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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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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休整的短暂日子里,每天都能遇见三五成群从上海逃出来要求参军入伍的青年男女学生。所以父亲后来得意地对我说,或许当时就是我指引你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在开玩笑,但有时静下心来细想却又感慨万端。人的命运有时候真是上天注定;偌大的一个世界,人海茫茫,两个生活地域、人生经历、性格脾气、文化素养本毫无相关的男女居然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擦肩而过,许多年后,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另一个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遇,并且相识、相知、相爱,结为夫妻,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吗?
母亲是在太阳落山前走进苏州城的。这才发现小小的苏州城里家家店铺门口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彩旗和红旗,仿佛掉进了红色的海洋。街上到处行走着身穿黄布军装或灰布军装的军人,虽然军装五颜六色,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就是军帽上都有一颗闪亮的红五星。在国统区看惯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突然满眼都是耀眼的红旗、红星,母亲感到似乎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激动的几天睡不着觉。三天后,母亲学会了第一支共产党的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母亲至今哼起这支歌,两眼马上就会放出心驰神往的光芒。
这天晚上,母亲和张洁、秦菲领到了崭新的黄布军装,脱下丝绸旗袍,穿上粗布军装,戴上镶有红五星的军帽,几个人你瞅我,我瞅你,一股难以言表的滋味涌上心头。母亲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将彻底告别过去的历史,由一个富豪家庭的千金小姐转变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这一天是1949年的5月4日,母亲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将军率领的第10兵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南下
母亲入伍后,被分配到三野第10兵团政治部下属的青年干部大队。这个大队是渡江之后兵团总部专门为培训接管上海干部成立的临时机构。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兵分几路,已将大上海团团包围,引弓待发。此时此刻,毛泽东已将上海视为囊中之物,他考虑最多的不再是能否拿下上海,而是如何管理好这座有着600万人口、工业总产值和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国一半的国际大都市。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战役打响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站在江苏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对正在集训准备接管上海的几百名高级干部作报告时,也严肃地指出: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地说一个“不”字,主要看我们自己。
为了确保对上海的顺利接管,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中央就确定了未来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机构,任命有过留法经历的儒将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同时,从江北各解放区抽调了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日夜兼程,汇集已经解放的苏州、常州和丹阳等地进行培训,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学习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一系列政策,熟悉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以及风土人情。按照总前委的统一布置,十兵团政治部将新近入伍的青年学生和部队中有文化的年轻军官组成青年干部大队,集中在苏州,也投入了紧张的学习。
青年干部大队开学典礼那天,兵团司令员叶飞亲自到会作了动员报告,明确号召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尽快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上海而努力学习。
叶飞司令员的讲话几乎使得青年干部大队的所有学员兴奋不已。惟独母亲听完报告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在母亲看来,她背叛家庭,投笔从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到前线去真枪实弹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而不是躲到已经解放的地方,重新过着舒适安逸的学生生活,成为什么接管干部,最终回到散发着资产阶级腐朽气味的大上海,去和她从心底里厌恶的资本家奸商打交道。
这天晚上,母亲找到大队教导员,表明了坚决要求下连当兵的愿望。教导员先是热情鼓励了我母亲不怕牺牲、积极参战的阶级觉悟,接着板起面孔讲了一通革命军人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大道理,最后干脆向我母亲交了实底:";余耀华,实话对你讲,你在上海读过大学,熟悉城市生活,是接管干部的最佳人选,即使别人上了前线,你也肯定会被留下来的,还是安心学习吧。";
一番话说得母亲无言以对,怏怏而归,躺在床上独自生闷气。
5月25日,上海外围战斗刚刚结束,丹阳火车站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华东局组织的几千名首批接管干部在这里登上火车直奔沪郊南翔镇,然后从这里步行进入市区。次日上午,陈毅市长特意理了发,换了一套新发的细布军装,乘坐着美式吉普车,精神抖擞地走马上任了。
由于事先按计划从老解放区抽调的大批干部因为路途遥远,途中又遭遇土匪袭击和大雨,没有如期到达,我母亲所在的青年干部大队奉命加快学习进度,准备提前结业,尽早进城,以弥补市区接管干部的严重不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
5月27日中午,苏州河畔的硝烟还未散去,正在打扫战场的十兵团各部突然接到三野前委命令,立即撤至苏州、常州、嘉兴一带休整,并迅速做好入闽作战准备。
南下的命令在10兵团政治部青年干部大队传达之后,不少城市长大的女学员一想到要用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南中国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心里就打怵,晚上捂着被子偷哭了好几次,有位上海籍的女同学干脆不辞而别,开小差跑回了老家。而大多数学员则情绪高涨,为能赶上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场战役激动不已。
