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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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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姥娘并不知道我母亲搬出去的真实想法，临走时，还千叮咛万嘱咐，缺什么东西打电话叫佣人送过去，在外面住不习惯就再搬回来。
母亲离开小姑姥娘家这段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窘迫的日子。那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通信不便，母亲和我大姨及安庆老家失去了联系。一个十###岁的富家小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突然之间，失去了任何依靠和经济来源，从未想过的民生问题马上变成首要的问题严峻地摆到面前。
然而，母亲是个从不服输的人，她没有听从好心同学劝她先回安庆的建议，而是和几个家境贫寒的同学合租了一间破旧平房，精打细算着剩下不多的生活费，继续坚持着学业。
母亲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决不能半途而废，即使前面的道路再坎坷再艰难，也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不考取金陵大学绝不回家。”
但是，日益糟糕透顶的时局打乱了她的如意算盘。母亲原来以为手中仅存的一点生活费只要省吃俭用，满可以坚持到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日期。不曾想，南京的物价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起来，金圆券落潮般地在迅速贬值。母亲终于弹尽粮绝了。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那些日子，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夜幕降临之后徘徊在秦淮河畔，眺望着江中灯火点点，排泄着心头的苦闷和烦恼。有几次，她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我小姑姥娘的小洋楼前，望着窗里透出的灯光。听见里面传出熟悉的声音，鬼使神差般地就要走上前按响门铃，但最后一刻，她清醒了，强烈的自尊使她止住了脚步，忍着饥饿蹒跚着渐渐离去。
就在母亲几乎山穷水尽、陷于绝望的时候，同住一室的一位同学带来了上海一些院校提前招生的消息，这消息无疑象一缕光明驱散了母亲心中的阴霾。
到上海去！母亲和几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母亲离家的时候，家里人最后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能报考上海的大学，他们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大染缸，再纯洁的好人掉进去也会改变颜色。这个约定，母亲是同意的，因为她当时的计划是投奔大姨，一门心思考取南京的金陵大学。可世事难料，母亲离开安庆后，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何方，再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了。
当母亲告别金陵大学这所朝夕相处一年的校园时，她的眼眶湿润了。这毕竟是母亲为之倾注了汗水、心血和感情的第一个梦。而如今这个梦伴随着囊中的羞涩破碎了。考不上金陵大学，成为母亲这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七月来到上海。顾不上游玩举世闻名的十里洋场，黄埔外滩，母亲躲在廉价租来的小阁楼里，一头扎进了书堆。那是一间高不过一米的阁楼，没有窗户，钻进去连腰也伸不直，正是江南最炎热的季节，阁楼里就如同一个桑那房，呆不一会就是满头大汗，我母亲在里面整整呆了一个月，悬梁刺股，宵衣旰食。也许命运终归要垂青勤奋和努力的人，这年初秋，母亲终于考取了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我后来问母亲：“是不是从小就有志于从事幼教事业？”
母亲听罢哈哈大笑道：“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幼稚学校是干什么的。我每天拼命地在众多招生院校的简章里寻找着官办两个字，我需要的是助学金。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第一感觉是，我终于找到管饭的地方了。”
母亲的回答先是令我惊愕不已，接着便也开怀大笑，觉得母亲不去学哲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用最简便的语言解决了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那就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母亲的答案真是淋漓酣畅，痛快至极。
四 参军
1947年夏秋之交，母亲走进座落在静安寺附近的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幼稚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母亲考取的这所国立大学是因为校长的赫赫名声而引人注目的。它的校长就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及儿童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浙江省虞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3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践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929年，又与陶行知共同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中心——中华儿童教育社，接着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幼稚教育实践基地——燕子矾幼稚园和我国第一所劳工幼稚教育实践基地——上海劳工幼儿园。1940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创办了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霸主地位，被誉为“儿童教育圣人”。他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提出了一整套“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培养儿童成长的首要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以及“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他特别强调要把“大自然、大社会”当成“活教材”，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
全国解放后，陈鹤琴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其提出的“活教育”理论遭到批判，从此告别教育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平反复出工作，可惜三年之后，便因病逝世，终年91岁。
母亲考取上海幼师之前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陈鹤琴校长的“活教育”理论很快吸引了她。母亲开始意识到，要想改造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无处不在的旧中国，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代“爱国家、家人类、爱真理”的“新人”，才能担负起振兴未来中国之重任。于是，母亲开始有了一种舍我其谁、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但是，母亲很快就破碎了“育儿救国”的梦想，时局的急剧恶化再次把她卷入政治旋涡之中。
母亲说，有两个人对她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校长。当时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浓郁。校长陈鹤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慈祥和蔼，乐于助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妈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许多外围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险遭日伪军暗杀。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都被他聘为幼师教员，掩护起来，才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而他自己则为此两度被捕。他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外，其余六个都是中###员。1947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做为陶行知的至交好友，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活动，并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不久，他便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并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嫉恨之深。
母亲时年19岁，正是需要和觅寻偶像的年龄，于是，入学不久，便将全部崇拜投入到自己校长的身上。并由此朦胧地出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陈鹤琴是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腐败了；他拥护共产党，自然是共产党得人心。
