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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生气，转身对警察说，我需要解释，为什么要我们下来，你们先走。她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我这位游客如此较真，说不出话，于是我就冲她们拍照。这时，调度过来解释说，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有车来，这样就可以一起走，但还有一部车在路上堵住了，你们等下一班，很快的。

　　　　我说，人数一样多，票价一样，我们先来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为什么要我们下车，为什么他们不能等？

　　　　我很生气地说，但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根本不会计较这些，何况，人家有权利这样调度，而且看到我生气，那个调度员加紧调车。那部公共汽车在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上去后，就被司机换上了职工专车的牌子。不过，他们那部车开走后不到十分钟，一部专门调派的公车就冲进了停车场。

　　　　当地村民都让我先上，说是因为我这车才来这么快，我不肯上，让她们先上，最后我才上，可当我最后上去后，才发现，她们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我（上车后前边第一个单人座位）。

　　　　车开了，我还有些不开心，不怎么说话，她们竟然开始安慰我，说，因为就是你一个游客，他们没有注意到才会这样，他们下班了，要回去，你就别生气。不过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啊，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调车过来，职工下班很多人。总是这样，今天幸亏有你，他们有点怕，你还照相……你别生气了……

　　　　我心里更难过了，天啊，我哪里是因为他们赶我下来而生气？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我坐这种车只是体验生活而，今天过后，我可能永远不到这里来了。

　　　　我当时生气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位没有卖出鹅蛋的老婆婆，那位被他们忽悠到认为美国人已经开始要饭而感到有信心度过经济危机的老婆婆，还有这一车听到警察一句话就立即提着大篮子小篮子下车，空出一部公车让给公仆们的村民。她们每天这样出卖自己的劳动和农产品其实比谁都辛苦，但她们都纯朴的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不重要的人……

　　　　车开出后，我一个人郁闷，失去了和她们说话的兴趣。车在蜿蜒的山道行走，我的思绪却比山道更加崎岖。当车子开离旅游区来到山区后，经常有当地村民上落，不一会，车上几乎挤满当地的村民了，我却更加显得孤独。这孤独让我第一次觉得，也许我不应该走进他们中，也许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最以为了解他们的我其实最不了解他们。他们不需要启蒙，他们幸福，他们有信心，不高兴的是我们，没有信心的是我们，对他们启蒙只能把不高兴和缺乏信心感染给他们……

　　　　走了半个小时，学校放学了，从山间的小路涌出一群群学童，他们在路上奔跑、拦车，车停了，孩子们想上去却挤不进，不一会车厢里就像罐头沙丁鱼了。我看到两个几岁的小孩子站在我旁边，本能地让位置给她们，可是，有两位妇女却立即制止了，而且，那孩子一看大人的脸色，根本不敢坐我的位置，我听那妇女对孩子叽里呱啦地说，你们坐什么，人家是客人，是一个好客人……

　　　　车继续走，我身边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我却坐在那里，像一个城市来的精英，精英啊！我不想说美国和澳洲了，在那里，孩子们有自己的舒适的校车接送……

　　　　那天，我和朋友聊天都没有了心情，想写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直到今天，回到家乡随州后我才能一口气写出来，写出来后，我都不愿再看一遍，因为这毕竟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根本就不值得花时间写的小事，对不对？写出后给一位网友看，她立即说，你怎么写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你越来越像一个老婆婆了，你应该写一写宏大的主题啊，你写的这些事在中国几乎不算什么事了，我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帮你纠正文章里的错别字了……

　　　　是啊，这算什么事呢？不修改拉倒，我自己修改，因为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写，应该放进博客里。这几天，我老是想车上的老婆婆会怎么处理她那六个卖不出去的鹅蛋……我又设想，如果她知道我经常来往美国，会不会要我把鹅蛋买下来带给靠借中国的钱生活的美国人民？我又会想，如果她明天还卖不掉那几个鹅蛋的话，她还要坐那趟公车？如果她再被赶下来，有没有像我这样的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帮她们吼两声……

