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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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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灵活对待，钻法律的空子。当时郑国有位著名的讼师，名叫邓析，潜心研究子产刑书上的漏洞，帮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经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邓析的厉害：有一次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富人。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家人不愿接受，于是找到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们之外，他还能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可以想像，有了邓析这种人，子产的刑法推行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通过打官司，邓析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还开馆授徒，传授打官司的经验，甚至私下编了一本“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书），当作教材，专门教人怎么钻刑鼎上的空子。终于有一天，子产忍不住了，派人将邓析抓起来，当街斩首示众。
当然，关于子产到底有没有杀邓析，史上历来有些分歧。《左传》压根没有提到邓析这个人。《吕氏春秋》则言之凿凿，说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列子》中甚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两个兄弟耽于酒色，子产还找邓析求教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子产和邓析的关系非同一般，恐怕不至于诛杀邓析。
个人意见，以子产的修养，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邓析。
就在子产铸刑书后不到一个月，新郑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有不少人见到一个白衣散发、浑身是血的男子，目光呆滞地走在大街上。仔细看时，可不是在“良驷之争”中丧命的良霄吗？大伙吓得不轻，连忙请来法师驱鬼，没想到什么手段都用尽，却对他丝毫不起作用，反倒是把法师也吓跑了。
更有人晚上做梦，看见良霄顶盔贯甲，手执长戈，顺着当年被杀的那条路缓缓而行，一边走一边说：“三月初二日，我将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二十七日，我将要杀死公孙段。”驷带是良霄的头号仇家，公孙段亦参与了当年讨伐良霄的行动，冤有头债有主，与闲人无关。问题是，良霄搞得挺吓人的，白天上街，晚上入梦，弄得新郑城中人心惶惶，只要一听到“伯有（良霄字伯有）来了”，满大街人撒腿就跑，有的丢了帽子，有的乱了衣衫，有的连鞋掉了也顾不上捡，大伙慌慌张张，却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才好。后人将“相惊伯有”作为一句成语，形容无缘无故自己吓自己，即出自此。
公元前536年三月初二日，驷带果然无疾而终。公元前535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孙段又如约而亡。但是良霄仍然不消停，还是有事没事在城中闲逛，见到小孩就做鬼脸，见到女人就掐一把。新郑城中的恐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纷纷来找子产，请求他想办法。
子产说：“鬼神的事，我哪里管理得了？你们一定要我解决，那我就勉为其难地试一试吧。”于是立了公子嘉的儿子公孙泄和良霄的儿子良止为大夫，让他们祭祀先人。
这一招果然见效，自此之后，良霄的鬼魂就没有再闹事。随着新郑城日渐恢复往日的平静，人们对子产的敬佩之情也越来越深，自然而然的，对于“作丘赋”和“铸刑书”的议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子大叔觉得这事很不可思议，专门跑去向子产请教。
“世间的鬼，必须有所归宿，要有人去祭祀，才不至于成为恶鬼。”子产脸上没有丝毫得意的神色，“我这样做，不过是为他们找到一个归宿，不让他们四处流浪罢了。”
“那么，立公孙泄又是什么道理呢？”子大叔的意思，公子嘉并没有闹事啊，为什么要立他的后人？
子产沉默了半晌，缓缓道：“那不还是为了取悦他们？”
“他们？”子大叔愣了一下，“他们是谁？”
“当然是老百姓，还能有谁？”子产说，“你想想看，公子嘉和良霄在世的时候不仁不义，死得也不光彩，按理说，不应该有后人祭祀。但是因为良霄变成厉鬼来吓人，弄得新郑城中鸡犬不宁，人们来找我出面解决，我便不得不违反原则去立他们的后人。你以为我这是在讨好他们两个吗？不是的，我这是在取悦于百姓。百姓们高兴了，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啊！”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不语不等于不信，这种态度在子产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子产信鬼神，也敬鬼神，但他只在与百姓有关的事情与鬼神打交道。换而言之，如果某一天他在取悦鬼神，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取悦百姓。
