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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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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生很久以后、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而作的评论中对她们是不惜笔墨地大加奉承。
卡萨诺瓦是一个勾引者。他到处拈花惹草的时代背景是:其时未婚小姐被认为应该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且在除了贵族以外的大多数群体中,已婚妇女通奸如果被发现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的勾引行动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较长期的努力,因为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即使目的达到了,这个过程也并不一定就此完结,因为他还常得确保在事后不使小姐的陪媪、保护人或?属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们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强烈抵制的那种个人生活变革的产物。他们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勾引者,在这个时代中,勾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的被迫性。在一个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尽管这只是由于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社会里,“勾引”失去了许多意义。追逐女色这一行为在自相矛盾的同时反映了这种根本的变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1页,袖珍本图书公司,纽约,1988。
当今的好色之徒可能显得像是来自上一个时代的守旧者,只带上青霉素、避孕套(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并做好了面对艾滋病危险的准备,大胆地靠近他们的猎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论证不错的话,那么追逐女色之徒就是当今性世界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们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关注的是性征服和权力的行使。但是,如果胜利得来是如此容易,那么胜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对方不但是愿意,而且也许同样急于发生性关系,那么还有什么可体味的呢?
当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坚持自己的平等权利的女人时,维护勾引的权力(凭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征性地把她们“干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战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发现的,女性性权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贞洁的和淫荡的或堕落的女人之间所作的古老区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决于对贞操的破坏,那么这种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动力。勾引者试图夺取或支配的那种“真诚”与性方面的贞洁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会产生了。在纯粹关系的语境中,真诚仍起着一种基本的作用,但变成了一种每一个伙伴都指望对方具有的伦理品质。
在比较传统的时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险家,他不仅向每一个女人挑战,而且向整个性规则系统挑战。他是贞操的破坏者,而且还骑马执矛冲向别的风车,因为勾引意味着挑战性保护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体快乐之辈,而是在一个性开放的世界里寻求刺激之徒。这种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种高峰体验——不过这种高峰体验后来往往变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们与其说是放荡的浪子,倒不如说是在一个其中性与?密关系前所未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环境中的不自觉的反革命。融合之爱意味着?密关系:如果达不到这种爱,那么个人就准备离去。花花公子们通过耍手段而不是对性伙伴的尊重来维持那个必要的“潜在空间”。他们期待着下一次可能的艳遇,因而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脱身”。他们常常是浪漫爱情修辞学的行家,但却不能由之造就一个情感连续的自我叙事。因此,一个在进行勾引时游刃有余、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结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张口结舌,从而不顾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实是处在卡尔·克罗斯的恋物欲者的地位上,后者渴望的只是一个女人的鞋,而他则必须以得到整个人为满足。
性与勾引(2)
某些这样的男人一年中与上百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需要爱”?在一种特别急切的意义上。他们对女人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这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从前,勾引无疑可以等同于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碍的领域——即男性的现代性领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义,这一定位便成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萨诺瓦那样——既作为贞操的剥夺者,但也作为性隔离生活的潜在的拯救者——对每个性伙伴都“特别?密”。现代的性冒险者已经抛弃了浪漫之爱,或者只把它的语言用来作为劝诱的修辞。因此,他对女人的依赖只能通过性征服机制来予以确认。可以认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关系和自我—认同的反射建构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受缚于女人而不能把她们作为有能力给予和接受爱的独立的人来对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爱她们又离开她们”的人。其实,他根本不能“离开她们”;每一次离去都只不过是另一次相遇的序幕。