　　　　可我几乎是生平第一次相信，我的吼声，不但不能为老婆婆壮胆，很可能会让她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失望；而只有电视和报纸上的主旋律，那及时报道的美国经济危机笼罩下的惨况，才会让因为卖不出六个鹅蛋而陷入愁云惨雾的老婆婆充满信心——那信心，不正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人能够继续过和谐日子的必要保障吗？

　　　　杨恒均。2009/3/31。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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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杨恒均的博客文章《卖鹅蛋的婆婆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我又一次领略到了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

　　　　居心叵测的杨恒均，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武器：为了找到自己极端自私的“写作的动力和源泉”，他“哪怕是在游玩的时候，也总是找机会接触当地的民众，和他们聊天，交朋友”，并且从这种聊天交朋友中得到了“一辈子在任何书本上也学不到的”绝秘级的“知识和信息”。

　　　　在一辆几乎没有外地游客乘坐的脏、乱、差的山区公车里，杨恒均和一群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交叉的山区村民坐在一起聊了很多。等到车坐满时，他已经知道她们今天各卖了多少蔬菜和苹果、鸡蛋和粽子，她们几乎都告诉我她们今天的收入，有两位还告诉我她们家靠卖水果和蔬菜一个月能够收入多少。

　　　　在这些山民中，只有那个最老的婆婆没有说话，却一直看着杨恒均。当老婆婆颤巍巍地打开塑料袋时，呈现出来的是很大、很白的六个鹅蛋。老婆婆说，自家腌的咸鹅蛋，本来卖给这里的小摊贩的，可是人家不要。她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好的鹅蛋，今年还准备好这几只鹅能赚点小钱的，不想到……

　　　　在这个时候，几乎周游过全世界却偏偏没有中国农村生活经验的杨恒均，终于暴露出了他的愚昧无知：“我问，婆婆，你的鹅蛋是生的还是熟的？我想，如果是熟的，也许可以买下来，一会让朋友们每人吃一个。婆婆说，生的，本来卖两块钱一个，看你和我们坐一起，一定是好人，你要是买，我给你一块五一个。大家又笑起来，我也笑了。她的逻辑有些让我吃惊，和她们坐一起，就是好人了。不过，我还是不能买，生的，我根本无法带下山呀。可是看那老婆婆的样子，实在有些不忍，更何况，她袋子里总共只有六个鹅蛋，也就是九块钱。我刚刚在山上一口气吃了三十块钱的冰淇淋。可是，如果我买下，我得偷偷丢掉，那是浪费，如果不买而给钱老婆婆，她一定不会接受，而且会受到周围她的老乡们的哄笑。”

　　　　老婆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自家腌的咸鹅蛋。这种腌制过的咸鹅蛋，与煮熟的鹅蛋一样蛋白已经凝固，而且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变质。杨恒均完全可以带下山去，假如美国的海关人员玩忽职守，他甚至可以乘坐飞机带到美国去救济那些要饭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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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杨恒均的无知，卖鹅蛋的老婆婆在与众山民的对话中，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

　　　　你今天怎么没有卖掉呢？你不是说你家的鹅蛋比张家界的山还要吸引人？一个妇女用近似我家乡的张家界口音调侃老婆婆。

　　　　另外一个说，是啊，你家的鹅蛋不是固定卖给XX摊子的吗？人家不要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说，他们都不收我的鹅蛋了，他们说游客少了，经济危机来了，茶叶蛋都卖不出去，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把鹅杀掉，也不行，但如果卖不出去，还要养那鹅干嘛……

