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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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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大多欢迎这样一个现实，即女人们变得越来越乐于从事性活动，他们声称，在较长期的性交往中，他们想要在知识和经济上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女性。然而，据卢宾的发现，当面对这种选择的暗含意义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深切的不安。他们说女人“丧失了温情”，她们“不知道如何妥协”，“今天的妇女不想当妻子，她们想要妻子”。男人宣布他们想要平等，但是，许多人也主张他们或是拒绝做让他们做的事，或是对此表示神经质。“你怎样帮助养育孩子们？”卢宾问杰生。用杰生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对强壮好胜的女人应付自如”的人。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乐意尽我所能。我不想作一个缺席的父？，但是，总要有人承担更多一点的责任……我不想说我能做到那一点，因为我做不到。我有我的职业，而且这个职业对我非常重要，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莉莲·卢宾：《性战》；第146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现在，大多数人，无论男女，在结婚时都积累了相当多的性经验和知识。从偷偷的抚摸或非法的幽会到比较安全的、然而也更咄咄逼人的新婚之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突然的过渡了。今天，大部分新婚夫妇都有过性经验，婚后也没有什么性实验期了，即使当事人以前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2）
然而，卢宾的调查表明，成年男女之间的婚后性期待要远远超过前几代人正常的婚后性期待。女人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许多人都把一种补偿性的性生活视为令人满意的婚姻的一个根本要求。今天，结婚5年后有婚外性接触的女人实际上与男人的比例相同。虽然仍然存在着双重标准，但女人却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了，即男人需要多样化，理当婚外冒险，而她们却不应该那样做。
从这样一项在一个单一国家的有限人数内进行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能搜集多少关于一般社会变化的资料呢？我认为，我们基本上能够为这项研究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无可争议的是；卢宾勾画的这种发展；从广义上说，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普遍发生——而在某种程度上，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发生。当然，不同的国家之间、亚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之间都要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有些群体与所描写的这些变化无关，或主动抵制这些变化。有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拥有更长的性容忍的历史，它们所经历的变化也许不会像在美国那样激进。然而，在许多国家，抵制压抑性的性价值背景的这种转化正在发生，这些性价值比标志着几十年前的美国社会之特点的那些性价值更令人窒息。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对女人来说，现在发生的变化是戏剧性的和颠覆性的。
异性恋、同性恋（1）
卢宾的研究仅只涉及异性活动。她决定排除同性恋，这很奇怪。就事实而言，如金赛已经表明的，相当高的比例的男人，和相当比例的女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里都参与过同性恋行为。金赛发现，只有50％的美国男人“专门参与异性活动”，即是说，既不参与同性恋活动，也没有同性恋的欲望。18％专门参与同性恋活动，或坚持双性活动。在妇女中，2％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者，13％参与某种形式的同性恋活动，还有15％据说有同性恋冲动，但没有付诸行动。阿尔弗列德·C金赛等：《人类男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48；《人类女性的性行为》，桑德斯出版社，费城，1953。
金赛的发现在当时惊动了迷惑不解的大众。然而，在过去的1/4世纪里，各种变化对同性恋的影响与对异性活动的影响一样大。甚至在金赛的巨著面世之时，同性恋在临床文献中仍然被视为病理学上的问题，某种形式的性心理紊乱，和一系列其他的病症——恋物癖、窥淫癖、易装癖、男性色情狂、女性色情狂等等。它仍然被许多异性恋者视为性变态——即是说，视为特别非自然的，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然而，“性变态”这个术语本身现在似乎从临床精神病学中完全消失了，许多人对同性恋的反感已经失去了医学职业的潜在支持。
同性恋的“出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在一般的性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以自我描写的“男同性恋”的流行为标志，依据这样一个反射性过程，一种社会现象可以通过集体参与而被占用和改造。当然，“男同性恋”意味着色彩、开放和合法性，是发自曾经由许多实践同性恋和大多数实践异性恋的个人所持的同性恋形象的一声呼喊。在美国城市和欧洲的许多城市地区出现的男同性恋文化社区为同性恋提供了一个新的公共面貌。然而，在比较私下的个人层面上，“男同性恋”这个术语也带有越来越广泛的性指涉，即把性作为自我的性质或属性。一个人“具有”一种性征，男同性恋或相反，这可以反射地加以掌握、质疑和展开。
因此，性成为自由流动的东西：“男同性恋”是一个人可以“成为”的东西，“发现自己已经是的东西”，与此同时，性本身对许多客体开放。于是，1990年发表的《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描写了一位65岁男人的情况，在长达45年的幸福婚姻之后，妻子去世了。在妻子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爱上了一个男人。据他自己所说，他以前从未对一个男人产生性吸引，或幻想过同性恋行为。这样一个人现在公开改变了他的性取向，尽管他面对着“如何对孩子们说”的问题。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3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几年前他能够想到会如此改变“性”生活的可能性吗？他完全与格拉海姆一样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关系”概念在男同性恋的亚文化中与在大多数异性恋人口中一样出现了。男同性恋通常拥有多个性搭档，与某人的接触也许仅只昙花一现——从艾滋病到来之前的浴室文化中可见其一斑，艾滋病的到来导致了浴室文化的实际消失。在7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研究中，美国大约600名男同性恋者回答了他们共有多少性搭档的问题：大约40％的人说在500名以上。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4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
