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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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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歉的同时还要致谢。首先我要感谢长期关注中国发展问题并出版过相关学术著作的陈健先生,他对这个研究计划给予了经费支持。其次我要感谢成都西藏饭店的热情服务和部分费用的减免。最后我要感谢成都官方的支持配合,感谢程一峰君协助整理访谈记录,以及许多朋友提出的宝贵意见。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是为记。
  易中天
  2005年10月4日,成都
  二
  本书初稿完成后,并没有出版,原因是总想能够再修改完善。但这时我已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邀请,准备录制《品三国》了。这一录就是将近两年,不但没了时间,也没了精力。现在看来,重写和修改都不再有可能,只能豁了出去。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原谅!另外,为了保证真实,这次交付出版,只做了个别技术性处理,正文仍保留原貌。包括一些受访者的工作和职务发生了变化,也不做更改,特此说明。
  又记。
  易中天
  2007年9月6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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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1)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忧患(2)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忧患(3)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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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1)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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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突破口(2)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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