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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志远:杨志远飙升记-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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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远默默地看了那鲜红的红领巾一眼，又看了徐建雄一眼，说，徐书记，我需要一辆车。
徐建雄看了一下沈炳元，不由分说，说，把你那辆车给杨秘。
杨志远一想，也好，用沈炳元的警车在林原办事也方便，也没客气，让沈炳元的司机把车钥匙交了出来。
这天中午，于浩天的母亲就找到三招待所，是位人近中年的母亲，满身的疲惫和满脸的憔悴，杨志远打开房门时，她就站在门口，迟迟疑疑、犹犹豫豫，想进又不敢进杨志远的这个房间，杨志远从她的眼里看到的是惧怕和痛苦，杨志远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如果说于浩天开始只是失踪的话，那对做母亲的来说，至少还有一丝希望。如果一旦得到确认，那她最后的希望就会随之破灭，剩下的只会是无尽的忧伤和痛苦。
安茗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进了房间，给她泡了一杯热茶，她抱着茶杯浑身直打哆嗦，她说，我叫佘睛，是于浩天的妈妈。
屋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谁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佘睛语无伦次，一个人喃喃自语，说都怪我，本来浩天有点感冒了，那天躺在床上，跟我撒娇，说他想睡个懒觉，不想上学了。是我硬是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逼着他去上学，他离开家的时候手里拿着红领巾，还朝我挥了挥手。中午浩天没有回家吃午饭，我开始也没怎么在意，以为孩子贪玩，回家晚了，不久我听路过的人说早上高架桥垮了，死了不少人，我吓坏了，因为浩天上学每天都要经过那个路口。我上学校去找，学校说浩天根本就没去。我到高架桥来找，公安把这一块封锁了，根本就不让进。浩天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佘睛痛哭流涕，说，我的孩子啊，是妈妈害了你。
安茗和杨雨菲站在佘睛的身边也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安慰佘睛，说浩天不会有事的，不就是一条红领巾么，也许孩子贪玩走远了，也许是孩子受了一点伤在医院呢，肯定不会有事的。
连安茗和杨雨菲都觉得自己的话站不住脚，这种解释多么的苍白和无力，可她们也只能如是说了。佘睛木然地摇着头，说，我的孩子我知道，浩天乖巧听话，他离家不会不告诉我的。这几天，我派出所也报案了，医院也找遍了，可谁都说没有看到浩天这个孩子。
佘睛凄然地说，记者同志，我想去现场看看，可民警不让我去，你能帮帮我吗。
安茗看了杨志远一眼，杨志远点点头，安茗说，那好，我们带你去看看。
杨志远开着沈炳元的警车朝高架桥驶去。路过一家花店，杨志远停下车，买了一大捆的菊花，放到了车上。到了坍塌现场，安茗把佘睛扶下了车，杨志远把那捧菊花每人分了几枝，大家手捧菊花朝废墟走去。
值守的民警认识沈炳元的车，也认出了杨志远，这次没作任何的阻拦，就把杨志远一行放了进去。
杨志远走到那个系着红领巾的桥墩下，把一枝枝菊花插在了桥墩的周围。佘睛扑通一声跪倒在桥墩边，嚎啕大哭。
摄像机无声地记录着这一切，真实地记下了一位母亲的痛苦和悲伤。
杨志远就是在那一刻决定要给周至诚省长打电话的。因为明天就是高架桥坍塌事故中死者的头七。根据林原的习俗，亲人逝去后第七日，是必须祭奠亡魂的，让亲人的魂魂不再四处漂泊，以便早日转世为人。杨志远知道这是迷信，可他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毕竟可以给生者带来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其实即便是由政府出面组织一次悼念活动，也用不着省长出面，但以杨志远对省长的了解，省长坚韧的外表下面，深藏着一颗对天下苍生赤诚的怜悯之心，在头七这种场合，省长的出现会更具感染力，杨志远相信周至诚省长会同意他的观点。
果然，周至诚省长在听杨志远说完佘睛的遭遇之后，好半天没说话，许久，周至诚省长才说，好，志远，就按你说的办，我明天一早会和调查组的同志们一起到林原来。
