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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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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再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中。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寿潜颇看重马,一直供他读书。故而马生活优裕,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鳄,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举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马一浮晚年,一直是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顾马的生活。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他将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寺院的方丈都是他的座上客。
许多佛教人士曾请马一浮写有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时,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十余年后,李叔同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常去杭州城内拜访马一浮。李叔同受马影响,开始向佛,他从马处请了不少佛典经书回来阅读。出家后,他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记载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弘一曾告诉马一浮,他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后马一浮多方打听,寻得此书奉赠。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二人请马一浮作序。马一浮欣然同意,并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二集时,马一浮告诉他:“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挽诗曰:“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塔身的“弘一大师之塔”为马一浮题写。马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一代儒宗——马一浮传》的作者腾复认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气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绍兴人的,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一点像周恩来;但又十分高傲,这一点像鲁迅。再加上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这就是马一浮。”
1905年,汤寿潜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他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建设沪杭铁路。当时,沪杭铁路的终点站设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经济繁华的日租界拱辰桥。一日,马一浮到岳父家做客,汤寿潜将铁路图纸拿出,请他参议。马一浮看后,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汤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解释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马言之有理,便按其建议,将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将终点站改建在羊市街北端(今杭州城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称“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婉言谢辞。
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却吃了闭门羹。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马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自奉甚俭,每次拜访时总想送其钱财,以补其不足,马一浮笑着拒绝道:“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丰子恺离开桐庐赴湘潭任教前,曾托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带给马一些钱,马坚辞不受。丰临行之日,马一浮让王将钱退还丰,并附信曰:“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赀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死生有命,首阳之志,吾固甘之,亦不需此也。”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其接风。宴会结束后,蒋将马拉到一旁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说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的弟子王伯尹天资聪颖,懂诗道,向马请益长达十载之久。而马一浮亦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王伯尹因病去世后,马一浮极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纪念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复性书院与武汉大学毗邻。钱穆回忆,马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的学者极少来往。武大学生请他去演讲,他拒绝,武大学生想到复性书院旁听,他亦不允。
马一浮为人写字,一律不加上款,他说:“求书者多索题上款,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
马一浮一度写字卖字,事先声明只写一年,且规矩甚多:写字一律不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有五“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凡自作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马一浮赴宴,不必主人相请,便径自入座,先据首位,从无例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请马一浮出山,于1947年让马镜泉去南京国史馆任职,马镜泉说:“当时他们想请伯父去的,先让我去有钓鱼的意思吧,侄子去了,伯伯也会来的。”但马一浮并不理会,仍在杭州隐居。
1958年,马一浮为自己写下《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唯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凡事都讲礼仪规矩。每逢休息日,马镜泉和夫人一起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吃饭时,马一浮都要先排座位,不能乱了秩序。吃完饭,马一浮一定要用凉开水漱口,之后才开始看书。
马镜泉又回忆,马一浮看书时喜欢抽烟喝茶,他说抽烟“百害而一益”,据说这“一益”指可以集中思维。
一次,溧阳人士彭味辛得知马一浮生病,寄给他二百元。马复函称:“此款留为他日墓畔植树之需。”
马一浮的弟子寿毅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父病重,写信告知寿,让其立即回国拜马一浮为师。寿回国找到马一浮,说明父亲的意愿,马出口回绝,寿双膝跪地,哭道:“如果你不当我老师,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说完长跪不起。马一浮只好同意收下这个学生。后寿毅成罹患癌症住院,其父母早亡,夫人亦不在身边,马一浮得知其病重的消息后,决定去医院陪护。此时马正好患白内障,为了能天天陪伴寿,他也到医院住院,住在寿的隔壁,照顾其吃饭、小便等。同病房的人皆以为这个白发苍苍、一把胡子的老人是寿毅成的父亲,得知是其师后,都深为感动。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回忆马一浮:“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近百方印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隐居永福寺期间,马一浮曾写信给谢无量描述自己的居住环境:“永福寺禅房,粗为添葺,凿通户牗,安置几榻,聊可憩止。户外有老梅数株,方华。户对岖岭,松竹交映。虽颇简陋,差有幽藐之致。时往登览,辄复兴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到达桐庐,两家相距仅一里之遥。丰子恺每日必去拜访马一浮。时值隆冬,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上午到马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便拉着他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抽一支香烟,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许多年之后,丰子恺对如此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仍记忆犹新。
丰子恺曾说:“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
马一浮于书法诸体均有极高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丰子恺说,马一浮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1950年,马一浮应弟子蒋书庵之邀,住进了蒋庄。他在《香严阁日谱》中描述居所:“庚寅夏四月望。移寓苏堤定香桥蒋氏别业之香严阁,主人所目为西楼者也。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矅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东界苏堤,槐柳成行。西望三台,南北高峰迤逦环侍。唯北背孤山、宝石山,不见白堤。避喧就寂,差可棲迟。南湖一曲荷叶,田田若在。庭沼俯槛,游鱼可数。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
【茶趣】
马一浮好茶,何满子曾说:“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有马一浮先生。”
晚年,马一浮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总是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的茶却是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给马一浮带回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尝过后,便对沱茶极为喜欢。他觉得,比之沱茶,龙井太谈了。但杭州并无销售沱茶的商铺,无处购买。只能由友人偶尔从云南带回,或者托人在云南购买。后来,汤彦森终于打听到,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这才解了马的茶急。
对烹茶工具、炊具,马一浮极为讲究。他精心打造了一套茶具:茶炉体积小、形体圆,比排球略大,为马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所打造;炖壶则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没有铁锈味道;泡茶用的紫砂壶为马从宜兴找名家订做,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拨弄炭火的小火钳为铜制成,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饮茶用的小茶杯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极为精巧。这套茶具,马一浮一直用了几十年,“文革”中佚失。
马一浮对煮水的火也很讲究。起初,他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水味仍不纯正。后来,他自行研制了一种无烟无臭的小炭饼:先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月饼大小的小木模,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
品茶时,马一浮常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边品茶,边赏诗。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他说:“这是道家境界!”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他便说:“一派仙气。”读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时,他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将紫砂壶中的“茶锈”(茶垢)美其名曰为“茶山”,从不洗涤,每天早上仅用清水冲涮一下。有人问其故,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逸事】
1903年,马一浮到国外游历,先至美国,后到欧洲。他在出国前,就听说马克思写有一部《资本论》,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一日,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买书,竟买到了他渴望已久的英译本《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他将英文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德文本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并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马一浮被认为是将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后,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到上海书肆,被马君武寻得。他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买下转赠马一浮。抗战期间,马将此书赠送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院校调整,浙大的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所赠的《资本论》成为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
17岁的马镜泉父母双亡后,前来投靠堂伯父马一浮。马一浮替他改名(原名马金泉),并让弟子袁心粲担任侄儿的老师,后来袁到外地任职,马一浮便将马镜泉带在身边,说要培养马镜泉作诗。马镜泉说:“不过这个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我一股脑儿作了三首诗。”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在葛荫山庄的“房间也不大,都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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