就在部队集训期间,上海幼师的陈鹤琴校长专门派人来到苏州,告诉母亲等人学校已经复课的消息,希望她们能够重返校园完成学业,参加社会主义大上海的恢复和建设,但校长的好意却被几个思想狂热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就拒绝了。母亲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南下!南下!亲身参加中华民族最后的解放事业,继续完成学业的事情早被她丢到九霄云外了。
那段日子,母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嘴里不停地哼着革命歌曲。教导员见到她这付得意忘形的样子,便打趣道:";你这个小余,还挺有先见之明,这回可遂了你的心愿,真的要爬山过河,真枪真刀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作战了。";
后来母亲才知道,10兵团提前入闽作战的计划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临时决定的。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五年解放全中国。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仍然认为,京沪杭长江三角洲既是蒋介石的发迹地,也是江浙财阀的发源地,还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集中地,蒋介石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从这一带乖乖撤走,必然会想尽千方百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出兵武装干涉的可能,因此,人民解放军只有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复苏这一富庶地区之后,才能依靠这里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继而解放全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把入闽作战的时间表定到了1950年。
然而,形势的发展远比毛泽东事先的预想要顺利和乐观得多。渡江战役,敌人千里江防一夜之间全线崩溃;上海之战,号称固若金汤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半月之内便灰飞烟灭;英国兵舰向我大军挑衅被击伤之后,抱头鼠窜,再无踪影。面对行将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政权,毛泽东果断修改了他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豪迈誓言,气吞河山地表达了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的自信。
5月23日,毛泽东密电陈毅:迅速准备提前入闽,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并亲自点将,将入闽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叶飞将军率领的三野第10兵团。
提前入闽是毛泽东提前解放全中国重大战略决策中的关键一环。以至几十年后叶飞司令员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仍然感叹不已,赞不绝口: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表现了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略,现在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感觉更加深刻。
毛泽东选定10兵团入闽作战,主要原因是因为司令员叶飞与福建有着极深的渊源。
叶飞原籍福建南安县,是个具有菲律宾血统的归国华侨,他十几岁就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参与创建了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福建深山群峻之中,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的闽东红军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从此离开家乡。但由于他长期生活战斗在福建,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并且颇有威名,因而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他率领十兵团所辖之28军、29军、31军共十万大军,挺进福建。
五 南下
1949年7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的率领下,冒着炎热的酷暑,从苏州、常州、嘉兴等地分别起程,10万大军金戈铁马,浩浩荡荡,锐不可挡,直指福建。
我母亲所在的兵团政治部青年干部大队,先是跟随兵团总部由苏州乘坐木船沿京杭大运河到达浙江嘉兴,然后上岸随同大军一起换乘闷罐火车,沿浙赣线西行,一路上闯过敌机的狂轰烂炸,击退了小股土匪的捣乱袭扰,经杭州、金华、衢州于7月5日来到浙赣边界的江山县城。
在这里,按照兵团总部出发前拟定好的作战计划,10万大军开始兵分两路,成钳状夹击前进。一路由29军组成,继续乘火车西行,在江西上绕下车后,经崇安进入福建北部山区。一路由28军、31军和兵团总部机关及包括我母亲所属青年干部大队在内的后勤非战斗人员组成,由叶飞司令员亲自率领,在江山小站下车后,向南直插福建的建阳、建欧和古田。由此开始了母亲一生都刻骨铭心、引以为豪的千里南下大追踪。
福建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势最高的省份,山地、丘陵占到全省面积的90%以上。因而进军福建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一路上必须经过的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都在海拔千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并且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因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将桥梁全部炸毁,根本无法通车,河道也因土石雍塞,大多不能利用。南下部队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凭借着一双铁脚板跋山涉水,徒步前进。
叶飞司令员亲自率领的这路大军,由我父亲所在的28军和31军在前,兵团总部机关及辎重部队居中,青年干部大队等后勤非战斗人员随后。整个队伍成一字蛇形,化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各距百余里,首尾相顾,遥相呼应,沿着被炸得坑坑洼洼的公路日夜兼程地向南疾行。
母亲他们由于走在部队的最后,所经地区已没有战斗场面。但沿途依旧硝烟未散,满地狼籍,到处可见敌人死尸和丢弃的枪炮弹药,不少国民党军官太太,携幼扶杖,蓬头垢面,且泣且走,状甚狼狈。公路两旁的山坡上或躺或蹲着成群的散兵游勇,等待着我军的收容。只要有一名战士押着几名俘虏走过,刹时便会有一长列俘虏纷纷自动跟上,而且排列整齐,秩序井然,如此场面,可称得上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
尤为可喜的是,一路上母亲他们不管行进到哪里,只要枪声一停,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蜂拥而上,放鞭炮,送茶水,热烈欢迎,就是路过一个三五户人家的小庄,群众也会自动地走出家门热情迎接。母亲经过长途跋涉,虽然早已两腿麻木,但一看到路边欢迎人群那热切的目光,一想到前面还有更多的劳苦大众在等待着解放,于是疲劳顿时消失了,马上又精神抖搂、昂首阔步地向前奔去!
