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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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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笔者之见，鲁迅小说与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按照巴赫金最初的理解，复调是来自同一个主体的不同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甚至相互矛盾、相互排斥，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存在于同一主体之中，使主体形象不再扁平化，而作品呈现为多重的棱镜的相互反射状态。理解复调艺术，有三个要点需要注意：一是两种以上的不同声音来自同一主体。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它们是来自创作主体。二是这些不同“声音”是互相矛盾的。三是这些不同“声音”在作品中的地位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它们是平行的。
虽然严家炎也谈到作为复调的两种“声音”应该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但在具体分析中又并没有将这一认识完全贯穿始终。如，在分析《非攻》的复调时，他是这样写的：
《非攻》中，墨子为弱小的宋国立了大功，使它免于受到强大的楚国的进攻和吞并，体现了墨侠精神，这是小说的主旨。但墨子回到宋国后的遭遇也很有意思：“一进宋国，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遇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小说就在墨子伤风中戛然而止。
在逐篇作品分析小说如何运用“复调”艺术时，他已经就将“复调”这一思维方法和创作方法简单化为小说中具体的艺术技巧，几乎等同于小说的两条线索式的情节安排。这些“声音”不但有了主次之分，而且有时也并没有相互矛盾。
《故事新编》呈现的是另具特色的“复调”。通过“油滑之处”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事新编》在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解构的主题目标时，也同时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这两者在作品中紧紧地结合成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不是之前一些论家所放说的主要与次要的关系。因此，整个《故事新编》就同时在发出两种同样重要的声音：解构传统与批判现实。两种声音在作品中实现了完美统一。
《故事新编》独特的“复调”艺术具体表现为：故事与新编同在，油滑与庄重共生，游戏与教化并存。
一个空间，两种时间：故事与新编
时间与空间，是小说塑造形象、再现现实的基本要素。一般来说，正格的小说作品总是时间与空间相对应的，即，总是让故事发生在特定的某个时间和空间之中。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小说作品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越来越灵活，形成各种形式的“变格”，并因此使得小说呈现为多姿多彩的形态。
《故事新编》之所以说它具有现代主义的特色，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处理时间与空间上超出了当时正格的小说写法（《呐喊》与《彷徨》都是严格按照通常的时间与空间处理故事的），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空间，两种时间。
在《故事新编》的所有篇章中，作者都将故事情节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就是传统典籍所确定的那个空间；即：上古时期的中国。《故事新编》所表现的内容虽然超出了上古，但在小说的内在空间上，却始终没有逾越这个故事当时的空间范围。这样，无论是表现女娲补天还是大禹治水，都保持故事情节的完整；同时，特定的空间使作品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形式，使得它可以承载更加丰富的思想主题。
同时，我们更看到，在固定空间的故事上，《故事新编》又使得故事分别在两个时间上运行。一个为上古的时间，也就是“故事”本身的时间，它按照中国典籍中记载的“故事”情节推进，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等。另一个时间则是现代的时间。由于现代生活的内容掺入了以“故事”为框架的小说之中，使得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心理、情感的运行和行为的推进，都是按照现代人的基本逻辑进行的，实质上是把它们放在现代的时间中进行叙写的。前一个时间是显形的，是“故事”，后一个时间是隐形的，是“新编”，两者结合，使得作品繁复、斑驳、迂回曲折，呈多棱折射的风格，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
比如《起死》一篇，作者固然将所塑造的人物放在一片有着土冈的荒地，小说表面的时间是庄子生活的年代。但作品中却明显有着另一个时间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比如庄子所念的咒语：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秦褚卫，姜沈韩杨。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
这些咒语一则来自南北朝的《千字文》；另一则来自宋朝的《百家姓》，时间在这里被完全打破了。此外，巡警的出现、“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以及小说中人物都是按照现代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行的，显现的是与小说表面的时间不同的另一个时间——现代。两种时间并存于同一空间之中，共同推动着故事发展，形成“多声部”合唱的形式。
一个文本，两种格调：庄重与油滑
从文体要求看，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必然要求其语言、风格、等方面内在一致，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否则，作品常常要被贬为艺术上的“不完整”、“不成熟”。只有一些非常高超的大师，才可以在此超越常规，驾驭更高的要求，走惊险的艺术“钢丝绳”。在《故事新编》这个文本中，鲁迅就成功地将“庄重”与“油滑”有机地融铸在一起，不但不显得“拼凑”，反而相得益彰。
