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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卷《华覈传》载覈上疏，亦言农民役税负担之重曰：

　　都下诸官……不计民力，辄与近期，长吏畏罪，昼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会日，定送到都，或蕴积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失农时。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夺其播殖之时，而责其今年之税，如有逋悬，则籍没财物，故家户贫困，衣食不足。

　　（2）穷奢极淫。《三国志》卷61《陆凯传》载凯上疏言：

　　今中宫万数，不备嫔嫱，外多鳏夫，女吟于中……陛下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土被玄黄，宫有朱紫……宫女旷积，而黄门复走州郡，条牒民女，有钱则舍，无钱则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诀。

　　《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言：

　　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畜，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内有离旷之怨，外有损耗之费，使库廪空于无用，士民饥于糟糠。

　　《三国志》卷50《妃嫔·孙晧滕夫人传》注引《江表传》：

　　晧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后宫千数，而采择无已。

　　（3）残暴杀人。《三国志》卷48《三嗣主·孙皓传》：

　　晧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沈醉。置……司过之吏，宴罢之后，各奏其阙失，迕视（晧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辄以为罪。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又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凿人之眼。

　　陈寿在《孙晧传》评曰：

　　晧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况晧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

　　（4）任奸虐贤。《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邵上疏谏曰：

　　自顷年以来，朝列纷错，真伪相贸，上下空任，文武旷位，外无山岳之镇，内无拾遗之臣；佞谀之徒，拊翼天飞，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任者以退为幸，居者以出为福。

　　《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载：

　　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吴主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值郡旱饥，表求赈贷，吴主以为收私恩，遣使枭首。尚书熊睦微有所谏，吴主以刀镮撞杀之，身无完肌（《通鉴》胡注：“史详言吴主之昏虐”）。《三国志》卷53《薛综传》末注引干宝《晋纪》：

　　（晋武帝）从容问（薛）莹曰：“孙皓之所以亡者何也？”莹对曰：“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隙，实由于此。”

　　总之，吴在孙晧的残暴统治下，民不堪命，险象环生。只是当时赖有陆抗、陆凯、陆胤、施绩、范慎、丁奉、钟离斐、孟宗、丁固、楼玄、贺邵等文武大臣匡辅军政，还能支撑一时。其中最能身系安危、为国干城的是镇守荆州西疆的陆抗。

三、陆抗镇守荆州

　　陆抗是孙策的外孙，赤乌八年（245年）抗父逊死时，年始二十，拜建武校尉，领父兵五千人。陆抗从荆州送葬回吴时，孙权把杨竺所揭发陆逊的二十件事诘问抗，抗逐条解答，权对逊的怀疑得以基本消除。次年（246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修缮城围、墙屋，居庐桑果，均无损伤。恪至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太元元年（251年），抗到建业治病，病愈当还。孙权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孙休时，拜抗镇军将军，都督西陵，管辖自关羽濑（今湖南益阳西）至白帝城一带防线。孙晧即位，加抗镇军大将军。建衡元年（269年），大司马施绩死，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北）。史言抗“贞亮筹干，咸有父风”。荆州屏藩上流，面对强敌，抗行军御敌，虽少大胜，亦无负败。孙晧凤凰元年（272年），发生了西陵督步阐据城降晋的事。抗闻，赶紧部署诸军奔赴西陵，令自赤溪（今湖北远安县）至故市（今宜昌市）更筑严围，内以围阐，外以御敌。昼夜督催，如敌已至。诸将皆谏抗：“今乘三军之锐，急速攻阐，及晋救至，城必可拔。何事于围，而疲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地势既固，粮谷又足，且所缮修备御之具，皆抗所规划。今城既非可速克，且北救必至，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一再请求攻阐，抗为服众，听令一攻，攻果无利。外围刚修好，晋车骑将军羊祜引军向江陵，诸将以为宜援江陵，而不必急于收复西陵。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槃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拟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于是抗身率三军，利用新筑的围抗拒晋荆州刺史杨肇等援军。将军朱乔、营都督俞赞亡诣杨肇。抗曰：“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常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杨肇果攻旧夷兵防线。抗命猛烈还击，矢石雨下，肇军伤亡甚众。相持经月，肇计穷夜遁。羊祜等军皆撤还。抗遂陷西陵城，诛阐及其族。然后东还乐乡。虽获大胜，貌无矜色，谦冲如常，故得将士欢心。

　　陆抗镇守荆州，不仅为吴保住了半壁江山，他和晋将羊祜的来往也给史书上留下了两个敌对将帅在某些方面相互信任的佳话。

　　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每修德信以怀吴人，降者去留皆听自由，然降者并不因此减少。有人掠吴二儿，祜遣送还其家，后儿之父亦率其属随吴将夏详、邵凯等来降。吴将邓香到夏口虏掠，祜俘而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每与吴交兵，克日方战，不用诈谋掩袭。祜行军至吴境，所刈人穀，皆计价偿还。每游猎江、沔，常在晋境停止，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被晋兵捕获者，皆送还之。于是吴边人翕然悦服，称之为羊公而不名。祜与陆抗相对，使命常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抗每告其将吏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晧闻抗与祜交和，以诘抗，抗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孙晧用诸将之谋，数侵盗晋边，抗上疏曰：

　　今不务富国强兵，力农畜穀……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彫瘁，寇不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观衅伺隙，庶无悔吝。

　　孙晧对陆抗以上的话，一点也听不入耳。他虽残暴，但始终令陆抗看守着荆州的西疆，对抗有一定的容忍与尊重。

　　吴凤凰三年（274年）夏，陆抗病重，上疏说：

　　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汎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死之日，乞以西方为属。