　　　　大家又七嘴八舌的说起经济不景气，各自的收入都大大减少了，我就很吃惊，那老婆婆也有七岁十多了，虽说是引用，咋就顺口说出了“经济危机”？

　　　　我说（我一说话，大家就停下来），婆婆啊，你也知道经济危机？

　　　　那老婆婆看着我说，咋不知道，你城市人更知道吧，美国人都要饭去了……

　　　　老婆婆这句话说得清清楚楚，我更是吃惊不小，我怀疑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人家联想到美国，低头检查了一遍，发现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说，啊，婆婆，你从哪里知道美国人都要饭去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我第一次听说……

　　　　我原本想用这话引申出一番解释后者说教，可看到婆婆有些迷茫地看着我，就一下子愣住了。周围的几位妇女又哄笑起来。一位比较年轻的妇女说，她（婆婆）听电视上说的，她就记住了，常常说，我就没有看到电视上那样说过，我到＇倒＇看到报纸上说，美国人是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要不是我们的钱，他们早垮了，也够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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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羞愧的杨恒均，偏偏认识不到这些山民所表现出的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反而喋喋不休地表白起自以为见多识广的小聪明——

　　　　有人说我写了几篇博文就是启蒙了，其实我最警惕这个说法，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和那些不知道的朋友交流。我认为这种交流看法和思想是越交换越多，对各方都有好处。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我忍不住犹豫起来，告诉他们真像＇相＇难道真对她们有好处吗？

　　　　说到美国人都在靠借我们的钱生活，车厢里因为老婆婆卖不出六个鹅蛋而弥漫的“经济危机”的阴霾总算是一扫而光了，她们都快活了。谁说不是？想起遥远的靠我们的钱才能维持生活的美国人民，我们谁都没有理由不高兴啊！她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就算卖不出鹅蛋，就算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国家。总理说了，要度过经济危机，靠的就是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今天，我亲眼见证了这种信心的诞生！

　　　　这就是我们人民需要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曾经靠这种信心干出了鬼哭狼嚎的壮举——当我们多少年前因为虚报亩产万斤而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民”依然是幸福和信心十足的，因为虽然饿死了“少数人”，我们至少解放了，对不对？想一下全世界包括美国，还有多少亿万的人民当时没有被解放？

　　　　这次到湘西和湖北也是想看一下老百姓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据说，我们富裕了，很强大了，财大气粗了，连我都被忽悠住了、迷茫了，可是，我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小学的算术我还是会的。当一个13亿国民的人均GDP排名在一百位的时候，当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精英生活每提高一步，就表明另外至少十个中国人的收入会减少，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当国家财大气粗的时候，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就表明平均摊到13亿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身上的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算术？

　　　　正是抱着这个简单的算式，我走了一些地方，接触了当地那么多人，他们的生活真的还很贫困，而这些还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如果让我把他们和澳洲、美国的贫困地区相比，我要告诉你，相差不是十年、二十年，而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这是我凭良心而说出的直觉。我知道数字和事实被一些人垄断了，但我的直觉还没有背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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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恒均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话，却连眼前一个最为具体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老婆婆的六个又大又白的鹅蛋怎么办？或者说是老婆婆的鹅蛋危机怎么办？

　　　　对于中国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来说，像这样的问题解决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也非常高效的：动用若干个450亿的宣传经费，充分发挥中国本土传统的宣传文化的大智慧和中国特色的鹅蛋主义的高境界，让老婆婆们像阿Q那样永远陶醉于卖不出去的鹅蛋才是最好的鹅蛋的精神胜利法。与此同时，还可以考虑恢复当年统购统销饿死人的基本国策，把中国过剩的鹅蛋集中起来，无偿救济陷入饥寒交迫加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以及鸭绿江彼岸正在研制发射导弹卫星核弹头的革命同志。

　　　　2009年4月1日愚人节



………【老大哥的倒下】………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麽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於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着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巴契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於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於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巴契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於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麽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麽就这麽经不起大众资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麽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於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史达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麽走法？在“控诉”史达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史达林分子，在史达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史达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於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巴契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巴契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史达林打多少分，给戈巴契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巴契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麽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