这一取悦不打紧，子产善事鬼神的名声可传出去了。公元前535年夏天，子产前往晋国访问。正好晋平公生病，韩起代表国君接见了子产，私下问：“寡君卧床不起，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月了。群臣们想尽了办法，该祭祀的山川鬼神都祭拜过了，但他的病情只有加重而不见减轻，前几天又梦见一只大黄熊闯进了寝宫。大家都说您博学多才，善于与鬼神打交道，您说，这是什么恶鬼在做乱？”
子产苦笑，好嘛，我堂堂郑国执政变成法师了。但是韩起问得恳切，只好应付道：“以晋侯的英明，再加上有您做正卿，哪里会有什么恶鬼？至于您说起黄熊，我倒是听说，从前尧派鲧（大禹的父亲）去治水，鲧没有完成任务，尧就在羽山杀了鲧，他的鬼魂变成黄熊，跑到羽渊（羽山之水）里。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一直祭祀鲧。商、周两朝也祭祀他，从来没有断绝。现在晋国成为天下的盟主，也许忘了祭祀他，才会这样吧？”
子产这话确实仅仅是应付。想想看，晋国称霸已经有百余年了，从晋文公到晋平公，有哪一代国君祭祀过鲧？为什么偏偏到了晋平公这一代，就冒出这个问题来了呢？但是韩起听了深以为然，马上跑去祭祀了鲧。你信不信没关系，反正《左传》上说，打那之后，晋平公的病渐渐好了。晋平公很高兴，寻思着怎么感谢子产，就将莒国进贡的两个大鼎奖给了他。晋平公的意思也许是：你不是喜欢铸刑鼎吗？我一次送你两个，让你铸个够，看谁还敢说闲话！
这一来，子产善事鬼神的名声就更响了。晋国的中军副帅赵成多次到子产下榻的宾馆拜访，与子产促膝长谈。有一天，赵成问了子产一个问题：“您说，伯有成为恶鬼，真有这么回事吗？”
“当然有。”子产一本正经地说，“人刚刚死去的时候，称之为魄，其阳气称为魂。一个人在生的时候锦衣玉食，魂魄就强劲有力，而且具有现形的能力，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渐渐变弱，一直到化为无形。普通男女如果不得善终，尚且能附在别人身上作乱，何况伯有乃是我们先君穆公的后代，他的父亲子耳（公孙辄），祖父子良（公子去疾）都是郑国的名臣。一家三代掌权，即便是在郑国这样的蕞尔小国，拥有和使用过的物品也是很多的了，因此吸取的精粹也很多，加上家族庞大，能够凭借的实力也雄厚，结果却不得善终。他成为恶鬼，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赵成连连点头，子产心里暗自好笑。这世道，说人话没人爱听，说鬼话倒是很有说服力啊！
子产此次访晋，主要目的是向晋国归还土地。
原来，四年前（公元前539年），郑简公在公孙段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公孙段表现得恭敬而谦卑，出席各种场合，言行举止都合乎礼仪。晋平公很高兴，听从了韩起的建议，表示要将州县（晋国地名）赏赐给公孙段。
前面说过，公孙段这个人很喜欢“装”。子产上台后，任命他为卿，太史三次去下任命，他表面上拒绝，背后偷偷做工作，搞得太史跑了三次，一时传为笑谈。没想到，一到晋国他就不装了，晋平公语音刚落，他立马磕头谢恩，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赏赐。《左传》对此评价：看看，这就是守礼的好处吧！像公孙段这么拽的人，因为在晋国守了礼，就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如果自始至终都守礼就更不得了啦！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当然不是。
话说州县原本是栾氏族人栾豹的封邑。栾盈之乱后，士匄、赵武和韩起都想将它据为己有。赵武说，州县本来就是温地的一部分，而温地是赵氏家族的传统领地，因此州县理所当然要封给赵家，这是尊重历史。士匄和韩起都说，别X你大爷了，州县很早就从温地里划出来，封给了郤家，后来又归还给赵家，再后来又封给栾家，都转了三次手了，你还在讲历史，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天下的土地是谁的都说不清了。赵武脸皮薄，被这二人骂得很不好意思，主动退出竞争。士匄和韩起一看赵武的风格那么高，也闹了个大红脸，说：“君子不可以冠冕堂皇地占小便宜。”也放弃了。这样一来，州县就成了无主之地，闲置了很多年。直到公孙段陪郑简公访晋，借住在韩起家里。韩起打了个如意算盘：反正我现在也得不到，不如做个人情，把它送给公孙段吧，以后若是还回来，那还不是落到我手里？这就是公孙段获得州县的真实原因。
再后来公孙段也过世了，他的儿子丰施继承家业。子产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是向晋国——不，是向韩起归还州县的最好时机了。他对韩起说：“过去承蒙晋侯错爱，认为公孙段举止得体，因此将州县赏赐给他。现在他不幸早死，无福消受晋侯的赏赐，他的儿子也不敢享用，但又不敢让晋侯知道，所以求我来私下送给您，请您笑纳。”
韩起说：“您这是干什么呢？快别这样，让人听到多不好。”
子产心想，装，继续装！嘴上却说：“丰施害怕自己福薄，连承受先人的俸禄都感到战战兢兢，何况是大国的赐予？当然，州县是您主持给他家的，有您在台上给他撑腰，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怕将来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说郑国占了贵国的便宜，引发土地争端，丰家可就吃不了兜着了。您收下州县，就是让郑国远离这种争端，也让丰家吃个定心丸啊！”