杨志远和省长通完电话后，又和徐建雄进行了磋商，杨志远认为有必要遵循民间习俗，在头七到来之时解除高架桥现场的警戒，允许市民到现场进行祭拜，民警的职责应由严防死守转为维护现场安全和秩序，不得再无故阻拦市民进行祭奠活动。杨志远和徐建雄都清楚，林原这地方民风强悍，如果在头七到来之时，阻止市民进入现场祭奠和悼念，说不定会发生更大的群体性事件。现在高架桥坍塌中到底有多少的遇难者，除了胡捷他们，徐建雄和杨志远都无法真正清楚，失去亲人的感觉是焦虑和痛苦的，尤其是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更会让死难者的家属群情激愤，如果警察还是据守现场，不让家属靠近半步，到时冲突只怕无法避免。杨志远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隔离带，让市民的情感得到必要的宣泄，这样市民的情绪才不会像干柴，一点就燃。徐建雄一听杨志远的分析有理，点头同意，马上通知沈炳元必须无条件的解除警戒，并且务必要确保悼念现场市民的绝对安全。
杨志远他们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警察已经开始清除耸立在隔离带上的条纹塑料布，封闭了六天的出事地段这才得以重见天日。
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杨志远忍不住再回头看了一眼，微风徐徐，细雨绵绵，或黄或白的菊花在废墟间随风摇曳，菊花无语，一如杨志远他们此刻的心情，淡淡的，充满了忧伤。
第十六章：无语的忧伤（2）（一）（）
与此同时，省委的会议室里，由周至诚提请紧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在对是否立即向林原派驻事故调查组这一点上，周至诚和马少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马少强这人虽然一贯强势，但在常委会上如此不顾一切地和省长直接对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马少强虽然也是省委常委，但再怎么也无法和周至诚相提并论。常委们都知道，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有时候政治还需要适当的妥协。周至诚省长既然执意要派出调查组，那就派好了，有什么好反对的，再说了，林原方面既然出了这等事情，派个调查组下去很正常，也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常委们的心里都感觉有些异样，觉得马少强为了这样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公然和周至诚叫板，实在无此必要，马少强此举有些让人不可理喻，自然也就不同寻常了。谁都知道，马少强是从交通厅起家的，其没有在林原从政的经历，林原并不是其根基之地，马少强实在犯不着和周至诚如此论战。即便是胡捷是其部属，需要力保，那也得在事故的定性上去想办法，不急这一时。常委们都觉得马少强此举有些意思，值得琢磨。
周至诚说，少强同志，你说说，你如此强烈地反对调查组进驻林原的理由又是什么。
马少强说，在伤亡人数没有核实之前，就贸然派调查组下去，这是不是对林原市委市政府的不信任。
周至诚笑了笑，说，少强同志，那你说说，该怎么核实，让林原自查？你觉得会查出结果来吗？
周至诚继而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说，我们派调查组下去，不就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为了对下面的同志负责么。我们都知道林原历来民风强悍，我们政府说是2死5伤，但民间的传言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许多的民众开始打着横幅寻找在那个坍塌时段同时失踪的亲人和朋友。你敢说这是一种巧合，你能说这是民众无事生非。先不要说我们省委对林原是不是信任，这个意义其实不大，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民众对林原市委市政府信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民众总是不相信政府的公告，总是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产生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又是什么？
