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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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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人熙攘地挤满附设有吧台的大厅时，他走进空荡荡的会场，会场中四张长桌摆成正方形，等待研讨会开幕。门旁有张小桌子摆着与会名单，以及一位看起来像他一样孤单的小姐。他倾身向她报了姓名。她要求他重复了两次，她不敢要求第三次，只好胡乱地在名单上找与她听到的发音相近的名字。
充满父执辈感情地，捷克学者弯下腰在名单上找到他的名字。
他用食指指着：CECHORIPSKY。
“啊！是谢修西比（Sechripi）先生？”她说。
“要念成契坷西蒲斯基（Tche－kho…rjips…qui）”。
“喔，好难念！”
“此外，也写错了，”学者说。他拿起桌上的笔，在C和R两个字母上加了像长音符号颠倒过来的符号。
秘书看这些符号，看看学者后叹了口气说：“真复杂。”
“正好相反，非常简单。”
“简单？”
“你知道强？禹斯（Jean ；Hus）吗？”
秘书快速地将眼光投向与会名单，捷克学者急着解释：“诚如你所知，他是位十四世纪教会的改革家。路德教派的先驱。同时也是夏尔勒（Charles）大学的教授，此大学，如你所知，是圣罗马帝国时代第一所成立的大学。你所不知的，是强？禹斯同时也是字汇拼写的改革者。他成功地将字汇拼法简化至完美。你念的契（tch）这个音，必须用三个字母拼出，t，C，ho德文还需四个字母：t，S，C，h。但拜强？禹斯之赐，我们只需一个字母，C，加上头一个小小的符号。”
学者又倾身在秘书桌上名单空白处，写下一个大大的C，
V加上长音符颠倒过来的符号：C然后他看着她的眼睛，清楚明白地发音：“契（Tch）！”
秘书也望着他的眼睛。跟着念：“契（Tch）。”
“对了，非常好！”
“真的非常方便。好可惜路德的改革没在我们国家流传。”
“强？禹斯的改革……”学者假装没听到秘书犯的错，继续说：“……并非全然被漠视。在另一个国家也被使用……你知道的，不是吗？”
“不知道。”
“在立陶宛！”
“在立陶宛，”秘书一边重复，一边试图想出这个国家到底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在拉脱维亚也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捷克人如此为这个字上的小符号自豪了吧。（带着微笑地说：）我们可以背叛一切。但为了捍卫这个小符号，我们不惜流干最后一滴血。”
他向秘书点头示意后，朝向排成方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面都有一张写了名字的卡片。他找到他的名字，看了许久，随后拿起来，带着悲伤但谅解的微笑，拿去给秘书小姐看。
此时另外一位昆虫学家，正站在入口处的桌前，等着秘书小姐在他的名字旁作个小记号。她看见捷克学者，便对他说：“清等一下，西比基（Chipiqui）先生！”
他做了个宽容的手势表示：别担心，小姐，我不急。耐心地，并带着感人的谦虚，他在桌旁等着，（又有两位昆虫学家到来），当秘书终于闹下来时，他把小卡片递给她看：“你看，真好笑，不是吗？”
她并没看出个所以然：“谢尼比塞（Chenipiqui）先生，你要的符号标在上面了啊！”
“是的，可是那是寻常的长音符号！他们忘了将它颠倒过来！再看看符号标在哪里！在E和O两个字母上！变成了
谢休西比斯基（Cechoripsky）！”
“喔，对，你说得对！”秘书也愤慨起来。
“我觉得奇怪，”愈来愈悲伤的捷克学者说，“为什么人们总会忘记这些符号。它们如此诗意，这些倒过来的长音符号！你不觉得吗？像只飞翔的小鸟！像伸展羽翅的白鸽！（柔声地：）或者，如果你愿意，像蝴蝶。”
他又倾身拿起桌上的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拼法。他动作如此谦逊，像在道歉似的，之后，他没说一句话地走开了。
秘书注视着他离开，高大且怪异地畸形，她心中一下子充满了母性的情愫。想像颠倒的长音符号，换化成一只蝴蝶，在学者身畔飞舞，最后落在白发上。
走向座位时，捷克学者转头看见秘书感动的微笑，便也回了一个微笑，抵达座位的途中，他又回头对她微笑了三次。那是悲伤却又骄傲的微笑。一种悲伤的骄傲：我们不妨如此定义这位捷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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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看见名字上摆错位置的符号而悲伤，大家都能了解。然而他的骄傲是由何而起的呢？
