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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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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２０００多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地主和富农把持。“土改”前，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１０％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农村中约７０％甚至８０％的土地。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成分。到１９５３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改”都已完成。董瑞符老家“土改”时，农民就愤怒地围攻了董家。董家的家丁赶紧架起了枪炮，董瑞符的爸爸沉吟片刻后挥手制止。背盒子枪扎绑腿的武工队，进院带走了他爸爸。但最后并没有审出什么血债。
１９５７年，董瑞符被打成“右派”，经常被戴高帽游街。有些右派纷纷自杀，他相信一切都会过去。每天，他穿戴整齐，早早地站在门口，等着被揪斗。揪斗回来，又照样来饭就吃躺倒便睡。他共有三房妻子，二老婆留两子，三老婆留一女。大老婆不堪###惊扰，忧郁而死，其他妻子也相继过世。他内心痛苦，但认为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好。埋葬完老婆后，当晚就吃睡正常。有好友骂他是庄子。
２０００多年前，庄子的妻子病死了，好友惠子前来吊唁。他见庄子盘腿坐地，鼓盆而歌。就责问：“人家与你夫妻一场，为你生子、养老、持家。如今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鼓盆而歌，岂不太过份、太不近人情了吗？”庄子答：“不是这意思。她刚死时，我怎会独独不感悲伤呢？思前想后，我才发现自己仍是凡夫俗子，不明生死之理，不通天地之道。如此想来，也就不感悲伤了。”惠子仍愤愤不平地质问：“生死之理又如何？”庄子说道：“察其生命之始，而本无生；不仅无生也，而本无形；不仅无形也，而本无气。阴阳交杂在冥茫之间，变而有气，气又变而有形，形又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为死。故人之生死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也。她虽死了，人仍安然睡在天地巨室之中，而我竟还悲哀地随而哭之，自以为是不通达命运的安排，故止哀而歌了。”惠子说：“理虽如此，情何以堪？”庄子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托付给）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生者，假借也；假借它而成为生命的东西，不过是尘垢。死生犹如昼夜交替，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死生都是一气所化，人情不了解此理，故有悲乐之心生。既明其中道理，以理化情，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况且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
１９７８年，董瑞符和周围的其他人都被平反，许多人感激涕零，他平静如故。又操起毛笔，挥洒起来。他酷爱书法，每天乘兴临池数小时，兴尽方收。他身体硬朗，年近９０，还能咯崩咯崩地嚼花生米吃两大张煎饼几根大葱，还能骑车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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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1）
“每天我必须接２０多个鬼子，就是来了例假也不让休息，可吃的还是高粱米饭大葱沾盐面还不管饱，实在饿急了，就偷一点萝卜白菜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要是被发现，就要遭到一顿皮鞭沾凉水的毒打……”２０００年９月，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李凤云老人在东宁某敬老院里，痛说黑漆漆没有一丝光亮的过去。
她声音嘶哑，眼中无泪有恨。说着说着她就站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起来。喊不了几句，气儿便接不上了。我只好请她停顿喘息一会儿。陪同的人说，现在已经不轻易安排她出来了，每次接受采访后，她都得在床上躺几天，甚至大病一场。毕竟她以近耄耋之年，回忆苦难，让她无法承受，平静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和治疗。