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母亲说：“江枫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政，总是一针见血，令人信服，他还经常拿来一些被列为禁书的苏联小说在同学中间传看，并几次偷偷带着我和几个同学到进步书店去购买和借阅革命书籍。”
母亲回忆道：那是个苏联人开的小书店，设在霞飞路一个里弄里，外表看很不起眼，但每天都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这里，所以国民党也派了特务躲在暗处盯梢，谁要是去的频繁了就会有“失踪”的危险。正是那个时期，母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大量的苏联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图书，我母亲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在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过着平等幸福而快乐的日子。从此，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我母亲心里悄悄生根发芽，成为她憧憬未来的一个梦。
陈鹤琴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气质令母亲崇拜不已，江枫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追求理想真理的青春活力和百折不挠更是令母亲大为钦佩。正是在导师和同学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母亲入学的第二年便开始“不务正业”，把精力由刻苦攻读“活教育”理论转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爱国学生运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参军
1948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骤增，便引发了国统区物价的新一轮飞涨。7月3日，沪市米价狂涨至每担2600万元，为抗战前的260万倍。面对洪水般汹涌的涨价狂潮，多少市民百姓家破人亡，无法生存，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再次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8年5月4日，上海大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5月28日，上海万余名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前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遭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卫戍司令宣铁吾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50余人，大批学生受伤。
1948年的夏季，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母亲说，所以大中专学校门外每天都有特务在盯梢，警车穿梭般在大街小巷飞驰着，不时有进步学生教师失踪和被捕。校园内举行各种演出和###时，经常会被大批从天而降的军警特务包围，他们在伪装成进步学生混进学生组织中的军统和中统特务指认下，疯狂抓捕着学生骨干。江枫就是在那个风腥血雨的时候被逮捕杀害的。
母亲至今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几十个进步学生正围坐在教室里聆听江枫布置下一阶段的游行示威活动，突然，校园里四处响起刺耳的警笛声，几十个军警和特务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挥舞着手中的木棒疯狂殴打手我寸铁的学生。江枫被抓走了，他被带上警车时还拼命挣扎着高呼：“同学们，团结起来，不要被法西斯的疯狂所吓倒，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五天后，他被杀害了。
江枫的死，非但没有吓退母亲，反而更加激起了她追求进步，反抗强暴的决心。她开始在心里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江枫；一个富家子弟，不愁吃穿，生活优越，为什么却要坚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清楚地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华富贵。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江枫的决定，是在看透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是一种神圣使命感的驱使和冲动，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他虽然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跟着共产党，就是所有青年学子追求进步、期盼光明的必由之路。
多少年后，母亲仍然无数次地给我讲起过这位曾经对她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进步青年。每当讲述到江枫被抓时的情景，母亲都会稍稍停顿一下，眯着眼睛，凝视着天空，似乎在回忆他那激动人心的最后呼喊。母亲说，半个世纪前，面临民族的危亡，进步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接下来发生的两件大事，对母亲的心灵产生了更加强烈的震撼，最终使她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念。
首先是蒋经国“打虎”运动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将介石开始在全国推行“币制改革”，任命大公子蒋经国为“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亲赴上海平抑物价。
蒋经国当时年青气盛，颇有救国兴邦豪情，临危受命，深感重任在肩。拿着尚方宝剑，进入上海便公开声称：“此行目的，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先是召集了声势浩大的万人誓师大会，喊出了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然后又果断处决了4名顶风做案的政府官员。接着又抓捕了杜月笙的大公子杜维屏。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商贾大亨们见小蒋动了真格的，个个吓破了鼠胆；纷纷表示拥护南京的禁令；一时间；他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有的外国记者甚至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然而；蒋经国没有高兴几天，杜月笙便向他使出杀手锏，一口咬出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要求对违法者一视同仁。蒋经国本不想向他姨表兄孔令侃下手，而是希望他看清形势，知难而退，不料孔令侃装聋作哑，杜月笙又步步紧逼，恼怒之下，蒋经国下令查封了孔令侃两万多吨的违禁物资。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孔令侃马上飞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告状，说蒋经国在上海大开杀戒，和共产党里应外合。宋美龄本来就对这个从苏联回来的养子素无好感。便急急忙忙来到上海，痛斥小蒋六亲不认。没想到蒋经国根本没把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他对宋美龄说，如果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欺软怕硬，怎能服众。一番义正辞言把宋美龄气得跑回南京，对着蒋介石把小蒋一顿臭骂。
时隔几日，蒋介石就在南京正式对外宣布，孔令侃一案撤消，上海的经济管制到此结束。
一场轰轰烈烈、志在必得的“打虎”运动，就这样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有头无尾地以闹剧的形式草草谢幕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于是，市民百姓依旧水深火热，苦受煎熬，孔大少爷们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而一度神气十足，豪气冲天的蒋经国，则“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其次是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13日，伴随解放大军轰轰炮声的逼近，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寓所吞服安眼药自尽，撇下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独自而去了。
陈布雷是个正直的文人，自北伐战争开始被蒋介石“三顾茅庐”请出即伴其左右整整22个春秋，实际上等同于一部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重要文告、文章，大多出自这位“文胆”之手。他才华横溢，文笔锋利，曾在反清革命、北伐战争中奋张挞伐，笔扫千军；在抗日战争中抨击日寇，###汪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一个典型的深受中国传统儒教熏陶的文化人，虽然早已看穿了蒋家王朝行将崩溃的必然结局，却始终摆脱不掉“知遇之恩”的束缚，最后只能在难以排解的思想矛盾中，选择了以死“尽忠”的道路。
这两件事的发生成为当时国统区街谈巷议的两大新闻。而对于母亲来说，却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政治笑料，它更促使母亲静下心来，深刻反思这两件事情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原因。
一项“国民政府”下了大决心要推动的势在必行的改革，最后却又无奈地夭折在自己手中，说明国家体制确实到了千川百孔、无法修补的山穷水尽地步。一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赴汤蹈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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