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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红色之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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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的亲戚还好调查，国外的亲属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清。母亲自己也十分清楚，外调的最后结论，很可能是什么也搞不清，而什么也搞不清的后果，就意味着组织上不会批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甚至让她脱下军装，离开部队。母亲心里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母亲在接受外调审查的那段日子，外界的议论很多，似乎她犯了什么错误。而父亲也一直没有接到原定的任职命令，只是每星期到幼儿园“检查工作”更勤了。母亲知道，父亲没有及时升迁完全是她的原因，他过于频繁的来到幼儿园，显然也是为了安慰母亲，怕她思想有压力。父亲越是殷勤，反倒使母亲更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有一次，母亲实在忍不住，就对我父亲说：“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肯定是搞不清的，你是历史清白的工农干部，年富力强，正是组织重用的关键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我们分手吧，成不了夫妻起码还是革命同志嘛。”父亲听了，瞪着眼睛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余耀华不就是生活关系复杂一点吗？可你已经参加革命而且组织上是有过结论的，成分高就不成家立业过日子了吗？我们正大光明谈恋爱，问心无愧，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大不了一起转业到地方工作，一样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嘛！”
母亲说，这是我父亲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对她发火。
我后来无数次心驰神往的想象着这次谈话催人泪下的悲壮效果。母亲深爱着我的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父亲的政治前程，她违心作出了分手的思想准备；而父亲同样也深爱着我的母亲，为了能够和母亲顺利结婚，他无奈作出了转业的痛苦选择。这段杜甫唐婉“错错错、莫莫莫”式的爱情故事，父亲和母亲是在一场严肃冷静的谈话中，以悲剧色彩开端，以喜剧效果收场的。
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评价过我父母的婚姻，他说：“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想到你父亲和你母亲最终还能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你父亲背了你母亲的累，你母亲沾了你父亲的光。”
父亲老战友的言外之意是：父亲这位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因为和母亲结婚影响了未来的政治前途，而母亲这位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和父亲结婚而免受了许多政治折磨。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可事实上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正好面临提拔，考察材料都写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见下文；直到一年之后母亲政审结束；父亲才被任命到8团担任干部处长；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一年。是否纯属巧合，父亲从没追问过组织，组织上也从没向他有过任何解释；彼此心照不宣。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对子女们谈及过这个敏感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我后来只从母亲嘴里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母亲接受审查期间，在母亲受到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我那同样在心灵上经受着政治和道德双重考验的父亲始终和母亲保持着公开的恋爱关系。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对母亲无声的最大支持。
父亲的战友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道：“你父亲的人品没得说，了不起！”
一年后，对母亲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宣告结束，结论是，历史清白，同意结婚。
为了这八个字，父亲和母亲承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我不得而知，我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思想的天空任意翱翔。
但我知道，我那当时迟迟不能完婚的父亲、母亲彼此是用心灵相互默默支撑着走过了1954年的多事之秋。
1955年5月，母亲终于得到师党委的批准，允许和父亲结婚。
说起来，母亲的婚礼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上午，师部的通讯员突然送来师政委亲手写的一张纸条，政委说，我父亲明天就要到8团去任职，这一走还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干脆走之前把事办了。母亲看完纸条，还没反应过来，通讯员便不由分说把母亲的铺盖卷起来抱到师部，扔到父亲的床上。一张单人床变成两个并排的单人床，窗户上贴了两个大大的红喜字，又买来几包糖果，晚上师长政委和师部的参谋干事们凑在一起，喝了几瓶酒，就算是把婚结了。那时父亲酒量大的惊人，虽然几个年轻的参谋干事轮番上阵，并没有把父亲喝醉，反过来，父亲倒把想搞恶作剧的战友们灌倒了一大片。
第二天早上，同志们还没有醒过酒来，父亲已经精神抖擞地坐着吉普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8团走马上任去了。
那一年，父亲32周岁，母亲28周岁。两年后，我的大哥出世了。30岁的女人生头胎，对于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和头等大事的今天来讲，也算是可以披红戴花的晚育模范了。
