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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鸿”，大也；胪，传也。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故称大鸿胪，又称典客。传呼声与乐声并作，故王莽名之曰典乐。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

　　宗正亦秦官，汉平帝时，王莽专权，改称宗伯。莽代汉，并其官于秩宗（太常）。东汉复称宗正。掌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就史书所见，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曹楷，分别见于《晋书》卷19《礼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传》。未叙有具体事迹。魏既苛待亲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司马氏专魏政之后，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

　　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武帝改称大司农。王莽先改羲和，继名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魏初设大农，黄初二年（221年）改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农的职掌说：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稟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大司农到东汉时，虽仍说掌钱谷，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故经济颇形拮据。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如《水经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记》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方石为门，若天亢旱，增堰进水……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

　　由上可知，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我们前已言及，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敕大司农府给人工”了。据《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

　　钟离意……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尚书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榜床）。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由上可知，朝廷没收贪官赃物，交由大司农保管。赏赐少数民族的纺织品由大司农拨发。但这些物资的调入和拨发，都不由大司农作主，大司农的职责只是保管。至于把物资发放给谁及数额多少，均由尚书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故数字有错，也只能归罪于尚书，而与司农无关。曹魏时，国有土地多由典农官管理和耕种，曹魏以谒者仆射监盐官，以司金中郎将掌制铁器，至于军粮调拨，特设有度支尚书管理。吴国亦设有节度官掌调拨军粮，所以三国时的大司农职权比东汉时还要缩小，自不待言。

　　少府秦和两汉均置少府，王莽称共工。少府与大司农同管财货。大司农管国家财货，少府管供养皇帝。《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言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后汉书·百官志》言：“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少府在诸卿中属官最多，机构庞大。其中最重要的属官是尚书、侍中及御史中丞，其权柄之大，超过少府本职，此容后再作叙述。少府属官见于三国史笈者有守宫令、尚方令、御府令等。守宫令掌御用纸、笔、墨、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荀彧于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即曾“拜守宫令”。尚方令，掌制御用刀剑弩机诸上好器物。《三国志》卷24《王观传》言：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

　　御府令，《宋书》卷39《百官志》言御府“典宫奴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三国志》卷55《蒋钦传》言孙权赞叹蒋钦“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又《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

　　阜（时为少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由上可知，连身为少府的杨阜都不知后宫人数，而必须向御府吏询问。御府吏因常给后宫人员制作衣服，故能知之。御府吏连其顶头上司杨阜都不敢告知，说明皇帝对后宫人数的保密异常严厉。杨阜曾因年凶民饥，军用不足，而上书请曹叡“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少府所属部门供皇室吃穿玩乐的珍奇宝物必然很多。

　　以上太常、光录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职官通常称之为“九卿”。以上杨阜在责数御府吏的话中，也提到“九卿”。与九卿同级别的还有执金吾及将作大匠等。

　　执金吾秦称中尉，汉武帝改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220年），改称执金吾。职掌为宫外巡卫。吾当御讲，言执金革，以御非常。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循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后汉书·志》第27《百官志四》刘昭补注引《汉官》曰：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

　　执金吾的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司马懿发动夺权兵变时，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史书叙述曹爽的罪过亦称爽擅取“武库禁兵”。可见武库中所藏之兵器颇为掌权或欲夺权者瞩目。

　　将作大匠秦称将作少府，景帝改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后汉书·百官志四》言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可见统治者对自己生时及死后的享受都同样注意。广植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增产建筑木材。曹魏直臣杨阜任将作大匠时，对明帝好治宫室等弊政，曾上疏谏诤。

三、尚书、侍中、中书等近官

　　尚书秦汉时，尚书本是少府属官，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尚字作主、掌解）。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称中书谒者令。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即曾为中书令，史称迁“尊崇任职”。宣帝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为中书令。《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言：

　　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

　　由上可知，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因宦官被称为中人，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称之为中书官。由士人主其事，则称尚书，故萧望之称“尚书为百官之本”。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则在曹魏时。汉成帝时，虽罢中书宦者，但后权归外戚，卒成王莽代汉之局。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王莽窃权，“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即指尚书台。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名异而实同。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卓专政时，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首先“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献帝都许后，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史称荀彧在台阁，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社会政治影响广泛，有举足轻重之势。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杀彧，次年，操即建立魏国，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再下一年，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从荀攸死后，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司马懿等人。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使陈群、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他曾赞叹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曹睿临死，令曹爽、司马懿辅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注：“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大权尽归之矣。”

　　东汉时，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无所不统。每会同，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当时京师号称“三独坐”。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令相提并论。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蜀、吴均只置一仆射。据《晋书》卷24《职官志》的记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亦称选部，主选用官吏。左民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五兵主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主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其他往往只称尚书，而不提其曹名。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曹睿时，陈矫为尚书令，曹睿尝猝至尚书门，矫跪问睿：“陛下欲何之？”睿答：“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于是睿惭而返。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仆射。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荀彧为尚书令时，曹操以彧功大，上表献帝赠彧官爵，“彧固辞，不通太祖表”。说明尚书令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全后汉文》卷34引应劭《汉官仪》说：

　　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书下，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稟假钱谷。”看来，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

　　三国时，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

　　侍中　职掌主要是：备顾问，拾遗补缺。另外，也有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随着君权的加强，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东汉末年，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如杨彪、黄琬、荀悦、荀爽、卢植等。魏国既建，首设“尚书、侍中、六卿”，从亲近皇帝言，侍中尚胜过尚书。最早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