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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惟其如此，才应该采取更为保险的办法，这就是让基层帮助上级、党员帮助党委来选。乡镇党委书记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是所谓“亲民之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很可能比上级党委更熟悉。让广大群众和熟悉的人帮助上级党委来选拔，来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岂不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岂不是就意味着效益更大？至少，在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的地方，干部还是党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轻松自如；书记还是党员在选，但选得更加放心踏实。群众放心，上级放手，岂非长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纵，放手而不放任，岂非游刃有余？
　　何况还有另一种无形效益，这就是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何以言之？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表明执政党对群众有信任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开推荐，有信任就敢直接选举。当然，这种方式，只能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合适，原因以后再说。但必须指出，区县和区县以上党委书记的产生，虽不宜像乡镇党委书记那样直接选举，却仍然可以借鉴公推###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做法可以各异，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说的这种无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证的。最近，有一家规模很大、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选择在新都区投资，原因是新都区乡镇的干群关系特别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对乡镇干部敬而远之，新都区的农民却帮党委书记说话。为什么呢？就因为书记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是“我们的书记”。其实，这正是民主的精髓所在。什么是“民主”？“民主”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民主制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我们也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但我们又是一个君主制历史漫长，民主制经验不足的国家，基层民众对于民主仍不乏陌生感。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民主精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当家做主。只有当他们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时，他们才会对民主充满信心，才会和执政党、和政府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所以，多一些“我们的书记”、“我们的镇长”，既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又有利于民主的进程，岂非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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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了樱桃，绿了芭蕉（3）
显然，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同样，它也不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看，它不过是执政党基层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的小小变动，只能算是“稍微动了一下”（微调）。但是，这“稍微一动”却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官选官”变成了“民选官”。官选和民选究竟有多大区别？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选不可？这自然可以讨论。但是第一，民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中必有“民选”环节。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积极稳妥地进行，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只能有序前进，但必须有人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迈出这一小步，和一步都不迈，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这小小的变动便有大大的价值，即“万里长征第一步”。其他做法的意义，也如此。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真的非改不可吗？
　　不可否认，人类都是有惰性的。一件事情，一种制度，如果不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几乎没有人愿意改变。改变，或者说变革、改革，是有成本的，也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因此要慎重。但慎重不等于盲目乐观，也不等于按兵不动。长治久安须从长计议，从长计议须未雨绸缪。有些事情，如果认准了是要做要改的，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晚做不如早做。如果一定要等到“非改不可”的时候再来改，只怕是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损失更惨重。
　　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制度的健全，就是一件认准了要做的事情。这是世界的潮流，人民的愿望，也是执政党的选择。因此，就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一点一滴地做起。问题不在于做多少，而在于做不做。做，就有希望，也就会有成效。即便做错了，也能吸取教训，总比一个石头都不摸的好。
　　何况民主化正如城乡一体化，是目标也是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必须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很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事实上，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任务很多，其中就包括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建立。如何建立？怎样提高？空谈是没有用的，争论就更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国民都亲身参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从而让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民主是要训练的，也是要实践的。它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民的事。没有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民主化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只有当民主意识渗透到每个国民的骨血之中时，这个国家才可能是充分民主的，也才可能是真正稳定的。这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过程中来，这是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固本之计”。成都之所作所为，正是体现了这两个“尽可能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做不可”。
　　实际上，只要大家都像成都这样不嫌跬步，不弃涓流，从点点滴滴做起，国民的政治素质就会提高，社会的民主意识就会增强，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巩固，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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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下青城（1）
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
　　成都的故事是齐头并进的。就在“再造生机”和“夯实基础”的同时，他们也在“突出重围”。或者说，在依靠科学来解决难题。这里说的“科学”，就是“科学发展观”；这里说的“难题”，则是“三农问题”。
　　农村、农民、农业，号称“三农”。“三农”成为“问题”，由来已久，人言人畏，堪称“老大难”。办法也不是没有想过，效果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多半治标不治本，剪不断理还乱。因此这一回，成都市委、市政府便希望能够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戏称为“一剑下青城”。
　　什么剑？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一把“剑”吗？这把“剑”能破解历史难题，将“三农”顽症的病因一一解除，见血封喉，斩草除根吗？这就要研究“剑器”，要研究“剑法”，更要研究“对手”。也就是说，要弄清“三农”为什么成为“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有名的那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么，农村为什么穷，农民为什么苦，农业为什么危险？说到底，就是因为城乡关系割裂，城乡二元对立。我们知道，城市和农村，是人类生存的两种社区，也是人类发展的两大空间。如果这两个发展空间形成良性互动，两种生存社区成为自由选择，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被人为地硬性分隔和对立起来。城乡有如天壤，工农形同路人，机会不均，起点不一，待遇不等，收入不齐，资金、技术、现代文明流向农村难于蜀道，农民要变成市民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人，无法往高处走；水，不能往低处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越发展，农村就越穷，农民就越苦，农业就越成问题。
