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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彧、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设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因故与其他三主簿一同署名谏操，从知主簿同时共有四名之多。出纳教令是主簿职务之一。当操征讨刘备时，曾先遣逵至斜谷观察形势，说明主簿有时亦外出执行其他任务，并非只在丞相府内供职。

　　丞相长史，官位高于主簿，但接触丞相的时间较少，有时设左右长史。原来做过丞相军祭酒及侍中要职的杜袭后领丞相长史。杜袭随操到汉中讨张鲁时，操加封他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并挑选他为镇守长安的留府长史，驻关中。当然，以上并非长史所应有的经常职务。《通典》卷21说：长史“盖众史之长也，职无不监”。长史既署理诸曹事，也办理丞相付与的临时任务。

　　曹操为司空、丞相时，掾属分东、西曹，主要职务都典管选举。东曹主二千石长史及军吏，西曹主府史署用。担任过东曹掾的以毛玠和崔琰的政绩比较突出。据《三国志》卷12《毛玠传》载：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

　　由上可知：（1）东曹掾的官品虽不高，因执掌用人大权，故为时人所重，认为是“显位”。（2）像毛玠这样的人担任选举官，确能起一些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作用。这也是与曹操对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开的。（3）像毛玠这样清正不阿的人，下受群僚的嫉妒，上不能满足太子等上层亲贵的贪求；同时，引用的人多了，也为操所猜防、这些都为毛玠日后遭免黜留下了祸根。

　　当崔琰初授东曹时，操曾下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励，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琰清忠高亮……正色于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后来魏国建立以后，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情况已如上述。崔琰的声望更大于毛玠，但结局比毛玠更坏。崔琰既为怨者所诽谤，曾被朱灵誉为“此乃真明主”的曹操也害怕琰的声望危及其身后政权，因之终以莫须有的罪名，逼使崔琰自杀身亡。

　　做过司空西曹掾的有陈群，他后来又“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做过丞相西曹属的有蒋济、邵悌。属小于掾而大于令史。做过司空西曹令史、迁为属的有梁习，做丞相西曹议令史的有卢毓。

　　丞相理曹掾属的职务也比较重要。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令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说明曹操对担任理曹掾属的人选是重视的。《资治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214年）载：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由上可知，封建刑法对人民反抗服兵役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调为颍川太守后，“复还为法曹掾”，还做过侍御史、治书执法、廷尉等属于司法方面的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做了一些减轻刑法和有益于民的事。

　　司空、丞相府还有掌管粮谷的仓曹掾属，任其职者有刘晔、刘晔、高柔、裴潜、傅干、杨修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官员。蜀汉丞相仓曹掾曾由姜维担任。吴国未见有仓曹掾属，但设有节度，掌军粮谷，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主之，详死，以诸葛恪代之。诸葛亮闻知，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窥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权即转恪领兵。由此观之，掌管粮谷的仓曹掾是重要的官职。

　　另外，丞相下面有户曹掾，掌民户、祠祀、农桑；有兵曹掾，掌兵事；文学掾，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这些职官，史书未有何记述。

　　前已叙及，曹操以司空掾属国渊典屯田事；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将。两人均做出重要贡献。现只谈一下操设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况。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魏国初建，（柔）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由上可知，随着魏国政权的建立，官吏队伍的增加，曹操和臣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深化，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进人物来检举世家出身的所谓“贤人君子”，从而约束世族势力的过分膨胀，这就是校事官职所以设置的原因所在。关于此事本书第六章亦已有论述。

　　总括以上叙述，可知操为司空、丞相时的掾属，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九卿及尚书、侍中等重要职务。这是曹魏职官的重要阶段。

　　刘备和孙权在未称王以前的所属掾属，也同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大致类似，因限于篇幅，就不另叙说了。

二、三公及诸卿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继位为魏王，以华歆为相国，贾诩为太尉，王朗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汉为帝，复置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名列太尉之后。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黄初四年（223年），贾诩死，仍以钟繇为太尉。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国家有大兴造、大疑难事，三公共同讨论。国家有过失，三公共同进谏。在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他上辅皇帝，下领百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官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权，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以上，太傅、大司马、大将军秩位均在三公上，唯骠骑大将军稍低于司空。曹叡临死，余人皆去世，只剩下了官为太尉的司马懿。曹叡用刘放、孙资议，特地提拔了曹真之子武卫将军曹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曹芳。爽、懿共督中外诸军、并领尚书事。至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举诛灭曹爽兄弟及其亲党。自是之后，魏政全归司马氏，于是往日皇帝成为傀儡的局面再次出现，三公亦惟司马氏之马首是瞻，谈不上有什么权柄了。

　　底下，谈谈曹丕、曹叡统治时诸卿官职情况。

　　太常秦时叫奉常，汉景帝改称太常，王莽称秩宗（秩，职也；宗，祖庙也。秩宗主要掌管有关宗庙祭祀等事宜）。东汉又恢复太常之名（常，是庙中引神的旗帜）。太常掌祖庙祭祀事。太常的主要职掌既是祭祀，故经常素食。《汉官仪》载谚语曰：“居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徼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