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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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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暗夜还在弥漫,自己却无法为改变社会现实尽一份力。
鲁迅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之中。在S会馆的那些日子,他度过了一段人生最为消沉与颓丧的生活。他让自己沉醉在钞古碑的无聊中以抚慰虚无的侵袭。那些时候,“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他任凭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
鲁迅说:“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
好在,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选择,否则,我们今天无法看到一个叫做鲁迅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被沉默压垮的人。他没有被暗夜所吞没,他终于走出了暗夜的屋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
历史,从来就不全是必然性的总汇,有时,一些偶然性的参与,常常让历史显得更加精彩、曲折与迷离。我当然不排除鲁迅在沉寂十年之后走出书斋的必然性,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无量功德归于鲁迅的同乡好友钱玄同名下。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之间那席早已传为美谈的对话,终于在鲁迅对暗夜的绝望之中,闪进了一丝希望的微光。“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将信将疑,觉得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有。”
一个迂回之后,当鲁迅再一次直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他不再着意于“建设“,而着意于批评,不再着重于“立”,而是侧重于“破”。他要清理出一片可以让西方科学与理性精神自由生长的思想文化空间。
最早进行鲁迅批判的作家是李长之先生。他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将鲁迅的精神进展分为六个阶段,并将1918年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之前的一段时期称为鲁迅精神进展的第一阶段:成长和准备期。李长之的批评虽然很早,但构制初定,对之后的鲁迅批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鲁迅批评》一书也成为了至今为止鲁迅批评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在这里,李长之清醒地看到了早期鲁迅的文言论文在思想上与之后的鲁迅作品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看,从“立”与“破”的角度看,这第一阶段,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积极建设的时期。而此后的整个大半辈子,则是鲁迅运用批评的手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塔进行“拆除“的时期,直接的“建设”是很少的。
有人曾经不解甚至责难,鲁迅一生著述中缺少长篇巨制,没有较系统的学术建树,与一个思想家的身份不够相称,在五四一代学人中算不上成绩斐然。弄清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从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处于“破”的角度进行考虑方能全面理解。我们看到,1908年之后,除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之外,鲁迅就再也没有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篇作品,也少有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篇章。相反,除了短篇小说外,他大量写作的是短小精悍的杂文,间或少许散文。这一方面当然是“战斗的需要”,同时也是“破”的思想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大凡建设者,才会大兴土木,平地起高楼;而拆除者,却是一砖一石、一瓦一梁地逐个敲掉。不论是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加以保存,都是系统性的工作,都十分需要学术上的专门深入,并以专门的学术专著加以巩固。偏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却是难以大制作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往往“建设”者多,而“破坏”者少。作为一个比较彻底的“破坏”者,鲁迅没有大制作虽是一大遗憾,却也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从整体看,鲁迅一砖一石的“破坏”互相响应,彼此嵌合,不也同样构成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个体系最为有力的打击吗?