韩起说：“哎哟，我可没想到这一层。既然您这样说，我不收都不行了呀！”
“一定要收。”
韩起没办法，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州县。但他还是觉得有心理障碍，特别是想到当年曾经和士、赵两家为了州县而红脸，便觉得现在受之有愧。为了安慰自己，他干脆与宋国的乐家做了一笔交易，将州县与乐家的原县交换，把原县变成了自己的地盘，这才觉得心安理得。
【会说话，事半功倍】
公元前537年，也就是鲁国“舍中军”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鲁昭公来到晋国首都新田朝觐晋平公。这也是他即位五年来第二次前往晋国——上一次是公元前540年，晋平公的宠姬少姜去世，鲁昭公不顾堂堂诸侯的身份，亲自跑到晋国去吊唁，结果连晋国人都觉得这个马屁拍得太过分，派人在黄河边上将他劝回去了。
这一次鲁昭公在晋国的表现，可以用“知礼”两个字来形容。在各种场合揖让周旋，都做得不亢不卑，合于礼节。连晋平公都不禁对大夫女齐说：“鲁侯真可谓是知礼啊！”
没想到，女齐很不屑地说：“他算什么知礼啊？”
晋平公很奇怪：“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他从郊劳到赠礼，没有一个环节违背了礼仪，这都不算知礼，怎么才算知礼？”
女齐说：“您搞错了，他那是知‘仪’，不是知礼。对于诸侯来说，所谓礼就是守护他的国家，行使他的政令，不要失去民众的拥戴。现在的鲁国，政令出自于大夫之家，鲁侯想用的人，不经过‘三桓’的同意就不能任命；公室四分五裂，老百姓都不再依赖公室而是依赖卿大夫，民心尽失；对外周旋于大国之间，阳奉阴违，一有机会就欺负周边的小国，利用小国的灾难去获取利益。国家变成这样，鲁侯还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没有想到就连现在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已经是朝不保夕。礼的本质他没有抓住，反倒琐琐屑屑地急于学习外在的仪，表现得再好，也不过是绣花枕头，虚有其表。您说他知礼，这不是错得太离谱了么？”
晋平公无言以对。
我只能说，女齐这个人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脑子的。一个对内政令不通、民心涣散的国家，对外却要拼命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这不是很好笑么？
女齐说鲁国阳奉阴违，欺凌弱小，是有根据的。且不说虢之盟的时候，鲁国一边参加会盟，一边派兵入侵莒国，侵占了郓城；就在鲁昭公访晋尚未回国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公然践踏国际法的事情。
这一年夏天，莒国大夫牟夷叛逃到鲁国，并将其名下的牟娄、防、兹三地作为见面礼，一股脑儿都献给鲁国。鲁国人当仁不让，欣欣然接受了土地。《春秋》对此事进行记载：“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左传》解释说，牟夷不是卿，但还是书写了他的名字，是因为看重他带来了土地。
莒国人当然不忿，跑到晋国来告状。晋平公大怒，想把鲁昭公软禁起来，以此威胁鲁国归还莒国的土地。士鞅制止说：“万万不可这样做。人家是来朝觐您的，您却将他抓起来，有诱捕之嫌。想问他的罪，却不堂堂正正派兵去征讨，这是懒惰的表现。身为盟主而授人以这样的口实，那怎么行呢？还是让他回去，等以后有空了再讨伐他不迟。”晋平公想了想，接受了士鞅的建议，放鲁昭公回国去了。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女齐的正确。知书达理如何，不亢不卑又如何？鲁昭公在国外访问，“三桓”却在国内给他惹了一个大麻烦，如果不是士鞅出面，恐怕就成为晋国人的阶下囚了。
晋平公网开一面，鲁国人自然感恩戴德。公元前536年夏天，季孙宿来到晋国拜谢晋平公不追讨莒国土地一事。有理不打笑面人，晋平公心一软，亲自设宴招待季孙宿，而且特别为他加菜。季孙宿是个聪明角儿，一看这桌上的菜肴明显超标了，马上退出去对韩起说：“为了莒国的事，鲁国被免于惩罚就已经很感谢了，哪里还敢要求赏赐？现在晋侯不但赐宴于我，又特别为我加菜，我不敢当，只有退出来才会免于罪责吧！”
韩起说：“您多虑了，这是寡君希望讨取您的欢心呢！”
季孙宿说：“这样的待遇，就算是寡君也不敢当啊，何况是下臣我？”坚决要求撤去加菜，然后才敢回到宴席。
晋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别的国家这种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态度了。晋平公一高兴，又命令给季孙宿赏赐了一大批财礼。
然而，高兴归高兴，等到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应邀到楚国参加章华宫的落成典礼的时候，晋平公对鲁国人这种两面讨好的把戏便感到厌倦了。他派使者赶到曲阜，态度强硬地提出要重新划定杞国的边界。
前面说过，晋平公的母亲原本是杞国公主。公元前544年夏天，晋国发动诸侯为杞国修筑城墙，并且派女齐跟着去鲁国交涉，要求鲁国归还原来侵占的杞国土地，但鲁国人只象征性地归还了部分土地，就将女齐打发回去了。晋平公当时没意见，现在旧事重提，所谓重新划定边界，也就是要求鲁国将全部侵占土地都还给杞国。
晋国虽然衰落，对于鲁国来说仍是一个开罪不起的庞然大物。鲁昭公当时尚在楚国，季孙宿自作主张，想把成（地名）交给晋国人交差。成本是杞国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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