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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载，公元前528年春天，“意如”从晋国回来了。《左传》解释，之所以舍弃族名，只书“意如”，是为了对晋国表示尊重，承认鲁国有罪责。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鲁国终于可以放开手来解决南蒯和费邑的问题。

费邑的军民本来就不想背叛鲁国。南蒯发动叛乱之前，曾经将费邑的官吏聚集起来，要他们宣誓共同反对季氏。司徒（费邑的官吏之长，非鲁国司徒）老祁、虑癸就持一种骑墙的态度，伪称有病，对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誓，但是不巧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大病不死，等到病情稳定一点立刻和您结盟。”南蒯毕竟做贼心虚，不敢逼得太紧，同意了二人的请求。只不过这一等，就从公元前530年夏天等到了公元前528年春天。这期间叔弓大军围城，费邑军民一边抵抗，一边观望，大致情况是这样：叔弓开始进攻的时候，费邑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后来季孙意如听从冶区夫的建议，采取怀柔政策，费邑人便开始摇摆不定，不少人开始怀念季氏的好；再后来晋国发动四千乘兵车威慑鲁国，费邑人又觉得这事还得再看看；接着鲁昭公在卫国吃了闭门羹，季孙意如被拘捕，费邑人就更不敢轻举妄动，连围城的叔弓心里也在打鼓，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结果季孙意如突然像兔子一样跑了回来，晋国似乎也放过了鲁国，费邑人也明白了该怎么办。

一天早上，老祁和虑癸突然请求跟南蒯盟誓。南蒯欣欣然前往，一到会场便被埋伏的武士劫持。但老、虑二人还是很客气，对南蒯说：“大伙儿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主人（指季氏），只不过畏于您的权势才走到今天，听从您的命令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您如果不及时回头，费邑人感念主人的恩惠，将不再听命于您。您在哪里不能快乐地过日子呢？只要您愿意离开，我们礼送出境。”说完还给他叩了一个头。

事到如今，南蒯还能说什么，能够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了。但他对形势还抱有一丝幻想，请求说：“再给我五天时间，我收拾好行李再走。”五天能有什么变化？只有叔弓大军步步逼近，准备大举进攻的信息。最终南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费邑，逃到了齐国。老祁、虑癸开城投降，历时三年的南蒯之乱终告结束。

齐景公有一次跟群臣喝酒，看到南蒯在场，便开玩笑地呼喝道：“叛徒！”

南蒯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叛徒，我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加强公室的力量！”

大夫公孙晳站起来说：“身为季氏家臣而想着加强公室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

齐景公听了默然不语。齐国和鲁国一样，卿大夫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室的统治地位。身为卿大夫的家臣而替国君考虑问题，这究竟是忠，还是不忠呢？也许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子产的执政智慧（上）：外交无小事】

公元前529年的平丘之会，是春秋后期的一大盛事，也是晋国霸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史载平丘之会：八月四日、五日阅兵，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七日盟誓，议程安排得很紧凑。

八月六日诸侯朝觐晋昭公，实际上是七日盟誓的预备会。在这次预备会上，晋昭公发布了命令：在明日午时之前，各路诸侯必须抵达盟誓地点。

会后，郑国的子产命令负责安排国君住宿的外仆（官名，相当于今天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马上赶到会场，找个向阳的位置，为国君搭好帐篷。”

外仆不敢怠慢，指挥手下人收拾家当，装好车，正准备出发，遇到了子大叔。

子大叔说：“你们急急忙忙这是去哪儿呀？”

外仆说：“接到执政大人的命令，赶去明天盟誓的会场搭帐篷呢！”

子大叔说：“不是说明日午时前抵达就可以了吗？你们去那么早，也不怕别人笑话咱们太积极？”

外仆说：“可这是执政大人的命令。”

“执政大人管大事，小事我作主。你听我的没错，把东西先拉回去，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再去不迟。”子大叔说完，就踱着方步走开了。

