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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穿过人群往头等候车室走去的时候，她逐渐回想起她的处境的全部详情和她的犹疑不决的计划。于是希望和绝望，又轮流在她的旧创伤上刺痛了她那痛苦万状的、可怕地跳动着的心灵的伤处。坐在星形沙发上等候火车的时候，她厌恶地凝视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对她说来，他们全都是讨厌的）。一会儿想着怎样到达车站，给他写一封信，信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又想他不了解她的痛苦，现在正在向他母亲诉说他的处境，以及她怎么走进屋去，她对他说些什么。随后她又想生活仍然会多么幸福，她多么痛苦地爱他，恨他，而且她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

三十一

铃响了，几个青年匆匆走过去，他们既丑陋，又无礼，但却非常注意他们给人的印象；彼得穿着号衣和长统靴，面孔呆板，一副蠢相，也穿过候车室，来送她上火车。两个大声喧哗着的男人沉默下来，当她在月台上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对另外那个人低声议论了她几句，自然是些下流的话。她登上火车的高踏板，独自坐在一节空车厢的套着原先是洁白、现在却很肮脏的椅套的弹簧椅上。她的手提包放在身边，被座位的弹簧颠得一上一下。彼得带着一脸傻笑，举起他那镶着金边的帽子，在车窗跟前向她告别；一个冒失的乘务员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闩上锁。一个裙子里撑着裙箍的畸形女人（安娜在想像中给那女人剥掉了衣服，看见她的残疾的形体不禁毛骨悚然起来）和一个堆着假笑的女孩子，跑下去。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夫娜什么都有了，Matante！①”那小女孩喊着说。

……………………

①法语：姑姑。

“还是个小孩子，就已经变得怪模怪样，会装腔作势了，”安娜想。为了不看见任何人，她连忙立起身来，在空车厢对面的窗口坐下。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俯在车轮上。

“这个丑陋的农民似乎很眼熟，”她想。回忆起她的梦境，她吓得浑身发抖，走到对面的门口去。乘务员打开门，放进一对夫妇来。

“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来，留心地和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她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的、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荡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玎珰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像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着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的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的急促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的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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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部

……………………

一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现在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打听这部书的情况的朋友们的问询时也是勉强的和故作冷淡的，甚至也不去问问书商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的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的缘故，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极其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的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的原因。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的、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兹·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去。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①、萨马拉的饥荒②、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⒇③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

①美国朋友们——一八六六年，亚历山大二世逃脱了卡拉科左夫行刺的阴谋后，美国有一个外交使团到俄国来表示庆贺，对俄国给予联邦政府的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谢意（俄国在一八六三年美国内战期间曾派了一营骑兵去美国，作为友好的表示）。使团在庆祝的人群中受到亚历山大接见，并受到政府和群众团体极其热烈的欢迎。

②那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地描绘了这种悲惨的情况。这发表在《莫斯科的报告》上，非常骇人听闻，迫使政府采取行动，除了私人捐献，总共捐助了二百万卢布的光景。这样人民勉强度过那一年，以后两年丰收，使他们又完全站起来了。

这事件，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自然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萨马拉的饥荒——一八七三年六月托尔斯泰及其家庭去看他在萨马拉省布鲁克区新购置的一块领地。像以往一样，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感到兴趣，但他所看到的行将来临的灾难的情景使他十分惊骇。那里接连两年歉收，耗尽了农民们在以往岁月里的存粮。那一年干旱，颗粒无收，人民面临着饥荒。地方当局并没有采取措施，而全国和中央政府对这次灾难一无所知，因为遥远的萨马拉省是那么隔绝，托尔斯泰在他的领地附近亲自每隔十家就研究一下，并且骑马到邻近方圆五十哩的地区去收集详细的情报。

③斯拉夫问题——斯拉夫各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现实的政治问题之一。一八七四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了起义，一八七六年黑山人发动起义。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发动起义。次年四月俄国参战，并于一八七八年击败土军。极端反动分子为了镇压巴尔干的革命情绪，拥护进攻巴尔干，因为起义者的斗争不但反对土耳其人，也反对当地的封建主。许多民粹派的革命者参加了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起义运动。作者很了解斯拉夫各民族反抗异国统治的历史性斗争的意义。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的和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自己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