行军的第二天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天未亮便下起了倾盆大雨。江南的土路一遭雨,马上变得象粘面团,学员们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如同扭秧歌。但大家依旧情绪高涨,兴致盎然,大雨中欢笑声、歌唱声、跌跤声混成一片。到了中午时分,突然大雨骤停,火炉般的骄阳挂在头顶,原本坑坑洼洼的泥泞路面被太阳一晒,立刻变成梆梆硬的坎坎椤椤,能扎透鞋底,走不多远,学员们满脚都磨起了大血泡。
母亲的布鞋很快就破烂的帮不连底、底不粘帮,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反而成了累赘。便干脆仍了破鞋,赤脚赶路,走着走着,水里泡,路上磨,脚上一连起了十几个水泡,血水拌泥浆,疼得钻心冒汗,实在疼得受不了,便从路旁拣起国民党遗弃的破旗,撕下几块裹在脚上,咬着牙继续赶路。一个月后,当我母亲翻越了闽东北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高山峻岭到达福州时,一双令人羡慕的走在荆棘碎石山路上健步如飞、如履平地的铁脚板也就应运而生了。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母亲养成了赤脚走路的习惯。这种光脚行走的习惯虽然在部队受到一定的束缚,但毕竟在福建沿海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我的全家迁回山东老家定居,到了炎热的夏季,母亲仍然喜欢光着脚丫到处走路。这可就成了新闻,在封闭保守的北方小城,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光天化日之下光着脚大摇大摆地走路,一时传为奇谈。
母亲他们翻越的第一座大山是仙霞岭。
仙霞岭绵亘在浙、闽茫茫群山之间,最高山峰为九龙山,海拔1724米,四周还有一千米以上的山峰100多座。一千多年前黄巢起义军入闽,沿仙霞岭开发伐道700里,成为当今著名的仙霞古道,并设有仙霞关、枫岭关等九处。其中仙霞关地处浙闽赣三省交通要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最为险峻,被古人誉为“东南锁钥”、“八闽咽喉”。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后来从《东舆纪要》中看到过这样的记载:“仙霞天险,仅容一马。至关,岭益陡峻。拾级而升,驾阁凌虚。登临奇旷,蹊径回曲,步步皆险。函关剑阁,仿佛可拟,诚天设之雄关也。”险峻之势,跃然纸上。
我母亲他们是在翻越了鸡公山、老虎山和江郎山等多座峻岭之后,来到仙霞岭下的。为了争取顺利翻山,部队在山下休整了一夜,次日佛晓,沿着一条弯弯曲曲伸向云端的羊肠山道开始登山。
仙霞岭风光旖旎,景色清幽、峰蛮岩洞,秀拔奇伟。山谷两旁的绝壁悬崖如刀削斧劈般平坦,拔自绝壑的山峰直指青天,飞天之下的瀑布夺人心魄,幽寂深邃的溪水原始古朴。若是闲来无事,信步其中,必然会为这山之雄伟、之秀丽、之险峻、之幽冥所折服和迷恋。
然而,母亲他们半个世纪前的那次登岭并非前来游玩,而是一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战斗。战士们顶着40多度的烈日,穿着整齐的军装,背负着沉重的枪支弹药,忍着饥饿疲倦,一登一陟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爬上一个山岭,才知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岭在向他们招手,于是,咬咬牙,继续向上攀登。途经的各处要塞关口,虽都已被野战部队攻下,但激战留下的痕迹仍然处处清晰可见。那极富诗情画意的美景在母亲看来,无疑是一次惊险万分的死亡旅行。
到了晚上更是要命。最令人讨厌的是山上的蚊子,个头比苍蝇还大,它们成群结队,无孔不入,贪婪地攻击着疲惫不堪的学员们。虽然上山前每人都发了块纱布,以备睡觉时盖在头上防止蚊虫叮咬,但终究抵挡不住穷凶极恶蚊子的狠烈撕咬,学员们身上被咬得红斑点点,鲜血直流,直搅得大家坐卧不安,无法入眠。
翻越仙霞岭之后,青干大队的学员们元气大伤,行军速度明显减慢,虽然焦急的教导员一再下令,不准休息,跑步前进!但距离前方的兵团总部还是越来越远了。更加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天气炎热,水土不服,伙食又差,这些城市长大的学生兵开始生病,中暑的、腹泻的、发高烧的、打摆子的越来越多,短短几天时间,病号竟然超过半数。有位身体弱小的女学员走着走着,扑通摔倒在地,就再也没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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