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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

①“关于安排少数民族事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乌发省和奥连堡省的巴什基尔人占有十一万亩土地。为了达到“边区俄罗斯化”的目的，政府鼓励从俄罗斯中央各省去的移民向巴什基尔人租赁土地。一般租赁的地段是无条件的，这就给滥用土地开了方便之门。一八七一年通过了以优惠办法出售荒地的特殊条例。从此就开始了私自盗卖国家的和巴什基尔人的土地。奥连堡省总督办公厅的官员们参加了这一舞弊事件。当这一事件被宣扬出去之后，国家财产部部长瓦卢耶夫不得不辞职。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考虑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丈夫会怎样做的时候，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立刻就会把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出答案。

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仿佛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她怀恨起他来。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对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和家庭女教师。

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之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仿佛听到铃声。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信是贝特西写来的。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

我等候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

安娜读完信，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马上就穿好衣服下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坐在那里，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好像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没有什么意义。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样，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虽然她对于那曾把她教养大的宗教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知道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她感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有时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她恐惧的是什么，她希望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她跳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

“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

“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第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

“怎么回事？”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一想起她的儿子，安娜就突然从她所处的绝望境地摆脱出来了。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虽然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现在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不管她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她都不能舍弃她的儿子。尽管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的。因此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得尽快地趁他还没有被人夺去之前开始行动。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逃脱出来。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使她稍稍镇静下来。

她连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谢廖沙全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表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

家庭女教师露出格外严峻的脸色。谢廖沙像往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踌躇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之后，就开口冗长而详尽地说了一通谢廖沙干下的顽皮事，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要不要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使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望着他，她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极力想从她的表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

“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以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斥我吗？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几乎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

下了几天雷雨以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

她因为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以新的力量袭击她。

“去，到Mariette那里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饶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

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曳，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会像那天空，那青枝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恤。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上莫斯科去。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但是我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个。”她迅速地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留在您家里了。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道。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方；但是我带了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请宽大一点，让他跟了我去吧。

她迅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使她写不下去了。

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因为……

她又停下了笔，她的思想连贯不起来了。“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样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然后封了起来。

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使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关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就立刻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十六

别墅里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走来走去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壁柜和大柜都打开了；两次派人到店里去买绳子；报纸撒了满地。两口箱子、几只手提皮包和用皮带束住的毛毯被搬到了大厅。一辆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台阶下。安娜因忙于收拾行装而忘记了内心的激动，正站在她自己房间里的桌子旁边检点着她的旅行皮包，正在这时，安努什卡使她注意到一辆马车驶近的声音。安娜从窗口望出去，看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信差在台阶上按大门的门铃。

“去看看什么事，”她说，抱着一种准备承受一切的镇静态度在圈手椅里坐下，两手搭在膝头上。仆人拿了一个上面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笔迹的厚厚的小包进来。

“信差奉命要候回音，”他说。

“好的，”她说，他一走出房间，她就用颤栗的手指拆开了信。一卷还没有折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她打开信，开始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她读着。她看下去，随后又倒回来，读了一遍，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她读完了的时候，她感到浑身发冷，感到一种出乎她意料的可怕的不幸降临到她头上。

早晨她还后悔不该对她丈夫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没有说这话。而这里，这封信就当她的话没有说一样，而且给予了她所愿望的东西。但是现在这封信在她看来却比她所能设想的任何事情都可怕。

“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她说。“自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教徒，他宽大得很！是的，卑鄙龌龊的东西！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这个，而且谁也不会了解，而我又不能明说出来。他们说他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虔诚、道德高尚、正直、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生命力——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怎样动不动就伤害我，而自己却洋洋得意。我不是尽力，竭尽全力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我不是努力爱他，当我实在不能爱我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么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而他现在怎样呢？要是他杀死了我，要是他杀死了他的话，一切我都会忍受，一切我都会饶恕的：但是不，他……”

“我怎么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呢？他做的正好符合他的卑鄙的性格。他要始终是对的，而我，已经堕落了，他还要逼得我更堕落下去……”“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起了信上的话，“这是要夺去我儿子的威胁，而且大概照他们那愚蠢的法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甚至连我对我儿子的爱都不相信，要么他就是轻视这种爱（正如他老是嘲笑它一样）。他轻视我的这种感情，但是他知道我不会舍弃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舍弃我的孩子，即使和我所爱的人一道，没有我的孩子，我还是活不下去；但是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我的孩子，从他那里跑掉，那我的行径就会和最无耻、最卑劣的女人一样。他知道那个，知道我不能够那样做。”

“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又想起信上另一句话。“那生活过去已经够苦的了，近来更可怕。今后又会怎样呢？一切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我要呼吸，我要爱而悔悟；他知道这样下去，除了说谎和欺骗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了解他；我了解他乐于在虚伪中游泳，正像鱼在水里游一样。不，我不会给他那种快乐，不论怎样，我都要冲破他想用来擒住我的那面虚伪的蛛网。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但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有过像我这么不幸的女人吗？……”

“不，我一定要冲破，我一定要冲破！”她叫了一声，跳了起来，忍住眼泪。然后她走到写字台前，打算再写封信给他。但是，她从心灵深处感到她没有力量去冲破一切，她没有力量跳出她过去的处境，不管那处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臂搭在桌上，头伏在胳臂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因为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明确，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甚至会比过去坏得多。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那么无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去投奔情人的那种女人的可耻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本来的她更坚强。她永远不会尝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无拘无束的男子结上可耻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事情会如何了结。

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时哭泣一样。

仆人的脚步声迫使她振作起精神来，她扭过脸不望着他，装出在写信的模样。

“信差问有没有回信，”仆人报告。

“回信？好的，”安娜说。“叫他等一等吧。我会按铃的。”

“我能够写什么呢？”她想。“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爱什么呢？”她又感到她的心开始分裂成二重了。这种感觉又使她感到惊骇，于是她就抓住了她想到的可以排遣愁闷的第一个行动的口实。“我得去看阿列克谢（她心里是这样叫弗龙斯基的）；只有他能够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要到贝特西家去，我也许可以在那里见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了当昨天她告诉他她不去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那里的时候，他说过既是那样他也不去了。她走到桌前，写了个字条给她丈夫：“来信收到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