当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这一点上,鲁迅的批评与建设并无本质的区别。所谓的建设,是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引入中国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构建起更加科学的文化体系,剔除陈旧腐朽的思想;所谓的批评,则是对中国传统陈旧腐朽思想文化的破坏与扫荡,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来到铺平道路。批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建设,二者表面相对,其实殊途同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节 批评与批判
第二节 批评与批判
对批评与批判的界定
为便于论述的展开,我们必须就论述所用的两个词语进行界定:批评与批判。
批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二种: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是第二种解释,而在哲学、文学理论、文化理论中的批评则取的是第一种解释,即,不仅是分析指出优点、正面的价值,同时也分析指出其缺点、负面的价值。本文所涉及到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将采用第二种解释上的意义,即评论好坏。
批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也有二种:一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是分析判别,评论好坏。以示与批评一词的区别,本文所涉及到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将采用第一种意义,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否定性分析与揭示。
批评、批判,是本书展开论述的两个托盘,这样,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就像果实一样妥贴地安放,而不会轻易逸出。
批评的开始
从“建设”的失败中转过身来的鲁迅,再一次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时,他开始了自己的批评征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与重估。这样的怀疑、否定与重估,因为经历了“建设”的失败,使鲁迅深刻地感受到在文化“铁屋”中建设新文化的困难、感受到进行“建设”必须首先要“破坏”,因而在同时代的批评家中显得尤为深刻与彻底。
鲁迅只是一直往前走,有一种永往直前的勇气与性格。
他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评作为自己毕生的志向,付出全部的热情与生命。走向批评的鲁迅,始终没有再次回到当初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来,尽管他的批评本是从“建设”出发的。他在批评的世界中沉入太深,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战斗太酣畅,以至无暇回头。
纵观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评,在批评的内容与批评的方式上,前后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特征。因此,我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批判时期和解构时期。
从早年写作文言论文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之后,直到他集中创作《故事新编》之前,是鲁迅创作生涯的主要时期,其时间跨度也占了鲁迅创作生涯的大半,其作品也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将它称作鲁迅的批判时期。
尽管将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视为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时期让人感觉大而无当,但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将它视为一个整体。鲁迅这时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最深刻的揭露,对中国腐朽的思想文化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卫道者们进行了最执着的战斗——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与写作文言论文时进行思想文化建设的鲁迅完全不一样,与写作《故事新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的鲁迅也迥然不同。在批判时期,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否定与怀疑的,他所进行的工作则是:激烈的批判。
《故事新编》的创作期,我们称之为解构时期。这时期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更深刻的否定、怀疑与价值重估。
两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鲁迅批评的基本特征得出的。虽然我认为这种划分应该大致以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在厦门重新开始以历史题材作小说为界,但这并不表示两个时期有着截然的界限或明确的断面。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本身是个渐变的过程;况且,鲁迅的解构,本身也是从批判中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一些解构方法的使用,甚至在鲁迅很早的作品中就有点点滴滴的影子。退而言之,解构,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批判。
无论是批判还是解构,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从没有中断过,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几乎所有鲁迅评论家者都不怀疑的就是鲁迅的这种批评思想。可惜的是,很多人只粗略地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与斗争,停留在一般的定性的分析上,却看不到鲁迅的这些斗争中的更为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鲁迅何样的体验、何等的痛苦与无奈!只有对此加以细辨,我们对鲁迅的理解才能更趋完整与深入。
批判了什么
在理解鲁迅的解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因为他的解构,乃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的。前文已经述及,鲁迅的批判,是在他“建设”的失败之后进行的,这让他的批判更具针对性和彻底性。现在我们要知道的是,在鲁迅的批判时期,他到底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哪些内容作了批判?
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对鲁迅的几乎全部作品进行分析与归纳。由于这个庞大的课题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也不是我如此才疏学浅之辈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地通过他的不同的体裁作品,分别看看鲁迅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方向。
