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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画梁春尽落香尘”，这是《红楼梦》第五回里，概括金陵十二钗中排名十二的秦可卿命运《好事终》曲的头一句。
　　秦可卿到《红楼梦》第十三回就死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版本里，按情节描述，她似乎都死于疾病。但在第五回里，关于她的册页里，“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很明显，在作者原来的构思里，她其实是上吊而死的。《好事终》曲的头一句，是把“高楼大厦内美人自缢”这个画面诗化了。我很早就对这个《好事终》曲疑窦丛生。对于贾府也好，对于秦可卿也好，究竟有什么“好事”没能成功竟至于“终了”？“画梁”、“春尽”、“香尘”这些意象中究竟蕴含着些什么玄机？作者为什么后来要删改关于秦可卿的文字？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到如今，我顺着以上线索作了一番探究，到目前已积累了十年成果。我诉诸的文字，不仅有学术论文，也有学术随笔，更有别开生面的探佚小说。这本书就是这些成果的一次展现。
　　《红楼梦》研究早已形成一门特殊的学问，世称“红学”。“红学”早有许多分支：首先是研究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一大支，包括人物论，然后有关于其作者与家世的研究，构成了“曹学”；再有版本学，有研究传世抄本里多以脂砚斋署名批语的“脂学”，有研究其中大观园的“园学”，研究其中诗词歌赋当然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分支，就连研究其中节庆风俗、器物服饰、烹调茶食也构成了耀眼的分支。我的研究，因为是从探究秦可卿之谜入手，十年前就有人戏称我搞的是“秦学”，原来我听了挺不好意思的，现在我要坦率地告诉读者，积十年研究，我的心得已自成体系，把这一体系概括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命名为“秦学”，不但是未为不可，而且完全当得起了！谦虚固然是美德，但眼下中国更应提倡的是创新的勇气，而创新，首先是要开创新的思路！
　　我的“秦学”研究，一步步地突破。有人说“红学”研究难在“话已说尽”，我却以为难在突破旧框框，突破旧框框就必须善察能悟。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发现，至少以下这些察觉憬悟，是百多年来“红学”研究中前人未及道出的：
　　秦可卿的出身，按作者原来设计，不但未必寒微，她实际是有着“义忠亲王老千岁”家族的血统；
　　秦可秦遗言谶语“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三个春天；
　　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名称，不是随便那么一取，而是影射在宝玉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四位女性；
　　芦雪庵联诗，其实是曹雪芹为家族和自己写下的传记；
　　……
　　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０，另一眼视力仅０．１，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这本书里引录了周先生一些文章、书信，为了使读者能够知道他是为了我哪篇文章而写来的，所以被当作我的文章的附录印在后面。其实他的这些文章和信件都有极其珍贵的独立学术价值，相信将来周先生出全集时会悉数收入，这本书对这些文字的排入方式实为不恭，恳盼周先生和读者见谅！
　　这虽然是一本“红学”著作，但因为我本来是个写小说和随笔的，所以，自信我的笔触让读者读来绝不会感觉枯燥。我把最新的一篇《帐殿夜警》排在最前面，笔法像小说，但所据资料都很严谨，内容很学术，通体可以说是文史大随笔；读完这篇，一般读者可以马上去读书中最后的三篇探佚小说，阅读它们应该是很过瘾的。其余文章，则可以慢慢地挑着读。我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一般读者消遣、消闲、怡情悦性的读物。