以下便是他的生平大略：一九六八年俄军入侵后的一年，他被赶出昆虫研究院，被迫从事建筑工人的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俄军占领结束，前后约二十年。
然而，数百数千，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也大有失掉工作的人啊，他们为此受苦却一点也不感到骄傲。为什么捷克学者感到骄傲而那些人却不呢？
因为他被赶离工作岗位，不是因为经济之因，而是政治。
就算如此吧。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解释的是为什么因经济因素引起的不幸便比较不严重，比较不值得敬佩呢？一个因不讨上司欢心的职员被辞退就该觉得丢脸，而因政治理念丢掉工作的人却有权利以此为傲？为什么？
因为因经济原因而遭解雇，被解雇的人是被动的，在他的行为中，并没有任何值得赞赏的勇气。
这状似明显，事实不然。因为一九六八年后被解雇的这位捷克学者，当俄军在他的国家成立极其令人厌恶的政体之时，他也并没有完成任何勇敢的行动。他是研究院中一小组的主任，专门研究苍蝇。有一日，突如其来地，十多个众所周知的反动派涌进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拨一个研究室让他们举办半地下化的集会。他们以道德柔道的规则行事：突然地到来，组成一群观察者。这出其不意的对质使捷克学者非常困窘。说个&apos；好&apos；字会立即招来不幸的危险：他将会丢掉工作，三个小孩将来也无法人大学。但要对这群嘲笑他胆小的人说个&apos；不&apos；字，他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答应了，并开始鄙视自己，因他的胆怯，他的脆弱，他不得不任人摆布的无能。因此，正确说来，是因为他的懦弱，才使他后来丢了工作，小孩也被学校开除。
若是如此，他又有什么可觉得骄傲的呢？
随着时光，他逐渐淡忘他对反动派原存的憎恶，愈来愈习惯将自己答的&apos；好&apos；字视为一种自愿、自由的表示，视为他个人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反叛。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历史大舞台的一份子，自这种确信之中，他汲取了他的骄傲。
但是，长久以来，数不清的人扯进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之中，他们也都能因晋升历史大舞台而觉得自豪吗？
我必须表明我的论点：捷克学者的骄傲来自于他并非在随便一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而是正好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历史舞台灯光亮起的那一刻，称为全球历史性的时刻。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在聚光灯的照射及摄影机的注视之下，是全球历史性时刻最体现的一刻，捷克学者至今还自豪彼时的幸宠。
然而，某个重要的商务协商正在举行，全球各国首脑人物聚集一堂，这也是件重要的时事，也被重视、拍摄、评论；为什么那些主角并没有同样被激起骄傲的感人情愫呢？
我立刻表明最后一点：捷克学者所拜的并非随便一次全球历史性时刻之赐，而是人们称之为崇高的那&apos；次。那个时刻之所以崇高，是因为舞台前的人在受苦，舞台后方回荡着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舞台上方且飘荡着死亡天使。
因此最终的程式如下：捷克学者因参与崇高的全球历史性时刻而感骄傲。他深知这使他不同于厅中所有那些挪威。丹麦、法国、英国的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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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所在的桌上有一个空位，供发言者轮流上台发表；他根本没在听。他等着轮到他，不时伸手摸摸口袋中五页准备好的，他自知写得并不好的讲稿：离开科学工作二十年了，他只能把以前年轻时发现并写下关于一种不为人知，他命名为布拉格苍蝇（musca ；prngensis）的一篇研究做一个简介。当听到主席念出一串他相信是他名字的发音时，他起身走向发言台