一向特立特行的母亲，自从生下我大哥之后，心理上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悄悄萌发出一种渴望安定和温馨的感觉。然而，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一个生活在战争边缘的女军人来说，安家立业无疑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大哥刚满周岁那年，一场震惊世界的局部战争在福建前线打响了。父亲奉命出征，数年未归，那雷霆万钧的炮声无情地击碎了我母亲营造温馨小家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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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炮战
1958年8月23日，金厦沿海天气晴朗，风平浪静。
谁也不曾想到，从厦门到泉州湾的围头，长达30公里的海岸线上，数百门躲藏在伪装网后的大炮已经各就各位，所有的炮口都悄然抬起，对准了东南方向的大、小金门岛。
毛泽东亲自谋划并指挥的一场亘古未有、震撼世界的炮战就要打响。
父亲的所在的第28军弓奴上弦，刀剑出鞘。这支与金门守敌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部队，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整戈达旦苦苦等待了9个年头。
金门是28军数万将士心中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这支自建军以来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部队，在这个弹丸之地却遭受到了被军人视为奇耻大辱的重创，成为父亲他们永远的伤痛。
父亲至死也不会忘记，1949年10月24日，夜暗星稀，风急浪高。我10兵团第28军及29军一部9千将士挟解放厦门之余威，拉开了金门之战的序幕。所有的登船将士都清楚，金门之战是解放台湾前的最后一役，必将惨烈无比，肯定有人长眠于此，但没有一个人想得到，此一去竟是所有壮士再无归期！
金门岛古称“仙洲”，相传两晋之前还和厦门相连，后因地壳变动才慢慢漂离海外。它距大陆最远点10公里，最近点仅有1800米。明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时在岛西置有守御千户所，并在所内东西北方向各筑一道金色城门，称之为“金门所城”，“仙洲”由此更名为“金门”，并延用至今。
金门又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大金门面积124平方公里，小金门面积为15平方公里，全岛总居民约4万人。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史料上讲：“台湾扼东南四省之要，二岛（金、厦）又扼台湾之要地”。“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是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正因为金门战略上非常重要，所以蒋介石败逃台湾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块弹丸之地。
父亲极少跟我提及28军走麦城的这段历史，后来在我一再缠磨之下，才勉强打开了痛苦记忆的闸门：
那天夜晚，9千渡海作战的勇士迎着密集的炮火，在金门古宁头强行登陆，三小时内，横扫三分之一个金门，蒋军几近崩溃。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在向台湾撤退途中的国民党胡琏兵团接到老蒋的严令，立即返航增援金门，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一下使得金门守敌增至数万。而我军第一梯队抢滩登陆后，没有及时组织返航，船只搁浅沙滩，被敌军炮火全部炸毁，断了登岛部队的退路。父亲所在团作为二梯队早已整装待发，但是又无船可用，只能隔岸观火，望洋兴叹，眼睁睁看着战友在流血，在拼命，却又无能为力，多少钢铁汉子急得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九千官兵血战三日，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这样记述道：“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都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悲壮的金门之战降下了帷幕。
金门失利，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震动。
自我军建军以来，国共双方交战不下万千次，虽不乏险仗、恶仗、吃亏仗、倒霉仗，但从来没有过团级以上建制单位被全吃的记录。金门一战，一下子被一个不剩全歼三个加强团，怎不令人瞠目结舌，悲痛万分。
10月29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通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
父亲后来不无惋惜地说：“战场上的形势有时候是瞬息万变。金门战斗从客观上讲，是在金门守敌进行换防，要调走的还没有走，要调来的却已经来的结骨眼上打响的。这样一来，我攻岛部队面临的敌人一下子增加数倍，形成了敌众我寡的态势。而我运送增援部队的船只又没有及时返航，被全部炸毁在登陆沙滩，导致后续部队无法增援，只能眼睁睁看着上岛部队全军覆没了。”
我后来想，如果我军攻击时间提早二天，或推迟二天，如果运送一梯队的船只及时返航，再送上增援部队，那么，这场战斗肯定将是另外一个结局。
但是，历史从来无法假设。28军的9千将士就这样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数倍敌人，英勇作战、宁死不屈，直至全军覆没了！
28军自此和金门守敌结下深怨。此后，全军将士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早日再战金门，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实际上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早已下定了解放金门和台湾的决心，并且还详细制定了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计划以第三野战军为主，投入50万部队，粟裕为最高指挥官，分两次运送渡海攻台。我父亲所在的10兵团编入了第二梯队。为了确保台湾战役作战方案的实施，一九五0年六月，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这一年7月到次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合练，最终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当时的台湾已经是苟延残喘的时日到了屈指可数的时候。1950年5月，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整个台岛被一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几十万残兵败将军心涣散，士气消沉，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我后来看到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这样描绘当时的台岛景象：