相互依赖的社会学意义
花花公子通常具有与浪漫之爱情结密切相关的一些品性,这些男人可以让女人情不自禁六神无主,也可以在女人面前献尽殷勤死乞白赖,或许还会成为精于此道的情场老手。一些对这套把戏心领神会的女人尽可以顺势捞一个露水性伴,以寻求昙花一现的兴奋和欢乐。一碰到这种女人,男人身上那些使女人神魂颠倒的魅力就会立刻黯然失色,或者会被她们精明的察觉所控制。
大多数被上述男人追逐的女人根本不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萨诺瓦情结》,第244~248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8。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当过间谍和外交官。“卡萨诺瓦”指那些像卡萨诺瓦那样乱搞男女关系的浪荡公子。相反,一旦与男人开始建立关系,她们很可能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女人的生活会被一些灾难性的罗曼史所点缀,或者会陷入一些与男人没完没了、痛苦不堪的感情纠葛当中,而那些男人却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虐待她们。简而言之,这些女人具有相互依赖性,这已经成了治疗文学的老生常谈:即尽管相互依赖性绝不仅仅限于女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描述那种曾被称为普通“女性角色”的术语。参见考莱特·多林:《灰姑娘情结》;第34页,袖珍本图书出版社;纽约,1981。
互相依赖型的女性是些操碎了心的人,她们需要养育别人,但在一种完全或部分无意识的层次上,她们又预感到自己的付出会遭到拒绝。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反讽啊!相互依赖型女性恰恰最有可能卷入与一个花花公子的关系漩涡。她准备着,也许渴望着去“解救”男人;而男人则需要这种宽容,因为除非他彻底的口是心非,而且完全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态度,否则其他的女人也会拒绝他。
相互依赖的本质(1)
“相互依赖性”一词是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逆向反射性”的范例。这一术语不是专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从那些与自身的酒瘾作斗争的人中产生的。在早年的嗜酒者自助小组,嗜酒被认为是人沾染上的一种人格缺点。人们以为,嗜酒者离开家庭环境,与染有同样毛病的人在一起会康复得最好。后来,人们认识到,嗜酒者可以感染与他经常接触的他人;但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嗜酒者只有在治愈之后才能成功地重新融入家庭环境。然而,人们最终明白:如果嗜酒者重新返回那种其他家庭成员都依然如故的关系或家庭,他们几乎不可能保持冷静;整个关系也都经常围绕嗜酒者的酒瘾打转转。
其他人的生活,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有时甚至以巨大的破坏性方式,依赖于嗜酒者的依赖性。为了解释这种情境,人们首先创用的一个术语是“认可者”,指一个人,通常是性伙伴或配偶,最常见的是妇女,她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了某个人的嗜酒行为。当这些人忍受的痛苦等同或超过了那些靠酒精生活的人的痛苦时,认可者的观念就被“相互依赖性”的观念所取代。安尼·威尔逊·沙伊夫:《互相依赖,误解—误待》;第11页,哈珀与罗出版社,旧金山,1986。
“互相依赖”这一术语一旦变得如此普遍化,就会引起某种误解。它是在一种具体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个语境里有一个明显的“上瘾者”,而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反应。这一概念倾向于暗示一种在谁依赖谁方面的优先权;它似乎指产生的一种继发性上瘾,即面对嗜酒者的认可者。当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它便混杂了两种事情:一种是一个人的酒瘾折光到另一个人身上,后者围绕嗜酒者建构自己的行为;另一种是关系的相互影响特征。说得更复杂些,相互依赖性常常不是与某个具体的关系相联系,而是与一种人格类型相联系。这正如一位著者所说:
互相依赖型的人从她所实际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寻求赞同。她不是围绕某一个人建构她的生活,而可能围绕好几年“黄金搭档”跳舞,除了她的情人之外,也许还会有她的父母、女友、老板和超市的雇员等。她围绕别人的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乔迪·海伊斯:《精明的爱》,第31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让我用以下的方式来简洁地陈述我们正在讨论的概念。相互依赖型的人是这么一种人,为了保持一种基本的安全感,需要另一个人或另一组人界定他(她)的需求;如果不对他人的需要作奉献,他(她)就无法感到自信。相互依赖性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其中个体在心理上维系于自己的伙伴,而伙伴的行为受某种强迫力所控制。我将用固定化关系一词来表示这么一种关系,在其中关系本身成了迷恋的对象。在固定化关系中,个体不是围绕先在的他人的酒瘾来建构自己的生活;而毋宁说,他们需要那种关系来满足一种非此无法满足的安全感。固定化关系以其最温和的方式占据在习惯当中。当相关各方以互相敌对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类关系就更易变得难以驾驭,他们无法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我们可以假定,固定化关系在任何一种本质性的形式上都比相互依赖性关系更普遍。固定化关系建立在强制性的依赖之上,而不是相互依赖性之上。任何一方显然都不是成瘾者,然而双方都依赖于一条联系的纽带,它或者是一种日常化的义务,或者是一种实际上对关系双方有破坏性的东西。固定化关系通常假定了角色的分离。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伙伴提供的“变相”;但谁也无法完全认识,或完全屈从于自己对他人的这种依赖本性。男人们倾向于进入这种固定化关系,以至于深深卷入与他人的联系之中,但是对这种联系性要么不理解,要么主动地否认它。而对于女人们来说,强制的依赖性更经常地与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成为一种物恋——仪式性地卷入诸如家务琐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设法在治疗水平上帮助他人摆脱迷恋关系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响那些关系的有关结构转化的线索。在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粹关系呈现的中立性,以及与自我反射目标和融会之爱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恋的纽带:①不允许将对自我和他者的监视看成纯粹关系的核心;②将自我—认同隐藏于他人或固定化的惯例之中;③防止向他人开放是?密的前提条件;④倾向于保存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和性习惯。