抵达发言台的二十秒钟内，一件不期然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他情绪一阵激动：天啊，经过这么多年后，他又重新回到这些地敬重，也被敬重的人之间，回到这些令他亲切而命运却将他们分散的学者之间；走到发言位他不坐下；这一次他要听任自己的感情，要宣泄，要告诉这些他不相识的同僚们他心中所感。
&apos；请原谅我，亲爱的女士先生，把我的情绪说出来，它一时袭上我心头。经过二十年的缺席之后，我终于又能在与我思考相同问题，与我有相同热爱的人士的集会中发言。在我来自的国家中，一个人只因大声说出心中所想，便会被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因为对一个科学人而言，生命的全部意义便是科学。诚如各位所知，数百万的人，我们国家的知识份子们，于一九六八年悲剧的夏季之后被赶离工作岗位。六个月前，我还做着建筑工的工作。那一点也不可耻，我们可学到许多东西，可赢得一些单纯、亲切的人的友谊，我们同时也了解，从事科学的人是幸运儿，因为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就是幸运，是的，朋友们，这幸运是我那些建筑工人伙伴所没有的，因为人不可能热爱扛水泥。这份幸运二十年来拒绝了我，今日我重新拥有而欣喜若狂。这是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把此刻视为一份真正的快乐，尽管这份快乐带着些许忧伤。&apos；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觉得泪水涌上双眼。这让他有点窘，想到他的老父最容易感动且爱哭泣的样子，但他立刻告诉自己，何不放任自己一次：这些人应该因他的感情觉得荣幸，这是他馈赠的来自布拉格的小礼物。
他没想错。与会者深受感动。他刚说完最后几个字，贝克便站起来鼓掌。摄影机马上移近，拍下他的脸，他鼓掌的双手，也拍下捷克学者。厅中的人都站起身，缓慢或快速，脸色微笑或严肃，所有人都鼓着掌，他们鼓得如此忘形以至于不知何时该停，捷克学者站在他们面前，高大，非常高大，笨拙地高大，这笨拙愈是笼罩着他的身形愈显感人，他自己也愈受感动，因而眼泪不再隐藏眼皮下，庄严地沿着鼻子流至嘴唇、下巴，眼见如此，所有鼓掌的同事尽可能地更加卖力。
终于，欢呼声停歇，大家重新坐下，捷克学者以颤抖的声音说：&apos；谢谢你们，我的朋友，我衷心地谢谢你们。&apos；他点了个头朝向他的座位走去。他知道此时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刻，光荣的一刻，是的，光荣，为什么不说这字眼呢，他觉得自己伟大俊美，他觉得自己出名了，希望走回座位的这段路长得走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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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向座位走去时，沉默笼罩整个会场。或许说许多种的沉默笼罩更正确。捷克学者却只辨认出其中一种：被感动的沉默。他并没察觉，逐渐地，如同难以察觉的转调将奏鸣曲的调子变了，被感动的沉默转变为尴尬的沉默。大家都了解这位有个不知如何发音的名字的先生，被自己感动地忘了念他该向大家揭示他新发现的苍蝇的讲稿。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提醒他是很不礼貌的。好长的一阵迟疑之后，会议主席咳了一声说：&apos；感谢契诃西比河（Tchecochipi）先生……（他停顿好一会儿，给与会者最后一次机会提醒讲稿的事）……那我就请下一位发言人。&apos；此话一说，会场后方一阵窃笑短暂地打破了沉默。
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捷克学者既没听到笑声也没听到下位同事的发言。其他发言者轮流上台，直至一位也是研究苍蝇的比利时学者发言时，才将他从冥想中惊醒：天啊，他忘了念讲稿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那五页稿纸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
他的双颊滚烫。觉得自己好可笑。他还能挽回什么？不，他知道什么也挽回不了了。
一阵羞惭之后，一种奇怪的想法又使他稍感安慰：他是可笑，但其中并没有什么负面、羞耻或得罪人之处；这种可笑使他生命中既有的忧伤更紧密，使他的命运更令人神伤，却也更伟大悲壮。