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
然而，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骤然发生变化，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使得已濒临死亡境地的蒋介石最终能够在台湾偏安一隅。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军出兵援朝，无暇南顾，延缓了解放金门的时间表，而盘踞台湾、金门的蒋军却借机嚣张起来，利用其空中优势，不断对我福建沿海邻空进行袭击、轰炸。
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赔掉了他几乎全部的陆军和近半的海军，惟独空军没有伤筋动骨。当他带着仅存的这300多架飞机撤到台湾后才发现，在广袤大陆作用甚微的空军，在弹丸海岛上却威力无边。可以想象，大海滔滔一览无余，无任何空中掩护的###如果胆敢驾驶渔船、机帆船成群结队强渡海峡，只能成为他们钢铁大鸟争相追逐的美味佳肴。
于是蒋介石欺我空军弱小，从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把大陆沿海当成“实弹地靶演练”的最佳场所。先是对地面军事目标的进行袭击，后来逐步扩展至对海上作业的渔船，公路上奔跑的民用汽车和成片结片的民房民舍的轰炸扫射，国民党飞机似乎染上了近似疯狂的“嗜血癖”。1955年到1958年，国民党空军飞机进入大陆多达一万五千多次。最为严重的一次是1955年1月19日下午，8架敌机突然飞到厦门海域，向“颖海号”拖轮狂轰滥炸，当场炸死炸伤船工及妇女儿童近百人，附近海面一时呈殷红色。次日下午，12架蒋机又飞至福州台江上空进行轰炸，当场炸死炸伤无辜百姓300多人，整个台江区一片火海，满目灰烬，惨不忍睹。致使除夕之夜，整个福州形同鬼域，毫无喜庆气氛。
父亲说：“今天的人们往往对昨天的行为很难理解。五十岁以上的人们或许还记得，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实际上随时可以闻到火药味，生活在福建前线的军人体会尤为真切。”
1956年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合法化”。然而，不论这个“条约”怎么强调“防御”性质，都无法掩饰其监控、扼制、禁锢、窒息新中国的战略企图。这种对新中国咄咄逼人的公开挑衅，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愤怒。面对美国的超强压力，毛泽东1957年挺直腰杆，昂起头颅，充满自信地站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里，向几百名中外记者表明了他的严正立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以东方哲人似的语言在向美帝国主义表达了他锱铢必较，寸土不让，势不两立，毫无协调的决心。
中美关系骤然恶化，整个世界都感觉到了两个重量级大国尖锐对抗给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带来的难以承负的危险声响，所有人都胆颤心惊地注视着，两个巨人间频繁磨擦所迸射的火花，随时都可能成为变冷战为热战的导火索。在这种战争危险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依仗着有美国人的称腰，依旧不知好歹地整日出动飞机轰炸我福建沿海，必然成为毛泽东那愤怒目光注视的焦点。
我母亲说：“新中成立七、八年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首歌在福建唱得似乎并不理直气壮，福建的土地解放了，但福建的天空还没有解放。整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和平安宁的日子，但厦门前线的老百姓，实际上却一直生活在战争阴影里。那时候，我们在福建没有空军，国民党的飞机每天开进开出，如入无人之境，神气得很。看见国民党飞机在城区上空编队拉烟，搞飞行表演似的，市民们早已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也不害怕了，如果有一天看不见头顶上的飞机，听不见枪炮声，反而会觉奇怪别扭。但是，这满天飞舞的敌机，却时刻在提醒着我们的人民军队，这里就是前线！战争就在身边！”
当毛泽东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时，父亲和他早已严阵已待的战友们丝毫没有认为它来得太快和突然，相反，所有的前方将士都表现出了无比的兴奋和士气高昂的决心。
父亲接到参战命令时正在家中休假。因为部队训练紧张，他已经整整两个月没有见到母亲，可他刚刚走进家门不到半个小时，命令就随后送到。虽然命令只有简单的“速归”两字，尽管事先没有一点要打仗的迹象，但父亲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因为性格象钢铁般强硬的毛泽东主席岂容蒋介石长期这样无赖般的挑衅。
父亲二话没说，跳上军用吉普扬长而去，临走时给母亲丢下一句话：“复仇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八 炮战
就在父亲连夜赶往部队的时候，福州军区10万大军同时接到命令急赴战区。
这天夜里，厦门沿海狂风呼啸、暴雨如注。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洪水咆哮着、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到处塌方，大小桥梁断骨折筋。恶劣的气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飞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我福州军区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它同时也为十万大军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设置了重重障碍。公路上，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到处都是工兵和民兵在紧张的抢修断桥。参战炮兵部队沿着各条急造军路，闭灯开进。车多路窄，路面泥泞，重车一过，不少路面严重塌陷，一车熄火，后面大队便动弹不得。指战员们只能甩掉雨衣，挥锹舞镐，搬沙填石，手推肩顶，助车前进。各级指挥员们急得成了没头苍蝇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我军完全处在金门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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