陪同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知道机会难得，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耐心甚至固执地等待，倾听；再等待，再倾听。
李凤云原名李秀段，１９２２年，出生于朝鲜平壤的一个靠租种土地过活的穷苦农民家庭。在她１９岁那年，妈妈重病，医疗费让李家债台高筑，经常有债主堵门逼债。眼看着妈妈的病情一天重于一天，李凤云除了流泪，就是痛心地看着。后来，她得知有日本人为设在中国的工厂招工，连问具体干啥都没问，就自卖自身跟着走了。临行前，她把卖身所得的４８０元，全部交给了妈妈。妈妈欲言又止，眼神复杂地看着她。这种眼神，李凤云还是第一次见到。
１９４１年冬，李凤云随日本人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省的阿城市。路上，她还想一定要少休息，多干活多挣钱，然后尽快把钱弄回家。她相信，只要有钱妈妈就会好起来的。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进了“工厂”，就有人就逼迫她脱光衣服检查身体，然后就把她送进了一间有床的房子里，再后来，还没来得及思考的她，就在惨叫中成了慰安妇。
１９４２年冬，有母亲病危的消息传来，李凤云便冒生命危险逃回了朝鲜老家。当风尘仆仆的她站到妈妈床前时，妈妈已经奄奄一息。原来，李凤云走后不久，妈妈就知道了女儿的“工作”，妈妈坚决拒绝服用那钱购买的药，也拒绝用那钱请医生，她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倔强地等待最后时刻得到来。当面容枯槁两腮塌陷的女儿晃动在她的眼前时，她面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两下，接着头一歪身体一挺就去了。
在家住了一年，李家的日子连粥也喝不上了。李凤云决定，再一次出卖自己，给父亲和弟弟们一条活路。这次她得了５００元。含泪把钱交给了父亲后，她头也不回地就跟日本人来到了东宁要塞的石门子慰安所。
日军在华的慰安所，开始于１９３２年。东宁的，要晚些。
自从１９３３年日寇侵占了东宁县后，关东军的人数猛增到１３万人。长期的性压抑煎熬着日军，他们酗酒斗殴，甚至自杀，还有因为嫖娼感染性病等，削减了日军的战斗力。当时，一些日本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学生，闻讯后自愿来到中国“荣军”，但对于狼群一样的需求，只是几只羔羊而已。于是，１０００多名中国朝鲜等国的妇女，被强迫或者欺骗到了中国，充当泄欲工具。当时，慰安妇与日军的比例大概是１比１３０左右，那就意味着每名慰安妇每天要遭受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更多日军的蹂躏。有些慰安妇被摧残死了，有些慰安妇终身残废。而李凤云，则坚持到了最后。
１９４５年８月的一天，日军得知苏军将进攻东宁要塞，开始外运慰安妇以转移罪证。到８月８日晚，只剩下石门子的１００多名慰安妇。８月９日零时，苏军发动猛攻，日寇或逃命或抵抗，无暇顾及慰安妇。她们只能在炮火与流弹中奔逃。很多人当场仆倒丧命。李凤云、金明珠（化名）、池明芳（化名）和李星芝（化名）等幸存下来。
逃出来的李凤云举目无亲，还不会说汉话，依然还是走投无路。一位当地农民，收留了她。不久，他们结了婚。为隐瞒那段历史，她改了名，还和丈夫搬过家。几十年来，她始终没有生儿育女，有人说，是日军摧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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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2）
１９８７年，李凤云的老伴病逝，她被接进了敬老院。半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没有淡化得了她那根植于骨髓和心灵深处的苦痛，直到今天，她还常常惊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凡电视上有日军的画面，人们就趁她还没注意之前，迅速换台。
在黑龙江境内，散落着当年逃出来的一些慰安妇，但敢于站出来控诉的，一共才有４人。李凤云老人是第一个。在她的影响带动下，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金明珠、李星芝等也终于鼓起勇气，把历史公诸于众。
儿童团的副团长
２００４年，秋风中。