不，骄傲永不离捷克学者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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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集会总会有开小差的人，躲到邻室中饮酒。凡生，听烦了昆虫学家们的演讲，且不觉得捷克学者奇怪的表现如何有趣，便和其他开溜者聚在大厅中，围着吧台旁一张长桌子。
沉寂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成功地加入那些陌生人的谈话：&apos；我有个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点。&apos；
因为彭德凡说完这句话时停顿了一下，使听众陷入一片专心聆听的沉寂。凡生有样学样地停顿了一下，的确，他听到笑声扬起，一声大笑，这使他信心大增，眼睛发亮，他作了一个手势让听众安静下来，但在此时，他察觉大家转朝向桌子另一端，兴致盎然地看着两位先生用精话互相叫骂。
一、两分钟后，他终于又把注意力吸引回来：&apos；我刚才说到我的女朋友要我举止粗暴一些。&apos；这会儿大家都听他说话，凡生不再犯相同停顿的错误；他愈说愈快，好像要逃避什么人追在身后要打断他的话：&apos；可是我做不到，我太细致了，不是吗？&apos；为了回应这句话，他自己笑了起来。察觉他的笑并无人应和，他赶紧继续，加速他的叙述：&apos；我家中常有一位年轻的打字小姐，我说什么她就打什么……&apos；
&apos；她用电脑打吗？&apos；一位先生突然产生了兴趣。
凡生回答：&apos；是的。&apos；
&apos；什么厂牌的电脑？&apos；
凡生说了一个厂牌名称。那位先生的电脑是另一个厂牌的，他开始叙述他那台电脑每次都出状况搞得他如何地火冒三丈。大家纷纷开起玩笑，哈哈大笑了几回。
凡生，悲伤地，又勾起他原有的想法：人们总以为一个人的运道多少取决于他的外表，脸蛋的美丑，身材好坏或头发多寡。错了。是声音决定一切。凡生的声音又弱又尖；当他说话时没人会注意，当他一大声时，大家又觉得他在喊叫。彭德凡则正好相反，说话既缓且柔，低沉的噪音回荡，悦耳，美丽，有魄力，使所有人只听到他的声音。
啊，好个彭德凡。他答应要和那票人一起来参加研讨会的，之后又丧失了兴趣，吻合他光说不练的本性。一方面，凡生很失望，另一方面他觉得更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了，出发前夕，彭德凡对他说：&apos；你得代表我们。我赋予你以我们之名的全权，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努力。&apos；当然，这是个滑稽可笑的命令，但加斯科咖啡厅这票人确信在我们存活的这无意义的世界中，只有滑稽可笑的命令才值得去执行。在记忆中，彭德凡机灵的头旁边，凡生看见马修巨大的脸上带着同意的微笑。这个指示和这个微笑支持着凡生，他决定开始行动；他张望四周，看见吧台旁一群人中，有一个不错的年轻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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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昆虫学家都是些奇怪的家伙：他们完全漠视那个年轻女子，尽管她虔心诚意地聆听，该笑时笑，当他们严肃时她也表情严肃。显然地，她不认识场中任何一人，没有人注意到的勤奋反应她隐藏着惊惶的心。凡生自桌旁起身，走进女孩所在的那群人，和她说话。他们很快地脱离人群，沉浸在谈话中，这谈话打一开始便轻松而没有结尾。她名叫茱莉，是打字员，帮昆虫学会主席做些杂事；下午之后便没事了，她藉此机会到这个有名的城堡来和这些虽令她惶恐却又好奇的人共度晚会，因为直至昨天为止，她还从未见过一个昆虫学家哩。凡生和她在一起很自在，他不必提高音量，相反地，他压低说话声音以免其他人听见。他将她带至一张小桌子分，面对面坐下，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
“你知道吗，”他说：“一切都取决于说话的声音。这比有张好看的脸还重要。”
“你的声音很好听。”
“你觉得？”
“是啊，我觉得。”
“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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