从作品的批判功能看，《故事新编》的主旨乃是挑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这是一个宏大而庄重的主题，必须使作者要有理性精神才能完成其分析与批判。为了实现这一主题，作者灵活运用一系列策略进行解构，一步步接近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毕竟，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与我们自身有着难以理清的纠葛。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作者显示出一种你死我活的文化立场，显得庄重而悲壮。
但是，为了解构庄重、严肃的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用嬉皮笑脸的态度面对它，以最终瓦解它。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分析的：幽默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审判被无限地延期。在嬉戏中，一切严肃、庄重的东西反而变得滑稽可笑。鲁迅正是通过在作品中注入进“油滑”的因素，使得他重述的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源头的“神话、传说与史实”失去神圣性与崇高感。
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对位：解构是庄重的，可它却必须凭借“油滑”进行。“油滑”看似很轻很飘，但它却对庄重的主题进行了嘲弄。在《故事新编》中，看似对立的两种格调，却彼此依存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呈现为一种“复调”的风格。
如《补天》，作者一方面用庄重的笔调塑造了女娲创造的伟大；另一方面，这种伟大却是通过上古初民无意义的争夺反衬对比加以强化表现出来的，鲁迅用了猥亵的语气来讲述战争、掠夺、求仙等可笑行径，用一种不同于《尚书》等典籍的历史视角（女娲的视角）来叙述历史，从而揭示《尚书》历史叙述的不可靠。又如《理水》，作者一面用戏谑的笔调，漫画式地描写了学者们无聊的研究与考证、官员们的昏庸与颟顸，一面又用庄重的语气描述了禹的出场，颂扬了禹的牺牲品质与实干精神。
一个载体，两种功能：教化与游戏
如前所述，《故事新编》不仅承载了认识、教化与审美功能，而且还承载了游戏功能。就鲁迅自己所言，他的小说是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表明了鲁迅自己将小说的首要功能看作是教化民众。从《呐喊》到《彷徨》，他的小说都在揭露中国旧文化的弊病，及其对底层民众的压迫、对知识分子的戕害等等。小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动性与腐朽性，从而启蒙民众，激发民众改变旧文化、旧社会的热情。而《故事新编》与它们相比，不是在“揭出病苦”，而是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荒谬性质的同时，又通过戏谑、油滑等手法，让读者沉浸于轻松的嬉戏中获得一份游戏的快乐。
这种快乐，于鲁迅是少有的。
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作品的一种功能，势必矮化了《故事新编》强大的艺术表现能力。
第一节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
第一节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运动
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一个人的思想总不免要受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思想敏锐的作家鲁迅。
竹内好曾经感叹过，鲁迅从三十八岁发表《狂人日记》到五十六岁的十八年间，从没退出过中国文坛的中心位置。我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鲁迅始终保持着对于时势的敏锐、对于思想文化最前沿问题的关注与积极参与。
事实也是如此。他总是以自己敏锐的知觉捕捉时代最强烈的思想、文化问题，表现出一个启蒙者的思索、一个生命者的感悟。在他的杂文中，我们看到他所关注的思想、文化、政治问题的广度与深度。
五四运动之后，时代迸发的强烈火光虽然渐渐趋于暗淡，但新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停住脚步。相反，新文化建设却更加理性、更加关注着文化的深层次问题。1919年11月，新文化运动的导师之一胡适之先生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结束了以傅斯年、罗家伦为首的《新潮》和以刘师培为首的《国故》之间关于国故与科学的争论，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回答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之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拉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隆重的一章——“整理国故”运动的序幕。
从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大概思想线路。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整理国故运动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国学是缺乏科学的。整理国故，就是用西方的科学与理性精神对国学重新进行整理，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统一观照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在20年代初，以胡适为主导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以胡适弟子顾颉刚为主导的“古史辨派”以及之后以傅斯年主导的中研院史语所三支力量，成为整理国故运动既相互论争又相互促进的主力。至30年代后期，随着内部阵营人员的大量流失及唯物史观的兴起，整理国故运动才渐至于衰歇。
卢毅在《整理国故运动与现代学术的转型》一书中认为，在根本态度与当下目的上，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理性批判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是新文化运动逐渐趋于成熟的表现。“胡适完整揭橥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一系列口号，这些主张相连、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自足圆熟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中西文化观已明显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从而大大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整理国故运动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后期，占据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十几年的中心位置。而鲁迅的《故事新编》正是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八篇小说作品，最早的写于1922年，最晚的写于1935年。对于现实的思想文化十分敏锐的鲁迅，其创作会脱离这一思想氛围吗？