短篇小说,是鲁迅向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娴熟运用的一种文学体裁。鲁迅充分利用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描述社会环境的功能及丰富的内涵特征,刻画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下罪恶的世态万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农民、旧文人、新文化运动者、革命者、小知识分子等的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命运,并以其不同命运折射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的精神危机。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其立意基本上是从正面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无情批判。《狂人日记》以寓言式的结构,站在现代文化的至高点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整体的、本质的揭示,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其它篇目,则多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如,《孔乙已》与《白光》,揭示了科举制度下的旧文人必然的悲惨命运,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药》、《头发的故事》和《风波》揭示的则是下层群众在革命面前的愚昧与麻木。《药》通过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做成“人血馒头”治病,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控制下,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而这种愚昧无知又使得革命者的实践处于十分艰难的处境之中。在《明天》中,单四嫂子在儿子病危中求告无路,引来的不是相助反而是乘人之危,提示了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长期愚化了的人们的麻木与冷漠,以及在身处这种麻木与冷漠之中的普通人们的悲惨命运。统治者长期的愚民专制,造就的则是国民昏庸的个性与顽固的劣根性。《端午节》塑造了一个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思想不严谨、遇事不计较、好搅糨糊的“差不多”先生,以“‘差不多’三字,抹平了自己的愤愤之情,化解了和旧社会奋斗的勇气,以近于‘无是非之心’,为自已营造了一条闭眼不看现实的逃路”(王景山语),变成昏庸无能之辈。《阿Q正传》展现的是一幅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关系严重扭曲的社会综合图景,重点对传统专制文化所产生的国民劣根性、对革命的消解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呐喊》中的其它篇目如《一件小事》、《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则应该看作散文。)
《彷徨》较之于《呐喊》又有了新的变化。它除了与《呐喊》一样正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之外,还通过塑造社会革新者的形象,通过展示革命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控制下的社会生活中的必须的悲剧性命运,进一步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力量的反动本质和进行思想启蒙所面临的斗争的复杂性。《彷徨》共11篇,依据其所揭示的社会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如《呐喊》一样,直接对旧文化、旧社会的批判。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深刻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派生的封建礼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和虐杀,表现了中国社会妇女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野蛮、残忍和虚伪,的压迫。《示众》揭露的则是旧文化长期的专制控制,造成了人们麻木、愚昧的看客心态,而普遍的看客心态则又反过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另一类是通过革命者失败的命运,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扼杀新生社会变革力量的特征。《在酒楼上》,通过主人公吕纬甫个人生活的沉沦,勾画了辛亥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势力依然在毁灭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孤独者》中,通过魏连殳的悲剧,反映了那一历史时期的新生革命人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围中难以避免地陷入思想苦闷、失望以及消极颓唐的心境,揭示了旧文化势力的强大以及革新者的困境。《伤逝》则描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家庭的反抗,而主人公最终的失败无不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反抗的复杂性。在《长明灯》中则是直接对代表旧文化的“长明灯”的否定,批判了旧文化在群众中间的根深柢固。
杂文是鲁迅作品中篇幅最多的作品,也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最直接的体裁形式。鲁迅大量的杂文作品不但使杂文这一体裁更加成熟,而且使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显得十分深刻。
鲁迅运用杂文、杂感的短小精悍、生动形象、犀利泼辣的特点,迅速、准确地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与小说相比较,鲁迅杂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直接;二是零星。所谓直接,就是鲁迅的杂文总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批判,直陈弊病的所在,毫不讳言,直截了当。鲁迅的杂文与杂感,大多由一件具体事情引申开去,点破事情本身的文化内涵,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分析,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如,《我之节烈观》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节烈观”进行的深入分析,指出其荒谬的本质属性,从而深刻否定了旧文化下的“节烈观”。所谓零星,就是鲁迅杂文的整体而言,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塔进行的不是整体式的批判,也不是系统性的批判,而是紧紧抓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问题,纠住主要环节,一点点地蚕食式地进行批判。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是用西方现代理性的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这使得鲁迅的杂文在价值观上保持一致性。但由于杂文批判主题的直接性、时效性,在批判的内容上因而缺少协同性、系统性。鲁迅的杂文有相当一部分起因于他与当时各路知识分子的论争,他总是从所论争的话题或主题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批判的,因而这些杂文带有“问题”性质,使得其杂文的批判,在内容上对于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而言是零敲碎打的、零星分散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
鲁迅曾经批判过“多谈些问题,少谈少主义”的胡适作派,但他讨论的“问题”与“主义”涉及到人的基本政治立场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方式上,小说承担的功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而杂文所承担的功能则是在“点”上的非难,因为这“点”往往切中要害,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没有丝毫减弱。
《鲁迅全集》收鲁迅杂文作品17部,从单篇作品看,它们喜笑怒骂、条分缕析,其批判的内容从现实到历史、从文化到政治,从平民百姓到政治家,驳杂繁复。这些作品之间互相绾联,共同构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内容的批判。鲁迅与当时文化名人多次发生论争,在这些论争中,鲁迅更是奋起写了不少杂文,十分具有针对性地批判了旧文化维护者的腐朽与愚蠢。
当然,在这里必须看到,鲁迅对传统文化不作整体观,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内容是区别看待的,他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无差别地反对,而是用分析和辩证的眼光发现其内涵丰富的“文化因子”。
放下小说而拿起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恶痛绝得迫不及待的鲁迅,是一个耽于战斗而荒不择路的鲁迅,是一个不惜耗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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