　　当然希望而且殷殷地等候着批评指正。“红学”研究是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谁能垄断这个话语空间呢？推动“红学”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这个话语空间的共享性。共享的方式，可以是嘤嘤求友，更可以是切磋争鸣。我的“秦学”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一些饱学之士对我驳诘与我争鸣给了我很大的推动力，比如陈诏先生。我希望这本书也能有所反响，引出读者的讨论。
　　刘心武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　　温榆斋
　　

帐殿夜警（1）
１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深秋，北方已然草木凋零，江南山水却还没有卸去彩装，表面上生活如常，但茶楼酒肆里，渐有流言令人惊骇，从贴耳细语，到叩案嘁喳，很快地，这动向就被皇帝的耳目获悉。
　　康熙在江南最大的耳目，就是江宁织造曹寅。那一年他５１岁，给皇帝当差之余，他弄文学、玩藏书，当时他校刊了自己喜爱的闲书《楝亭五种》及《楝亭十二种》不久，其中有一卷是《糖霜谱》，专讲精致甜食中一个小类别的制作工艺，可见他的闲情逸致有多么丰富细腻，生活状态是多么优裕高雅。但当他搜集到那流言时，真是如雷灌顶，心乱如麻，他还没来得及向皇上汇报，邸报就到，邸报的内容，竟证实了流言不诬，于是他赶忙写下奏折，其中说：“臣于本月二十二日得邸报，闻十八阿哥薨逝，续又闻异常之变。臣身系家奴，即宜星驰北赴，诚恐动骇耳目，反致不便。二十三日以来，民间稍稍闻之，皆缎布两行脚力上下之故。将军、总督严禁盗贼。目下江南太平无事。米价已贱。”这奏折写得既情真意切，又很技巧——把流言出现的时间列在官方内部通报之后，查明流言的来源是流动于南北的为商行运输绸缎与布匹的脚力，同时表示已注意在此关键时刻“严防盗贼”，更以“江南太平”与“米价已贱”安慰圣上。
　　２
　　邸报里所说的十八阿哥，是当时康熙已有的二十个序齿儿子之一，薨逝时才八岁。康熙虽然儿子这么多，但他的父爱绵厚无边，对这个爱嫔王氏所生的十八阿哥，那时尤为宠爱，那一年循例的木兰秋狝，他不仅让众多已是青年或少年的王子随行，还特别把十八阿哥带在身边，北方的秋天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武装旅行对一个八岁的儿童来说并不适宜，果然，半路上十八阿哥就发了病，以今天的眼光，那病症大概是腮腺炎，并非绝症，但那时的太医们竟不能救治，康熙搂着爱子，殷殷祷祝，甚至说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十八阿哥的生命，高烧的十八阿哥在八月底一度病情好转，康熙欣喜若狂，但好景只是一闪，到九月初二早晨，十八阿哥撒手人寰，康熙悲痛欲绝。
　　如果单是十八阿哥薨逝，民间缎布商行的脚力也许没有多大散布其消息的兴致，但随之发生的，即曹寅在奏折中所不能明书只能暗喻的“异常之变”，那才是朝野不能不关注的，缎布商行脚力从北京回到江南一路上所散布的流言，就是这个“异常之变”。
　　怎么个异常之变？
　　退回三十三年，康熙十四年底（按公历已是１６７６年），康熙立嫡子（若论大排行则是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当时胤礽还不足两岁。皇太子从小得到娇宠，懂事后康熙请来当时硕儒教他功课，并遵从祖训教其骑射，在康熙精心培养下，皇太子满、蒙、汉文皆娴熟，精通四书五经，书法也很好，善作对子，十多岁时就写出过“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的名对，五周岁就在狩猎中射中过一鹿四兔，成年后辅助父王处理国事，显示出政治方面的才干，康熙几次出征时都曾委托他留京代理政事，对他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后来虽然对他的一些缺点有所批评，如指出他对发往父王率军出征地的包裹捆绑不严多有到达后破损的，应及时改进等等，但总的来说，至少从表面上看，胤礽的接班当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绝对不会有什么“异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像曹寅那样的皇家亲信，也都习惯了在效忠康熙皇帝的同时，也效忠皇太子胤礽，这贯穿在他们的思维与行为当中，丝毫不曾动摇过。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六，康熙废黜了皇太子，并昭示天下。
　　这场“异常之变”，不仅使曹寅的心灵蒙上了阴影，而且，一直影响到他的子侄以至孙辈。