　　至秋，抗死。孙晧使抗子晏、景、玄、机、云分领抗兵。自是之后，不见吴国再有象陆抗这样富有韬略和远见的将帅。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笃，举杜预自代，晋以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预至镇，简选精锐，掩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政乃吴之名将，耻以无备取败，不以实告孙晧。预乃进行离间，将战利品还给孙晧，晧果中计，将张政召还，另派武昌监留宪代之。吴国既无良将，内政又极昏乱，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四、晋灭吴

　　晋武帝登位后，就着手准备灭吴。他首先与羊祜密谋，让羊祜在荆州筹措各种伐吴事宜。如前所述，羊祜镇荆州，“与吴人开布大信”，与陆抗也有一定情况下的宾礼相待，因之流传下一些敌国将帅间的往来佳话，而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儒将。但羊祜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采取了灭吴的有效措施。主要工作是：

　　（1）使军粮供应日趋丰足。如《晋书》卷34《羊祜传》载：

　　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2）为灭吴，推荐了适当人选。《羊祜传》载：

　　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会益州刺史王濬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檝，为顺流之计。……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

　　杜预和王濬在以后之灭吴战争中均立有大功。可知羊祜有知人之明。

　　（3）积极备战，并首建平吴之策。《羊祜传》称：

　　祜缮甲训卒，广为戒备。至是上疏曰：“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晧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对于羊祜的建议，当时晋廷多有异议，唯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与晋武帝赞成。羊祜死后，杜预继镇荆州，也积极谋划灭吴事宜。

　　为了灭吴，晋武帝又命益州刺史王濬在蜀造大船，练水军，准备顺流而下。王濬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棹之盛，自古未有。”王濬对于伐吴尤为积极，曾上疏重申羊祜前议：

　　孙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晧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

　　由于在荆州、益州等地作了长期充分准备，加上张华、杜预、王濬等人不断上表或面陈，催促尽快出兵，晋武帝终于在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下诏大举伐吴：

　　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

　　安东将军王浑出横江；

　　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

　　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

　　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东下。

　　以上六路军共二十余万人，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向江陵、王浑出横江的二路军队进展颇为顺利。二月，王濬、唐彬攻克丹阳（今湖北秭归县）。先是吴人于江中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阻挡晋船舰。王濬为破除此等障碍，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于是船舰无阻。晋军相继克西陵、荆门、夷道。

　　杜预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泛舟趁夜渡江袭乐乡，吴都督孙歆惧，与江陵督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旨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濬，大败而归。旨等率伏兵随歆败军入城，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王濬水军继之而至，遂克乐乡城，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亦克江陵，杀伍延。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州郡皆望风而降。杜预仗节称诏而抚安之。

　　在东面，吴军更遭到惨败。孙晧闻王浑之军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迎战。至牛渚，沈莹言：“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决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清。今渡江与晋大军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张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渡江，围王浑部将张乔于杨荷桥（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二十里）。乔众才七千，闭栅请降，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属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敌，故且伪降以缓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进前与晋扬州刺史周浚结阵相对。沈莹率丹阳锐卒刀楯五千，三冲晋兵，不动。莹引退，其众乱，晋军因其乱而乘之，吴兵奔溃，将帅不能止。张乔自后击之，大败吴兵于版桥（今安徽含山县北）。诸葛靓率数百人遁，悌为晋兵所杀，孙震、沈莹等亦阵亡，吴人大震。

　　是时，王濬已破武昌，乘胜顺流，直趋建业。孙晧遣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万人御之，象众望旗而降。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军势甚盛，吴人大惧。时王浑及司马伷亦临近境。王濬最先入于石头。孙晧面缚舆榇，诣军门降。濬解缚焚櫬，延请相见。收其图籍，领州四（荆、扬、交、广），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吴自孙策于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始入江东，据有丹阳、吴郡，至此（280年）历85年而亡。于是中国复归统一。

一、募民屯田的举办

　　关于曹魏屯田的兴办，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及，这里再进一步探讨如下：

　　曹魏屯田，颇为史家重视，唯其中一些问题，迄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之在叙述时，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认为稳妥的想法陈说。屯田制度固完善于曹魏，其渊源尚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农事，操国柄者皆知战胜或御敌，都离不开军粮供应。故晁错《论贵粟疏》引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神农”虽非真有其人，但假托者至少亦为战国时人，则可相信。秦孝公时，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像商鞅这样给移民以国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产粮谷供应军食的策略，已与曹魏募民屯田有类似的目的与情况。《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西）0916＿0207＿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一带置四十四个县城。以上两种措施显系移民垦殖，以供军食而固边防。《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载主父偃对汉武帝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其中“内省转输戍漕”语，无论对秦对汉都同样适用，如果说秦始皇置县移民，原无就地产粮供军以省从内地运粮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从战国时已见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错在其著名的《守边备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实边的经验而发扬完善之。其要点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还建立伍、里、连、邑组织，于农暇进行军事教习，并修筑防御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内地移民诸措施，如“审其土地之宜”；“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都与曹魏屯田相类似。其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和西域的开通，汉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屡兴屯田。东汉初年，陇西太守马援在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大营川地区）兴办之屯田，将收获物与田户中分，为屯田收租开一新法，而为曹魏所沿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陈登屯田时间较曹操在许屯田早三年。

　　所有以上事实，表明屯田之制，并非曹操独创，而是商鞅变法以来长期积累演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