我们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蔓延的男性性活动的社会宇宙，在这里，一夜的风流变成了任意的10分钟的交配。事实上，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和大多数女同性恋者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只与一个搭档有同居的关系。上引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至少在两年以上的时间里与一个主要搭档保持关系。金赛研究所于80年代初基于对几百名男同性恋者的采访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所有男同性恋者在特定时期至少能保持一年的稳定关系。琼·M雷尼施和鲁思·比兹雷：《金赛研究所的新性学报告》；第14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90。男女同性恋者比大多数异性恋者较早地发展关系，这里“关系”一词的意思是指现在用指个人生活时的意思。他们必须在没有传统上确立的婚姻框架的情况下、在搭档之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处”。
“性”在今天得以被发现、开发和用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发展。它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培养的东西，而不再是被个人视为注定的事物状态而接受的自然条件。在一种可以被调查的意义上，性似乎发挥着自我的一种可锻性功能，是身体、自我认同和社会准则的一个基本接合点。
手淫的情况最充分地展示了这些变化，它曾经被视为性失败的可怕象征。手淫与同性恋一样也公开“出世”了。金赛报告发现，90％的男人和40％的女人，在其生活的某个阶段都有过手淫的经历。新近调查的数字表明，其比例在男人中达到100％，在女人中达到70％。同样重要的是：手淫被广泛推荐为性快感的主要来源，人们积极鼓励把手淫作为改进两性性反应的模式。W。H。马斯特尔和V。E。约翰逊：《人的性反应》，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波士顿；1966。
上述变化以哪些方式比较经常地与个人生活的转变相互作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何以与对性行为的比较长期的影响相关？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研究“性”的缘起，“性”是什么？它何以成为个人所“拥有”的东西？这些问题将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一部特殊的著作近年来一直主导着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评评价开始探讨这些问题：这就是米歇尔·福柯讲述的性史。
异性恋、同性恋（2）
为防止可能的误解，姑且强调指出：全面接触福柯的思想在本书研究中是不合时宜的。我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福柯卓越的创新以前人所未想到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关键问题。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著述在他所精雕细琢的哲学观点和公开提出或暗示的一些历史主张上，也有严重缺点。福柯的崇拜者将会失望：我不会详尽论证这些主张。然而，我与福柯的区别显见于我所提出的论点中；我把他的著作主要用作澄清这些论点的陪衬。
福柯论性（1）
在《性史》中，福柯着手攻击他所称之的“压抑假说”《性史》共三卷，卷1是《导论》，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这里的讨论主要同卷1相关。这一著名提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体制迫使我们因为享用它提供的利益而付出代价——增长着的压抑。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谁谈现代性，谁就是在谈超我。福柯本人似乎接受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某些相似观点，他将现代生活在本质上同“规训权力”的兴起联系起来，同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的组织如公司、学校、医院等等联系起来。规训权力被认为是生产了“驯服身体”，这种身体活动受到控制和调节，而不能依据欲望冲动自发地行事。
权力在此主要是表现为某种控制力。然而，如福柯所逐渐意识到的，权力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它不仅仅是限制性的；身受规训权力的人对它的反应并不一定总是驯服的。权力因而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它不仅仅站在快感的反面，“性”不应该只是理解为社会力量务必抑制的驱力，相反，它是“权力关系的极其密集的转换点”，它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能量——它被注入了权力——被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焦点。
性在现代文明中并没有被驱至地底，相反，它被持续不断地讨论和探究。它变成了“伟大布道”的一部分，且代替了更为古老的神学布道传统。有关性压抑的陈述和超验布道彼此相互强化；争取性解放的斗争是它所谴责的权力的自我—同一机制的一部分，福柯充满修辞性地问道，还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秩序如此持久如此普遍地为性所充斥吗？
在涉及“压抑假说”时，19世纪和20世纪是福柯主要关注之所在。在这段时期，性和权力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缠绕起来。性转化为一种秘密，尔后，这种秘密又不得不被无休止地搜寻和遮掩。以手淫为例；医生和教育者发起全部运动来围攻这个危险现象并表明它的后果。然而，给手淫如此之多的关注，甚至使我们怀疑其目的不是根除手淫；而是使个人的身心发展井然有序。