老人坐在焦庄户某农户门前的泥土地上，他的手中有草绳和大葱，身边有成捆的大葱。偶而，他停手，抬头，茫然远望。他的前面，就是地道战的碉堡。秋风掠过，他头发萧瑟如草。一地道战老民兵说，他就是焦宪来，焦庄户当年的儿童团副团长。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根据地，成立了密集的儿童团。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从苏北地区，到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抗日儿童团持枪伫立的身影。陕甘宁边区有７万，华北抗日根据地有６０万，苏北解放区有１８万（包括少年队）。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公认最为出色。在青年救国会的领导下，利用年纪小，不被注意的特点，他们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抓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焦宪来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的身后，则跟有６０多个提红缨枪的孩子。
１９２９年，焦宪来出生于河北省（顺文区）顺义县焦庄户村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都老实巴交，而他们的６个孩子却多有血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焦庄户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坚强堡垒，焦家是急先锋。焦宪来的大哥焦宪良，是贫协会主席。他组织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交公粮，抓汉奸，打日寇；他的二哥是地道战的民兵骨干，他们是让日寇和国军伤透脑筋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让进攻的敌人，丢盔弃甲地抬着同伴的尸体，黯然离去。最终，焦宪良战死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军队的炮弹当场炸死。当时，他正在满眼喷火地冲锋，突然“轰”地一声，一颗炮弹爆炸了……
受家庭熏染，身为老小的焦宪来，７岁就扛起了红缨枪。１５岁那年，他当上了儿童团副团长。
那时，“八路”经常给他们讲共产儿童团的故事。共产儿童团，在抗日儿童团之前，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上杭才溪的共产儿童团最为活跃。１９２９年，经共产党宣传鼓动，才溪一时革命烈火熊熊。农民男女老幼齐举刀枪，土豪老财哭爹喊娘。１０月，各村的孩子被圈拢起来，组建儿童团，穷苦的孩子奔走相告，争相参加。他们系着跟鲜血一样颜色的领带，戴列宁帽，扛木棍，每天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时还挨家挨户搞宣传。最初，他们被称为“劳动童子团”。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改称“共产儿童团”。除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外，７到１４岁的儿童都可以参加。他们依然以血色领带为标志，以“举右手高过头，伸五指手心向左的举手礼”为礼仪，以“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口号。在焦宪来幼小的心目中，共产儿童团就是大大的英雄。
战争的烽火熄灭后，该干啥的，继续干啥。焦宪来又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劳作，土中求食，过着跟泥土一样普通的生活。２１岁那年，一阵鞭炮。他把新娘迎回家抱上了床，两年后，又离异。妻子没给他留下只男片女，他孤苦大半生，晚年和侄子一家共同生活。村里分给他２亩多地，他已无力耕种，似乎他连说话都嫌累，我曾试图从他嘴里多抠些东西，他淡然地沉默……
关键词
地道战、广岛原子弹、儿童团
老长工（1）
２００１年的金秋，能让乔维业老人眉开眼笑的季节。
在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一农家院里，乔维业老人正与儿孙一起剥玉米棒子。剥完的，没剥完的，都小山一样。他的曾孙子，不时地偎蹭到他的怀里，揪他的胡子，捏他的鼻子。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摸孩子的脸，拉孩子的小手，还不时嘿嘿地笑。
乔家原籍吉林德惠，祖祖辈辈土里刨食。１９１０年，乔维业出生了。那正是风雨飘摇盗匪多如牛毛的清末。自打他睁开眼睛看人世，就看到了爸妈菜色脸上密布的愁云。
乔维业５岁那年年底，爸爸死了，无钱救治病死的。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乔家连苞米面粥也喝不上了。妈妈的病情也日渐加剧。尽管那已经是中华民国三年了，当年冷面的县令变成了笑脸县长，威严的长袍变成了平民的中山装。可县长的笑脸，毕竟无法变成填饱百姓肚子的窝头，农民的日子，还是要一镐一镐地刨，一锄一锄地锄。乔维业８岁那年，妈妈终于放下了锄头，睁着眼睛去了。她的眼角挂着泪花，乔维业成了孤儿。