周至诚的话铿锵有力，马少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至诚接着说，林原现在已是谣言四起，如果我们不派调查组下去尽快弄清事实真相，给人民一个说法，而是任由事态的发展、恶化，那我们就是置党性原则而不顾，置人民利益而不顾。林原市委市政府有没有瞒报，我们现在谁都不能确认，只有经过调查，我们才会有发言权，白的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如果事实证明林原是无辜的，那么我们就把事实公之于众，让民间的谣言自动终止，林原的同志们受点小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当然如果林原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真相，那这其中就有许多我们需要深挖和反思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去弄清楚这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林原又在害怕和逃避什么。
周至诚说，我们扪心自问，当小浩天那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失踪，我们就可以那么问心无愧、信誓旦旦地认为小浩天的失踪跟高架桥的坍塌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孩子的红领巾遗留在现场的这个事实？当一个母亲早晨把自己12岁的孩子放心地交给了社会，而这个社会回报她的又是什么？当一个母亲踌躇在林原的大街小巷，满脸憔悴、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请问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此刻又在干什么？有没有主动去为孩子的母亲分担一点点的忧伤承担一点点的责任？你能说你此刻正在想着怎么去为全省人民谋福祉吗，而这个所谓的福祉又在哪里？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天下百姓苍生不需要你讲这样或那样的大道理，他们需要的是你实实在在为他们做实事，哪怕你就是给他一句言语上的安慰，也比讲大道理强百倍。我们在座的有谁没有做过父亲，我们哪一个不是渴望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希望孩子一生平安，我们难道就体会不到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我不想说引以为鉴举一反三的套话，这种话我们是不是已经说的够多了？我想说的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无力去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我们至少可以还原一个事实一个真相，以告慰那些逝去的灵魂，难道这个要求过分么？我们告诉孩子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难道我们就可以坦然地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继续让一个又一个小浩天的鲜血去染红红领巾，少强同志，我告诉你，要我周至诚熟视无睹，我周至诚办不到，我周至诚虽然无力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周至诚绝对可以给小浩天他们这些无辜蒙难的人一个公道。公道在，良心就在。
常委会一片寂静，常委们这是第一次见周至诚如此的愤然，激昂。在常委会上的周至诚从来都是谦和的，有退有进，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迂回着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这种一声声的叩问，都是第一次看到。周至诚的话，一句句地撞击着常委们的心灵。连钟涛都觉得今天的周至诚大气鼎然，一个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心地的无私，所以才会如此的无畏。
周至诚说，既然少强同志强烈反对向林原市派出调查组，那好，我们在座的常委就按组织程序来，对此提议进行投票表决。
本省十三名常委，除二人因为有事一时赶不回来，缺席会议，在座的常委以10票同意，一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周至诚提出的省委立即向林原派出调查组的提议。在此次会上，尽管马少强依然极力反对周至诚把杨志远放在调查组的提议，但常委会最终还是表决通过了周至诚的提议，同意此次调查组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博同志为组长，杨志远同志为副组长，组员由省纪委、公安厅、检察院三方组成。
马少强面对此结果，无可奈何，心知周至诚这一着棋走得妙，把杨志远放在调查组里，调查组的情况都会在第一时间反馈到他哪里，周至诚随时随地可以掌握情况，发表旨意。有杨志远在调查组里坐镇，调查组的成员谁又敢消极怠工，只怕连张博都会对杨志远言听计从。周至诚如此重视此事，看来这一次自己只怕是在劫难逃了，自己做的那些事情虽然隐秘，但党真要较起真来，没有什么查不出来的。看来姜慧说的对，自己的这个儿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对他过于纵容，到头来，害他害己。