　　３
　　“异常之变”的触发事件是“帐殿夜警”。
　　所谓帐殿，就是木兰秋狝时皇帝驻跸的营帐。据康熙自己说，胤礽除了他早已发现的不肖种种之外，“更有异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
　　究竟有没有“帐殿夜警”这回事情？和宋代的“烛光斧影”、明代的“梃击”、“红丸”、“移宫”等宫闱疑案一样，清代康熙朝的这个“帐殿夜警”事件，也相当地迷离扑朔。康熙在宣布废黜皇太子时，当着已被绑缚的胤礽以及陪绑的几个王子，还有重臣和供奉于朝廷的西方传教士，愤激地历数胤礽的罪行，吐露出许多的旧恨新仇，特别是胤礽在幼弟十八阿哥病笃父王焦虑万分的情况下，竟然无动于衷，毫无忠孝义悌，说到竟然偷窥圣躬居心叵测，痛哭仆地，大失威严常态。但数日之后，康熙略微冷静些，就觉得皇太子似乎是疯癫而非谋逆，回京途中，大风环绕驾前，康熙认为是天象示警，回銮后他又分别梦见了祖母孝庄皇太后和胤礽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前者是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决策者之一，后者是他最爱的女人，梦里两位女士都面有不悦之色；这之间，查出是庶出的大阿哥利用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以诬术镇魇了胤礽，嗣后他连续召见了几回胤礽，发现胤礽疯态消失，他也就心里越来越宽慰。四个月后，他复立胤礽为太子。
　　

帐殿夜警（2）
雍正当了皇帝以后，因为他很可能是矫诏盗位，所以，大肆修改康熙朝的档案，有的干脆就毁掉，他那时候关于“帐殿夜警”的版本里，说是康熙曾在夜半觉得有人逼近帐殿里的御榻，还发出了声音，那身影声气分明就是胤礽，如果真是这样，不用别人揭发，康熙自己就是胤礽图谋弑父弑君的活见证，但康熙为什么在宣布胤礽罪状时只说他是“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呢？又为什么会在四个月后恢复他的皇太子地位呢？据雍正朝也没改掉的记载，胤礽被废押解回京囚禁于宫中上驷院临时帐篷内时，为自己申辩说：“皇父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是弑逆的事，实无此心。”这大概更接近于事实。“帐殿夜警”，恐怕是被人举报而非康熙自己发现的。
　　有历史学家指出，康熙的皇权与胤礽的储权之间的矛盾，是一步步发展、暴露、激化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起头溺爱胤礽，达到相当荒谬的程度，例如他任命胤礽的奶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主管，不是因为此人有品德才干，仅仅为的是胤礽取用皇家诸种供应的方便；在仪注上，康熙后来后悔地说：“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与朕无异，俨若二君矣！”太子渐渐长大，对于自己的“千岁”地位自觉意识越来越深化，在父王出征时期留守京城当“代皇帝”很过了把瘾，其党羽也日益增多，且在权利欲望上往往比他更表现出急迫张狂，这就更强化了胤礽“何日为万岁”的心理趋向，但康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是个长寿之君，胤礽隐忍的接班欲望，与康熙不到寿终绝不放权的明显态势，导致了他们父子君臣关系难保平衡的悲剧性结局。历史家从政治视角如此分析当然非常有道理。但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康熙也好，胤礽也好，其心灵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的冲突里，应该也杂糅着另外的，非政治性的，与权利、财富不一定结合得那么紧密的心理的、情感的冲突。这个领域应该由文学艺术去切入。