　　然而城市是不能不发展的。城市是现代化的载体，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在65％以上。我们国家呢？却连40％都不到，而且还是标准不高的城市化。就连成都这样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在2001年也只有％。这又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因此不难预料，今后近20年间将是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时期。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变，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对于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按照习惯的做法，许多地方几乎一定会凭借城市管理农村的权力，用平调侵占农村资源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建设，最终造成农村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事实上，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已经出现。比方说，低偿征地，农民入不敷出；大拆大建，贫民流离失所；一城两制，导致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引发诸多问题。当然，这不能怪罪于城市化，它们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过错，然而却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后患无穷。
　　于是我们就走到了十字街头。一方面，城市不能不发展；另一方面，城市越是发展，“三农”就越成为问题。这就两难。何去何从，颇费思量。
　　成都思考的结论，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不能不发展，也不能乱发展。比方说，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破坏生态，透支资源，把农村、农民、农业当做城市化的包袱甚至盘剥对象。总而言之，杀贫济富，杀鸡取卵，得不偿失，寅吃卯粮。这样一种所谓“发展”，就算达到了城市化的某些指标，又于国于民何利？
　　显然，这里有一个“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为什么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呢？因为只有发展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中就包括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因此，但凡牺牲农村、抛弃农民、破坏农业的“发展”，必定是“乱发展”，因为它与发展的初衷相悖，与发展的道理不符。
　　

一剑下青城（2）
城市化也一样。
　　正如有各种各样的“发展理念”，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化主张”。有人就认为城市化是城市的事，和农村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也只是从农村攫取更多的利益，开采更多的资源。这种主张，正是没有弄清楚那个“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呢？难道是为了城市更繁荣，农村更落后，市民更富裕，农民更贫穷吗？否！我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恰恰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共同繁荣”的目标，是为了城市和农村同发展，共繁荣。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农村、农民、农业抛下不管，甚至恶意榨取呢？岂有此理么！
　　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城市化”，而在“什么样的城市化”。选项其实也只有两种。一种是把城市化仅仅看做城市自己的事情，置广大农村于不顾，甚至置广大农村于死地。另一种是把城市化看做城市和农村共同的事情，而且是破解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同步发展共享文明的天赐良机。前者无妨称之为“非一体化的城市化”，后者则是“一体化的城市化”。成都选择的是后者，因此它主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个表述是经过了反复推敲的。他们起先也曾提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但很快修正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这里的重要改动，是将“城市化”改为“城乡一体化”。我没有向他们讨教过这个问题。但据我猜测，这样修改，是因为“城市化”有兼顾农村（一体化）和不顾农村（非一体化）两种可能，而“城乡一体化”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整体，利用城市化的机遇同时实现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仍然引起了争议。
　　争议之一，是认为只有进入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个阶段，东部沿海地区都没达到，成都这样一个西部城市怎么能做？争议之二，是认为如果要搞城乡一体化，你那么多农村怎么办？农村丘区和山区穷得叮当响，怎么能搞？争议之三，则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农村都变成“水泥森林”，高楼林立，烟尘四起，暗无天日。因此，提出争议的人表示反对。
　　这可能是有点望文生义或者咬文嚼字了。城乡一体，并不等于“城乡一律”，或“城乡一统”、“城乡一样”。城市和农村仍然是有差别、有个性的。但差别不等于歧视，个性不等于排斥，更不等于必须一个繁荣发达，一个贫穷落后。事实上，城乡一体化首先是把城市和农村看做一个应该也可以共同发展的整体。既然是“看做”，就不会都变成“水泥森林”；既然是“整体”，就一定是“多样统一”。如果说有什么“一样”，那也只能是机会的均等、人格的平等和待遇的对等。
　　其实，即便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农村也仍然是农村，农业也仍然是农业，农民也仍然是农民，但已“脱胎换骨”，即“现代化”。实际上，城乡一体化的要义，既在于“一体”，更在于“化”。化，是过程，也是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繁荣；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正因为农村山区穷得叮当响，才要搞城乡一体化。如果城乡早就一样富裕了，搞它做什么？进入城市化最高阶段再来搞也是不行的。既然是“化”，那就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很漫长。如果一定要等那个时候才来“化”，你来得及吗？如果城市和农村不能从一开始就共同发展，到时候你还“化”得了吗？
　　更何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都说“三农”问题是顽症。既然是顽症，那么你要破解，就总要有借助力量才行。城市化就是一种很好的借助力量。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当人均收入超过1　000美金，城市化率在30％~70％时，就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做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我们知道，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化，是服务业。就中国国情而言，这两股力量将在较长时期内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城市化。其结果是什么呢？是城镇就业规模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多，城乡之间的关联度加强。抓住机遇，顺应规律，统筹城乡，不正是时候吗？
　　

一剑下青城（3）
不过，城市化毕竟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官员对城市化、工业化有偏见，就因为我们曾经“剑走偏锋”。可见，仅仅研究“剑器”还不够，还要研究“剑法”。也就是说，怎样推进城乡一体化。
　　成都的“剑法”，他们自己概括为“六句话”、“三大工程”和“三个集中”，有媒体称之为“三三见六”。这里面的文章就多了，只能勾勒一个轮廓。首先，城乡一体化需要一个空间载体。当前情况下最合适的载体除中心城区外，就是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因此应该以它们为重点。既然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那就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做好规划，把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以便统领全局，依法行政。这就叫“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但是，如果只有理想蓝图，没有发展动力，城乡一体化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因此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要发展产业，就要配置资源。要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就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是城乡一体化的枢机所在，因此要“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机制是关键，政策是保证。因此必须创新体制，完善政策，这就叫“以政策配套为保障”。最后，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提高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这是目的，也是目标，于是有了最后一句话：“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最后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没有这句话，就无以区别“一体化的城市化”和“非一体化的城市化”，也无以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发展也好，城市化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破解“三农”难题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是要由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公民的幸福来体现的。公民既包括市民，更包括农民。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民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同样是一句空话。
　　于是又有了“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和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很明显，这三大工程全部都是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集中”也一样。所谓“三个集中”，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