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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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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寻找突破口（3）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路在脚下（1）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路在脚下（2）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 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路在脚下（3）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 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 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 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软着陆（1）
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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