　　会不会有文学家，乐于来描写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底到九月初那些日子里，木兰秋狝营帐中发生的故事呢？特别是在夜深人静之时，皇太子“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的诡谲一幕……但写这样的小说至少要了解一下当年“帐殿”的布局，据史料，秋狝之典参与者总数可达一万数千人，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均宿帐幕，届时设行营卡座，各按秩序排列，中间的黄幔城是皇帝居所，外加网城，设连帐一百七十五座，是为内城；外城设连帐二百五十四座，又有警跸帐；整个营盘内圆外方；再外围是蒙古等诸王公、台吉营帐。皇太子的营帐可以想见是在皇帝御帐附近，但深夜躲过密布巡逻值守的人员，私自逼近御帐，绝非易事，要想使小说情节符合逻辑，特别是细节合理，下笔可不那么轻松。我们都知道１９１９年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这个句子，现在引用者多加标点断句为“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这镜头实在恐怖，因为“裂缝”作为动词，那胤礽彼时就非动用匕首等利器不可，杀气弥漫；但若另行断句理解为“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窥视”，那就无需使用利器，胤礽的形象也就非凶神恶煞，而是被窥视欲的心火烧得癫狂的一个可怜虫了。试问，御帐会有“裂缝”吗？如果把“裂缝”理解为“破开的缝隙”，当然不可信，但帐幕毕竟是由若干块布幔叠围合成，用手拨开便可出现“裂缝”的部位未必没有……
　　“帐殿夜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原生态的真相，永难揭示了。
　　４
　　“帐殿夜警”之后，又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故。上面提到四个月后，胤礽复立为皇太子。但“帐殿夜警”一事倘不是康熙亲自发现的，那么，是谁向康熙告的密？康熙始终不曾揭破此谜。当时随扈皇帝的诸王子里，年龄比较大的是大阿哥胤禔（３６岁）和十三阿哥胤祥（２２岁），他们都属于反皇太子的阵营，在秋狝营帐中的位置应该接近父王与皇储，因此很可能是他们向康熙告的密。胤禔很快又被三阿哥揭发，是他利用蒙古喇嘛魇了皇太子致疯，后来果然在他的府邸里搜出了用来镇魇的木偶多具，康熙盛怒之下将他削爵圈禁，他的余生在圈禁中度过，雍正十二年６３岁时死于禁所。胤祥的遭遇很奇怪，他在康熙三十三年第一次分封王子时因为还小，未受封可以理解（那一次只封到１３岁的八阿哥），但在太子复位后康熙四十八年的分封里，连十四阿哥都受了封，唯独他未受封，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康熙薨逝，雍正上台后他才受封为怡亲王；康熙为何不封他爵位？在未予说明中，我们可以悟出，他在“帐殿夜警”事件里一定是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这角色为父王所需要，却又为父王从内心里鄙视厌恶。而雍正对他的重赏重用，恐怕也是内心里感谢他“亏得告密出了个‘帐殿夜警’事件，要不胤礽说不定就真从千岁变成万岁了”。
　　胤礽在度过“帐殿夜警”的危机以后，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康熙的信任，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康熙宣布胤礽复立后“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断非可托付祖宗弘业之人”，再次将他拘执看守，近４０岁的废太子此后也就在圈禁中度过余生，雍正二年５１岁时死于禁所。胤礽二次被废后，八阿哥一度觊觎储位，闹出许多风波，但未得逞。康熙以立储失败为训，不再公开对接班人的选择，有的历史学家称他是尝试秘密立储，有许多证据显示，他秘密选定的接班人是十四阿哥，但突然袭来的死亡，使他的苦心付诸东流，其结果是一般人最没想到的四阿哥登上了宝座，是为雍正皇帝。雍正上台后，陆续对他认为是威胁自己地位的兄弟下毒手，被修理得最厉害的是八阿哥与九阿哥，他将他们削去宗籍，一个被叫作阿其那，一个被叫作塞思黑，这两个满语恶名究竟是什么意思，民间有说是“狗”与“猪”的，史家有考证出是“俎上冻鱼”与“讨人厌”的，总之是将其“臭名远扬”，后来这两个人都突然吐泻身亡，演出了康熙子嗣间骨肉相残的最阴冷一幕。十四阿哥是雍正的同母兄弟，民间传说是雍正通过步军统领隆科多在对其他王子封锁康熙病危消息的情况下，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王子”中的“十”描改为“于”的，又说遗诏里写的是名字，十四阿哥的名字是示字旁一个贞，四阿哥的名字是示字旁一个真，则作伪的手法为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遗诏，将“贞”描改为“真”，但历史学家指出，将遗诏放在“正大光明”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