虽然整理国故运动后来被文化界指为将人们的思想视线引向故纸堆而不关注社会现实与革命，这一点包括胡适在内的这些整理国故的主将也曾有过深刻反思。但是，整理国故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建设面临新的方向与领域的不确定情形下提出的，对于将新文化运动引向更加理性、更加深入所取到的积极作用，却是历史永远无法抹掉的。
《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
对《故事新编》的细读就会发现，整理国故运动对于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这种影响又不是简单的直接决定式的，它的影响是繁杂的、多角度的，既取决于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态度，也取决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李长之说过，鲁迅“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壁垒，他于是学西医，然而同时他却是接受了整个的那代表着在西洋发达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他彻头彻尾是近代西洋科学精神下的一个信徒和传播者。”（李长之P2…3）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与“整理国故”运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使得鲁迅不自觉地与整理国故运动相合拍，以重新估定价值、怀疑的态度看待“故事”，在“故事”中输入新的价值观念。
但鲁迅对整理国故又是警惕的。这也许是出于鲁迅对整理国故之尚在“整理”而不如他之“否定”之彻底。否定是鲜明的是非界限，而整理却尚可一分为二。鲁迅不喜欢一分为二的东西，他喜欢痛快与彻底。他曾经告诉青年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他曾经批评胡适打出“整理国故这面旗子来号召，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警惕也来源于他强烈的个性和生命意识。在思想上，鲁迅是个极其“不合群”的人，他警惕和怀疑一切强大的事物，特别是来自某些有组织的学派、学社。他似乎从来没有很顺利地与他人合作过社团，也反对别人将之归于某个派别。他说过，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整理国故”偏偏是有组织的一项运动，学派林立，刊物纷纭，一时成为显学。这越加重了鲁迅的警惕，使他主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保持距离，尽管他并不完全反对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作用。
他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当然也脱不开与那些运动中的人物的联系。整个运动，胡适先生提纲导演，傅斯年、顾颉刚、钱玄同、罗家伦、沈兼士、周作人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演员。不说与胡适同为《新青年》同仁，仅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与鲁迅均为章门太炎先生弟子这一点，就足以使鲁迅不会离整理国故太远。况且，钱玄同作为运动主将之一，其主张与同仁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主将顾颉刚更是同气相求，却同时他又是当年亲劝鲁迅出山的人，其密切关系自不待言。
这些，都为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建立种种关系提供了可能，它同时也使得鲁迅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远非赞成与反对如此简单。
事实上，鲁迅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国故”的整理。他极认真地校勘过《嵇康集》，搜罗历代小说史料，汇辑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小说备校》、《古小说钩沉》等小说研究资料，著有“国故”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鲁迅是赞同“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的评判的，表现出来的也有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鲁迅对有组织的整理国故运动出于个性的原因有着排斥，表现出来的却也有他自觉地与“整理国故”者们一样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
《故事新编》是鲁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策应，却又是一个与整理国故运动态度暧昧、充满矛盾的文本。
时间节奏上的对应
我们首先可以在创作的时间上看到《故事新编》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相同节奏。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八篇作品，前后历经13年之久，大约集中在三个时间段内完成。
最早创作的是《补天》，原作《不周山》，创作于1922年11月的北京，其时正是整理国故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胡适之发表《新思潮的意义》虽然早在1919年，并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重要原则、方法等，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总纲。但第一个有影响的整理国故学术机构——北大国学门的建立，却在1922年1月17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同时为成员。1923年1月，《国学季刊》正式创刊，胡适代表全体同仁执笔撰写了《发刊宣言》，将“疑古的态度”作为这一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中心见解，“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学术运动才真正形成。
第二阶段，是分别于1926年10月和12月创作于厦门大学的《铸剑》和《奔月》。这段时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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