傍晚时分，子产出来巡视营地，看见外仆和他的手下正在无所事事地吹牛，不觉大吃一惊：“咦，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外仆将情况对子产作了汇报。

子产气得跺脚：“简直是胡闹！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一刻也不许耽搁！”

子产平时说话温吞吞，不紧不慢，这样骂人就算是非常严厉的了。外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东西已经打包装车，大伙手忙脚乱地套好马车，急急忙忙赶到会场，一看就傻了眼。只见以盟誓的祭坛为中心，各路诸侯的帐篷已经铺得密密麻麻，别说向阳的宝地，连最差的位置都找不到了。

中国历史上，子产以“敏于事”而闻名，从这件小事中，不难看出子产确实是关注细节，且有先见之明。

八月七日诸侯盟誓。

盟誓就是歃血为盟。盟誓之前还有一项重要议程，那就是讨论各国向晋国纳贡的顺序和轻重。对于诸侯来说，宣誓效忠不是问题，交多少保护费给晋国才是关键。

子产代表郑国发言：“从前天子确定诸侯进贡的班次，贡品的轻重是根据地位来决定的。爵位尊贵，地广人多，要求的贡品就多。但也有地位低下而贡赋重的，那是因为在甸服之内。郑伯，论爵位只是伯子男一等，不及各位公侯，却要承担和公侯一样的贡赋，实在是力不从心，请考虑减少郑国的贡赋。再说了，诸侯息兵罢战，目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不是为了让人奴役。可实际情况是，晋国派出去追收贡赋的使者无月不至，索取无度，小一点的国家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常常得罪晋国。诸侯重温誓词，共叙旧情，难道不是为了扶助弱小的国家吗？如果小国总是被过度索取，过不了多久就支撑不下去了，还谈什么扶助弱小？休怪我话说得严重，郑国是存是亡，就取决于今天的会议了！”

说明一下：“服”即为天子服务。周朝的制度，王畿之内称为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内称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内称为宾服，再远称为要服，更远的地区称为荒服。畿内诸侯（甸服），受天子的直接领导，所封之地也是王室的直领地，因此不论贵贱，缴纳的贡赋都很重。另外，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期的习惯，公侯被列为一类，伯子男被列为一类，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以上”和“省部级以下”的划分。

子产的话说得清楚——该缴纳重赋的，要么是公侯，要么是畿内诸侯，郑国两边都挨不上，所以不该交纳重赋。

晋国人当然不会轻易松口，拿出各种理由来反驳子产。子产毫不示弱，一条一条回击。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时而动之以情，时而晓之以理，时而针锋相对，时而笑里藏刀，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和各种奇谋技巧，从中午一直扯到太阳快下山，直扯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最后，晋国人终于顶不住了——再扯下去，天就黑了，盟誓都没法举行了，只好举手投降，子产稳如泰山地赢得了这场辩论拉力赛的胜利。

子产在台前拒理力争，子大叔在幕后却出了一身冷汗。子产下来后，他就责备道：“您今天也太厉害了！晋国人如果发动诸侯来讨伐我们，您能够为今天的事情而负责吗？”

子产看了子大叔一眼，心想，昨天的事不算小，我不找你算账便罢了，今天这么大的事你还犯糊涂！他忍住没发火，拍了拍子大叔的肩膀，说：“我理解您的担心，晋侯一挥手，就能动员四千乘兵车，的确是很可怕。但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的强大吓倒。您应该知道，现在晋国各大家族并立，政出多门，难以统一。每遇大事则纷争不断，国君根本插不上手，最终往往是苟且解决，您觉得它会有时间和精力来讨伐郑国吗？”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万一……”

子产打断他的话：“没有什么万一，我们代表国家说话，如果不据理力争，那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连我们都畏畏缩缩的话，国家还像个国家吗？”

子大叔不敢再说什么。

孔夫子评价子产在平丘之会上的表现时说：“这个人真是国家的基石啊！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就是那种安乐的君子。”又说：“团结诸侯，制止贪婪，礼也！”