１１岁那年，乔维业投奔姑姑，来到了黑龙江省。姑姑家，是两扇门板透亮、关门掉土、夜里可以穿过房顶看星星的小土坯房，小房里有锅没盖儿，没米有袋儿。猛然加了他这张饥饿的嘴，一个土豆，就要多切几瓣儿；一锅粥，就要多添一瓢水。熄灯后，他经常听到姑姑的叹息。不久，他就到范家窝棚给地主当了“半拉子”。他放猪，放牛，挑水，砍柴，铲地，拔草，手脚不停，到了秋后，得４石带皮子的粮食。
长到１９岁，乔维业当长工扛起了大活。他种地收割样样在行，少言寡语就知道低头干活，东家选他作“打头的”。农忙时节，早３点就起床，黑咕隆咚走几里路赶到地头时，太阳还在山后头睡着呢；干到晚上９点多才收工，回到村里，星星已经挂满了天空。一年到头，他可以挣１７石粮食，也是带皮的。
２３岁时，他借村邻的一铺土炕，娶妻李秀章。妻子和他一样勤快，过门没满３天，就开始养鸡养猪下大地。到了秋天，猪肥鸡大，也都卖了，成了有钱人家的美味。过年了，人家的肉香飘来，乔维业也想买点“好嚼裹”，妻子就说还没有房子呢。思来想去，他走向豆腐房，挪进屋去，红着脸，讨要点豆腐渣。妻子用猪肉皮、大葱炒炒，就笑呵呵地给他端上桌儿，再温２两烧酒，小两口也就过了新婚的第一个大年。
东北的“土改”，比其他地区，都来得早。在东北全境，约有３８００万人口，按１０亩一垧计算，约有土地１０００万垧。经日伪１４年的残酷盘剥，广大农村遍地赤贫化。在南满，雇工约占总人口３２％，北满则在４０％以上。土地除开拓地、满拓地外，一般是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据日本人的统计：１００垧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北满有２．９％户，占５０％的土地；中满有０．２％户，占３０％土地；南满有４．２％户，占４０．４％的土地。许多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民，渴望“土改”。１９４７年下半年，乔维业家乡的“土改”开始了。
一通响锣，乔维业被贫协会和民兵招呼到场院开大会。他的大东家，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在台上。他不认字，牌子上写着什么，不知道。东家低着头，浑身哆嗦。他想，牌子上一定没写什么好东西。大东家两侧，站着少东家，他们的脖子上，也挂着牌子。三四个拿枪的民兵，看着他们。农民越聚越多，吵吵嚷嚷。贫协主席让农民控诉大东家的罪行。有人撺掇王老根，他推托两下，就上了台。他愤怒地说他给大东家扛活时，大东家经常给自己家很少有的粘豆包吃，撑得胃疼，还落下了毛病。台下一阵大笑，贫协会主席自己跳上了台，他撸起裤腿子，露出了一条３寸左右的疤痕，他说是被老东家的狗咬的，老东家死了，只能找大东家算账。台下一阵骚动，有人开始往台上扔东西，平时见着大东家点头哈腰的二柱子，不时地用三八大盖枪的托子，猛砸大东家的后腰眼儿。大东家惨叫不止，少东家哆哆嗦嗦。讲着讲着，贫协会主席的眼泪就下来了，最后鼻涕一把泪一把。乔维业什么也没有听清，就见大家蜂拥而上，接着就是木棒撞击骨肉的声音还有惨叫声。不久，一切就都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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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长工（2）
那年，乔维业分到了一垧地，还有一匹枣红大马和两间土坯房。转眼间原本还是地主的土地马匹还有房子，就属于了自己姓了乔，他总以为在做梦，让妻子掐掐手脖子，才断定是真的。那阵子，碰着谁，他都老远就打招呼，弄得一些人直发毛，走过很远，人家还回头看他。只有遇上少东家，他才手足无措，总觉心慌。贫协会主席教育他，地主的财产那是剥削农民的，农民拿回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慢慢的，他也就习惯了。第一年秋收，连玉米带高粱，他得了３０多石。手捧金灿灿的玉米，他笑个不停，妻子以为他“魔症”了。
互助组时期，他思前想后一整夜，还是响应号召，参加了。他被推为小组长；初级社时期，他被拥为队长。１００多村民，都服气他。他比当年给地主“打头”时还卖力气。“土改”时分到的土地马匹归了公。除了房子，他又一无所有，他没有怨言。１９５６年，他又和大家奔向了高级社。
１９５８年，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公社成立了。他相信公社书记的话：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修水库挖水渠，他挽起裤腿，就往冰碴子的水里跳，他盼望早日实现书记的话。后来，公社号召大炼钢铁。农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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