预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而且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丈夫,不合人道。伏愿陛下鉴察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主持内职女教,不要出来干预朝政。”
奏章呈上,李显瞥了一眼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每天上朝,桓彦范的眼睛照例要被那一道轻柔而坚固的帷幔深深刺痛。桓彦范百思不得其解,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桓彦范之所以不理解李显,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李显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李显虽然在五大臣的拥立下复辟了,但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可是,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在经过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之后,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
除了崔玄暐外,原本朝中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也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一个是杨再思,都曾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了岭南,杨再思则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东都朝廷,到长安去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去了。所以,现在李显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
李显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除了孤独,他还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不但没有贴心的大臣,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显的同胞骨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先说李旦。尽管他生性淡泊,不喜欢当皇帝,但这并不等于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事实上在李显看来,李旦似乎比他更有资格戴上这顶帝王冕旒。因为在李显被贬到房陵的十四年里,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说李旦也长期处在母亲武曌的严厉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人脉、论政治影响力,李旦都远胜于李显。而李显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比李旦年长、更符合“立嫡以长”的继位原则而已。
但是这样的优势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从大唐立国至今,当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太宗不是,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自己也不是。所以,李显实在有理由担心——哪天五大臣要是看他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一场革命,把他轰下台,把弟弟李旦拱上去!
再来看太平公主。她虽是一介女流,而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但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到大,太平一直就是母亲武曌的心肝宝贝。据《旧唐书》称:“(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也就是说,太平公主不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都酷似母亲,所以武曌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常常让她参预各种朝廷机密。
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自然就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其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公主可比。神龙政变后,太平公主因功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稍后,中宗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在其府邸周围遍置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日夜巡逻,其警卫规格等同皇宫。只此一点,便足以见出太平公主在中宗一朝的地位之高。
除了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还具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优势。
那就是她的经济实力。
按照高宗时代的制度规定,亲王一般可以获封食邑八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可以获封三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所谓食邑,也叫汤沐邑,只有皇亲国戚和功臣元勋才可获享。获得多少封邑,就意味着有多少户人家的赋税不用上缴国库,而是直接进入获封者的私人腰包,相当于就是在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税务分局)。那么,太平公主的食邑有多少呢?
她首次获封就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后来又加到三千户;神龙政变后,李显论功行赏,又将她的食邑加到了五千户。此外,太平与薛绍生有二男二女,改嫁武攸暨后又生下二男一女,这七个儿女全部都有封邑,加上武攸暨名下的一千户,太平公主一家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八千户。再加上她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先后获得的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赏赐,说太平一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算夸张。假如当时有胡润财富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太平公主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上榜首富。
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对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朝臣纷纷投靠在她门下,通过她的运作和举荐步步高升。此外,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士子也闻风而至,争先恐后地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也摆出了一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姿态,十分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太平公主更是屡屡慷慨解囊,馈赠金帛,让这些寒士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便在人前人后拼命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就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眼见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李显自然感到了极度不安。
他不止一次地从太平公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对权力不可遏止的野心和梦想,就跟当年的母亲武曌一模一样。
很显然,无论是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跟李显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李显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李显当然不能无所作为。让韦后垂帘听政,其实就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走出的第一着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抗衡。
所以说,如果有人以为李显让老婆垂帘听政纯粹是出于夫妻情深,或者纯粹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而桓彦范恰恰就在这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他反对女人干政的那套大道理李显又何尝不懂?他强调的“牝鸡司晨”的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孤掌难鸣的李显要想保住刚刚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武三思东山再起】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而且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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