事实证明，子产是正确的。

对于郑国在平丘之会上的强硬表现，晋国不但没有报复，反倒是于公元前526年派出以中军元帅韩起为首的代表团访问郑国，主动向郑国示好。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郑定公亲自设宴招待韩起。子产负责安排宴会事务，发布命令说：“任何人如果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千万不要在宴会那天做出任何不恭敬的事情！”

子产现在说话的分量，相比三年前更重了——平丘之会的时候，子产陪同郑定公参加会议，留守国内的当国罕虎因病去世，子产回国后自然升级，成为郑国众卿中的第一人，一言九鼎，谁敢不从？

但偏偏就有人以身试法。

当天的宴会十分隆重。大堂之上，郑定公端坐主位，子产陪侍，客座上只有韩起一人。大堂之下，郑国文武百官和晋国使团分列东西两厢，整齐肃然。宫廷乐队演奏周朝的迎宾乐，钟鼓齐鸣，气势非同小可。尽管菜肴十分丰盛，大伙心里都明白，那不是让你放开肚皮吃的，动动嘴巴，意思一下就可以啦！更重要的，是看着堂上那三个人表演，适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有个人冒冒失失闯了进来。郑国人都认得这是故卿公子嘉之孙孔张，在朝中担任大夫，因为仗了祖宗的余荫，也是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的人。孔张四下张望，想找自己的席位，却发现自己不但迟了到，而且进错了门。

他本来应该从东厢入殿，却错走了西厢，来到了晋国使团这一边。他吐了吐舌头，蹑手蹑脚地想在晋国人当中找个位置坐下。司仪连忙走过来，意思是这里不能坐。他只好往后退，想坐到晋国人后面，司仪又走过来，示意他这里也不行。再往后，就退到正在演奏乐队中间了，孔张慌了神，急急忙忙想走出来，刚一转身，袖子拂了玉磬，脚跟碰了编钟，手肘撞倒了乐师，好端端一场演奏，被他这么一搅，立马乱了套，从阳春白雪直接变奏成了下里巴人。郑定公气得脸色铁青。子产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恨得直咬牙。韩起倒是镇定自若，装作没看见，但是晋国使团中有不少人已经忍不住捂着嘴在那里偷笑。

外交无小事，何况是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郑国群臣都对孔张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感到十分厌恶。事后，大夫富子找到子产说：“您时常教导我们，对待大国来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稍有失言，就会给国家带来麻烦。这次晋国人公然取笑我们，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这也难怪，平时就算我们做得再有礼，他们也看不起我们，这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更有理由不把郑国放在眼里了。恕下臣直言，孔张失礼，实在是您的耻辱。”

“胡说！”子产拍案而起，把富子吓了一跳，“我身为执政，如果政令不当，令而不行，刑罚不公，诉论混乱，失礼于人，招致大国欺陵，让百姓们疲于奔命而一事无成，祸乱降临而不能预知，这些确实都是我的耻辱。但是孔张，他是先君襄公的兄长（指公子嘉）的孙子、执政的后人（公子嘉曾任郑国执政），是世袭的大夫，地位尊贵显赫。他奉命出使各国，受到国人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在朝中有官职，接受国家的俸禄和封邑，按时缴纳贡赋，有战争的时候就带领家臣参战，在国家的祭祀中也有一席之地。他家世代相传，保守家业，现在竟然忘记自己该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该由我公孙侨来为他感到耻辱呢？你们这些宵小之徒把一切罪过都归于我这个执政，难道是说先君从一开始就用错了人吗？你呀你呀，你如果一定要教育我，请你找别的理由，这个理由恕不接受！”

子产一反往日的温文尔雅，脸红脖子粗，嗓门也高了八度，就像一只斗志昂扬的公鸡。富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两腿不住地发抖，眼睛看着地面，不敢再看子产一眼。

子产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人再有能耐，再有修养，遇到孔张这样的队友，也难免动雷霆之怒。这个时候去子产面前说三道四，只能是自讨没趣。