福柯继续论证道，精神病学家、医生及其他人所划分的大量的性倒错也是如此。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形式既是向公众展示的，又被制作成个人行为、人格、自我—认同的分类原则。其结果就不是对性倒错进行压抑，而是给予它们“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它们“植根于身体中，溜进了地下行为模式里”，这样，依据前—现代的法律，鸡奸就被界定为一种受禁行为，但不是一种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模式。然而，19世纪的同性恋，却变成了“一个要人，一种经历，一个病史”，也变成“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形态”。“我们不应该想像”，用福柯的话来说：
当时代对某类性行为——它能再生产劳动力和家庭形式——赋予一种调节作用的时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东西都会引起注意并被赋予一种贬义名称……正是通过对边缘的性行为的隔绝、强化、巩固，权力、性、快感的关系才扩散、繁殖且对身体进行测度，并穿透了行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励和滋生色情艺术，但只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发展了一门性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是通过将大量性知识的自白原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忏悔的焦点。福柯指出，天主教忏悔总是对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它涉及的远不止是性草率行为，牧师和忏悔者都同样地在伦理框架内对坦陈这些不检点行为进行解释。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来越有规律地坚持自白，而整个程度也被强化了。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连思想、幻觉及所有与性有关的细节都要被考虑和审查，在基督教义中，我们所承继的肉体——它包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颇具现代特征的性兴趣也即性欲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忏悔式的自白变成了讯问式的自白，它被渗透进不同话语中——从病史、科学治疗一直到无耻的文章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构起来的“秘密”，这些文本既有要灭绝性的，也有对性进行礼赞的。抵达这个秘密之途据认为是解开了“真理”，性对于现代性的“真理体制”特征而言是基础性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主体被激发起来生产有关其性征的某种真理话语，这种性征能对主体自身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忏悔”，见柯林·戈登：《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第215～216页，哈费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结队的专家、性学家，形形色色的医生都打算着手探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秘密。性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因果权力，且似乎对许多不同行为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自我的技术”，见鲁特·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泰法斯托克，伦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样，性禁令持续地与说出自我真相的义务相关。”（第16页）调查中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将性转变成了某种隐私而难以察知。像疯狂一样，性不是业已存在的某种现象在等待着理性分析和疗效式的纠偏，当对于性的考察生产出将“正常性征”和病态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文本、手册、调查报告时，性快感就变成“性征”，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过对这样一些“发现”的寻求和获得而分别建造起来。
福柯论性（2）
性的研究以及性话语的创建在19世纪导致了不同的知识—权力语境的发展。其中之一涉及妇女。女性性征被视为，也随即被压迫式地看做病态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种与儿童有关。儿童的性行为积极活跃，这一“发现”同儿童的性征“违反自然”这一断言紧密相连，更进一步的语境与婚姻家庭有关。婚姻中的性是要负责任和自我调节的，不仅要局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应以专门的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许的。家庭规模的控制被认为是自发地从有节制的快感寻求中出现的。最后，一系列的性倒错被明确界定，对它们的诊治模式也被描述出来。
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现代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解剖政治学”随即成为更为广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权力领域的一个焦点。福柯：《性史》，卷1，第142页。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伤脑筋。毕竟，为什么还要拉长另一种话语来添加到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上？令人感兴趣的是“性征机制”，也即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的出现。福柯：“肉体的忏悔”。福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个与自我相关的性征机制，他对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于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表明这个问题。米歇尔·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腊人关注的是对“自我的呵护”的培植，但是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秩序中自我的发展截然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福柯有时将极端伪装下的自我呵护贴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标签。在这两种有关自我的态度之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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