第二天一早，周至诚就带着调查组的成员到了林原，直接上了三招待所，慰问北京来的记者，对记者们在林原受到的不公正遭遇深表歉意。
安茗说，省长伯伯，这怎么能怪您呢。
周至诚笑，说，丫头，你看看你，上次到本省来，我们在机场见了一面，擦肩而过，这次又是这么一个情况，看来，我这个做伯伯的真不懂什么待客之道。
安茗说，省长伯伯，难道好酒好菜就是待客之道。其实这次遭遇让明白了许多，也有了许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包括什么叫切肤之痛，让我对志远更多了一份了解。
一行人就在三招待所吃早饭。徐建雄和胡捷听说省长已经不声不响地到了三招待所，赶忙率领本市的一干领导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
周至诚和安茗她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看到徐建雄他们赶了过来，只当没看见。徐建雄知道省长这是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表示着他对林原的不满，徐建雄心里直叹息，省长一年之内两次光临林原，可两次都不是什么好事，自己这个市委书记当得也真够背的。
省长不言不语，徐建雄站在一边一时手足无措，很是尴尬。杨志远和付国良、张博坐在旁边的一张桌上，看到徐建雄站在一边不知所从。杨志远心知徐建雄怎么着现在还是林原的市委书记，省长冷遇徐建雄有省长的道理，自己却不能无动于衷地坐在一旁看热闹。他站起身，抽出一把椅子，说，徐书记，还没吃饭吧，一块吃一点。
第十六章：无语的忧伤（2）（二）（）
徐建雄感激地看了杨志远一眼，这才就势坐下。
杨志远提前吃完早餐，他和付国良打了声招呼，说，秘书长，我去买几束鲜花。
付国良心知既然省长是去参加悼念活动，手捧鲜花，这样才显得庄重，他点点头，你去。
杨志远起身，朝于小闽眨眨眼，作了个手势，于小闽会意，赶忙跟着杨志远跑了出来。
杨志远上了奥迪，于小闽问，志远，上哪？
杨志远说，小闽兄，就近找一家花店。
两人来到杨志远昨天买花的那家花店，没想到昨天满满当当一屋子的鲜花，今天就余了几支青竹，杨志远有些莫名其妙。赶忙回到车上，让于小闽开着车绕招待所这一块转了一圈，杨志远接连跑了好几家花店，别说是白菊花，很多花店都和第一家一样，鲜花早就卖光了，空空如野。杨志远和于小闽最后在一个较为偏僻的花店，才总算看到花店里还有些鲜花。一听杨志远要白菊花，年轻的花店女老板直摇头，说，不好意思，今天是高架桥坍塌死难者的头七，好多的市民都买了花上高架桥去悼念。白菊花和黄菊花今天一早就被抢购一空了。
这是杨志远没想到的。杨志远‘哦’了一声，说，我说今天怎么好些花店都没得花卖，原来如此。
女老板问，想来你买白菊花也是赶去参加悼念活动的吧？
杨志远点头说，是。同时有些好奇地问，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自发地去参加悼念活动。
女老板看了杨志远一眼，说，难道你不知道，林原交通广播电台早就发出倡议号召市民上高架桥去参加祭奠和悼念活动么，尤其是昨天寻找小浩天的事情在电视台一播出，大家的心情更是沉重，做梦都梦见小浩天的红领巾在梦里飘。
杨志远自是不可能知道林原交通广播电台倡议的事情，杨志远知道不管是省交通电台还是市级交通电台，他们的忠实听众都是那些在整天在路上跑的的士司机，如果是交通电台发出什么倡议，那么经过这些的士的传播，传播速度那是很惊人的。
女老板指了指，说，我这店里也就一束白菊花了，是我自己特意留下来的，等一下我也会上高架桥去，聊表心意。
女老板看了看，说，要不就选马蹄莲、康乃馨、百合和勿忘我吧，同样也可以表达对死者的悼念。
此时又有市民陆陆续续地找上来买花。杨志远一看这种形势心想再不买，只怕马蹄莲、百合和勿忘我都没有了，杨志远赶忙买了几大束，把奥迪的后尾箱和后座都放得满满的。结账的时候，花店的女老板非要给杨志远打个折，杨志远问这又是为何？女老板的一句话，让杨志远顿时又生许多感慨，女老板说，那些当官的不把我们老百姓当人，我们老百姓自己得把自己当人不是，反正我店里的花今天全部六折销售，我不能赚这个昧心钱。还有你今天如果是打的上高架桥去，所有的的士都是免费载客。
杨志远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百姓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悼念那些逝去的亡灵。
现在看来，周至诚省长关于在本省进行党风官德教育的培训工作，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具有真知远见，试想如果我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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