每一种治疗计划的第一条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认识到你有问题,然后凭借认识的力量去着手解决问题!在嗜酒者自助小组,“降至最低点”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一些人精神状态的术语,他们会说:“糟到极点,我就会开始变好。”在做出决定之后,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打击来促使你采取行动。这打击可以是遭到拒绝、遭遇车祸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内心焦虑的煎熬。这些伤害性的后果就如同给健康的身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340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采取行动的决定通常涉及一个问题:要保障迷恋性关系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帮助,因为这是获取原初距离和支持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图的发展包含着对作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的认识。在这里要强调指出,选择意味着对一个人所承受的局限和压抑的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机会的方法。有著者将反射的时刻称作“自我交谈”。自我交谈是一种重新安排,一种思考的途径,审察现成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者放弃(如果可能)。对选择的认识意味着对那些支持依恋性模式的“消极计划”的克服。下面是依恋性计划的一些表白:
相互依赖的本质(2)
“我不能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我不是那块料”;“我创造性不够”;“我绝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我与老板合不来”;“我似乎从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4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
我们应该摆脱那种幼稚的、近乎极权主义的禁令的束缚,以避免产生如下所有这些想法:相当明显,“我不会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说法,通常可能是对任何既有语境中的机会的切实的评价。反射性是从迷恋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如此,那种计划对于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选择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个人需求什么,有助于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找到一个可靠的自我—认同是确认需求什么的基础。“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琐碎的选择。所有选择都值得考虑。”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9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但其中有些选择更重要一些。强制性关系,诚如治疗性文学虽用语不多却反复阐述的那样,拉开对自我—认同进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苏把互相依赖的个体准确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发展或未被认识的人,这些人维持着一种依赖于外部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虚假的身份”。
迷恋与亲密问题
相互依赖型个体习惯于从他人的行动或需要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种迷恋关系中,自我都趋向于和他人融合,因为迷恋是基本安全的最初来源。在治疗或自助组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表明的目标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弃相互依赖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图。她被鼓励着努力摆脱他,或自己摆脱掉授权给他人的“无言契约”。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过程,尽管表面上显而易见:她的谈话将不再持续地集中在“他”想什么或做什么,“他们”说什么,“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说什么。在酒鬼伴侣扶助小组,放任不管被贴上“爱情分离”这样一个庸俗透顶的短语标签,以称谓这样一种真实的现象——形成一种能力,即相互依赖者既可以继续关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恋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爱》,第63~64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鼓励个人主义甚至自恋的东西,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融汇之爱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发点。它是将他人视作独立存在者的前提,而这个人可以因为她(他)所特有的品性而被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人从一个已经破裂或濒临破灭的关系的痛苦纠缠中解脱出来。下面这些是一位治疗医生列出的新习惯的特征,可能会替代旧有的、更具强制性的特征:你可以听听朋友的麻烦——只是听听——不要试图去救助他(她)。
不要仅仅关注于某一个人,应对许多人感兴趣。
不要重返“犯罪现场”——你以前的情人生活的地方,或你们两人曾去过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找一些更有趣的地方去游览。
若得不到你渴望的人与事,那就享受你能得到的人与事。
不要忍受虐待,你可以拒绝这种关系。
如果你刚刚和情人吹了,而他常在某个时间来电话,你就在那个时间里找另一个令人愉悦的追求者。海伊斯:《精明的爱》,第73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明确个人界限被认为是非迷恋性关系的基础。为什么?答案再次直接关系自我及其反射性。从心理学上说,界限建立了属于他的东西,从而抵消了投射性认同的影响。某个关系内部的清楚界限,对融汇之爱和?密关系的维持显而易见是重要的。?密并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纳,而是知道他(她)的特点并使之与自己的特点相适合。具有悖论意味的是,向另一方开放却要求有个人的界限,因为这是相互交流现象;它还需要敏感性和机智,因为这并非不同于隐私生活。开放性、敏感性和信赖之间的平衡在关系中发展,这种平衡决定着个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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