不过，发火归发火，韩起那边，子产还是要去应付的。

据《左传》记载，韩起有一副名贵的玉环，但是只持有其中的一片，另外一片在郑国商人手上，一直求之不得。趁着这次出访郑国的机会，他向郑定公提出，请郑国政府出面帮忙把那片玉环搞到手。

郑定公将这事交给子产去办。子产很干脆地告诉韩起：“您要的东西不在宫中，寡君压根不知道。”

这是什么态度？韩起要的东西，别说是玉环，就是杨玉环也得给啊！子大叔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他对子产说：“老韩这个人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平时也没提什么要求，还总是帮着咱们说话，为人很公道。他不就是要片玉环吗？别说一片，就是十片百片我们也得送。您想想，上次孔张闹得不像话，我们就已经很被动了，现在连这么个小要求都不答应他，如果有些不安好心的人再从中挑拨离间，破坏晋、郑两国来之不易的信任关系，那是易于反掌！您又何必为了区区小事得罪大国呢？”

子产说：“我是故意不给他的。”

子大叔说：“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子产说：“这是个忠信的问题。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物，而是怕没有好名声。我还听说治国不怕大国有意见，而是怕国内自己乱了套。如果大国的人来到小国，有求必应，有一就有二，我们拿什么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这次给了，下次没有，岂不是更加得罪他？所以，对于大国的要求，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驳斥，没有什么情面好讲。否则的话，国将不国，早晚沦为大国的附庸。”

子大叔说：“您说的话我明白，不过呢，老韩这个人，跟别人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讲大道理，就是出于个人交情，我认为您也该为他把这事给办了。”

子产说：“如果是为了韩起好，那就更不能答应了。他奉命出使郑国，却私下向我们取玉环，这是假公济私的重罪啊！你想想，我们给他一个玉环，郑国因此失去独立，老韩也得个饕餮之名，两败俱伤，这又是何必呢？”

韩起最终没占到这个便宜，只能自己花钱从郑国商人那里去买那片玉环。

当然，所谓花钱，就是自己定价格，也不管商人同不同意，马上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倒不是韩起欺负河南人，因为他在山西也就是这么干的。那个年代，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政治地位极其低下，根本不够资格跟韩起这样的大贵族讨价还价。

郑国商人自然知道韩起的来头，他乖乖地交出了玉环，但是强调：“请务必将此事告诉执政大人。”

韩起说：“为什么？”

商人说：“这是执政大人交代的。”

“什么？”韩起彻底被惹毛了，他怒气冲冲去找子产，劈头盖脸地说：“我找郑伯要这片玉环，您认为不义，我不敢反驳。现在我自己花钱到商人那里买，商人说必须告诉您，请问有那么回事吗？”

子产说：“确有此事。”

韩起说：“给我一个理由！”

子产说：“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说。您想必也知道我们郑国的历史，当年先君郑桓公本是畿内诸侯，东迁到这里，得到了商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合作开发这片土地，才有今天的郑国。因此，我们与商人之间，世世代代都有盟誓，以此互相信赖。誓词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会强买你的东西，你不用乞求我，我也不会掠夺你，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我也不加干涉。’双方都信守盟誓，直到今天。现在您带着深厚的情谊来到敝国，却又强夺商人的货物，这是让我们违背盟誓啊！我想，如果得到区区一片玉环而失去诸侯的拥戴，这样的事您肯定是不干的。如果大国要我们没完没了地贡献财物，把郑国当成附庸来对待，我们也是不干的。不知道这样的理由，您是否能够接受？”

韩起无言以对，回到宾馆就将玉环送回给商人，说：“韩起虽然不聪明，岂敢为了一块石头而获得两项大罪，谨将它退还给您。”

商人在郑国地位特殊，与公室交往甚密，是不争的事实。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就是因为被商人弦高撞破而失败（事见本书第33章），可知公室与商人之间是常有来往的。但是公室与商人之间竟然签订过如此平等的神圣条约，而且忠诚不渝地执行了两百余年，甚至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都不肯背弃，在当时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