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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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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载坤承担了家中全部的家务，冯友兰在家中是一个“甩手掌柜”。冯的堂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先生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对此，宗璞则说：“说一辈子没买过菜也是假的，随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他身上合适不过。记忆中间只有一次，父亲和我一起做饭，条件不好，得先把松针编成辫子一样的‘松毛’盘在炉子里做引火，上面放上炭。我们怎么也生不着火，弄了半天，哈，出来一锅煳饭！后来我上大学时写一篇作文记述此事，记得有‘煮饭则有黑无白’一句，因为活泼生动，还博得老师赞赏……”
在蒙自的时候，许多教授都孤身一人南下云南，未携带家眷，任载坤为了给他们改善伙食，便于周六轮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虽只是炸酱面、摊鸡蛋、炒豌豆尖等家常菜，但对于不会料理家务的教授们来说都是美食，朱自清曾笑夸任夫人做的炸酱面好吃极了。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冯友兰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活全家人，卖字又从未开过张，任载坤便在小学旁边设油锅卖麻花以补贴家用。
1966年7月，冯友兰家中被红卫兵抄家，文物书籍全部封存，工资扣发，每个月只给冯友兰夫妇24元生活费；8月份红卫兵又将冯家的存折和相机等稍微值钱的东西拿走，封锁了住房，规定冯氏夫妇只能住其中一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任载坤只能在小院里露天做饭。冯家当时住在燕南园，居委会规定，已经古稀之年的任载坤必须打扫燕南园道路。任身体不好，她不仅要照顾冯友兰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劳动改造，冯对此特别歉疚。他在11月的日记里说：“近几个月来，我的爱人为了帮助我思想改造，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费尽心力，历尽辛苦。她本来又有心脏病，还是带病支持。这两天就觉得心慌背痛，今天早晨又头晕，还勉强于五点钟就起来，为我准备早点，旧病发了，这都是我带累的。”
不仅如此，北大的批斗会，无论是否与哲学系相关，冯友兰都要去接受教育。任载坤担心丈夫发生意外，每次都陪冯去，冯在里面开会，她就在门外等候。批斗会一般要开到深夜，任一直守在门外，不时很有礼貌地敲门问道：“你们批完了吗？”
冯友兰回忆道：“叔明见我夜里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饭，吃了以后，就走到办公楼前边，坐在台阶上，望着外文楼，看见我跟着队伍出来吃饭，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过了一夜，还没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样再去等。那里有几块石头，我说那几块石头可以叫‘望夫石’。”
因为夫人的细心照料和全心全意的支持，冯友兰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幸的是，1977年，饱受病痛折磨的任载坤因病逝世，冯友兰痛作挽联云：“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将，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
冯友兰曾经题诗赞美人生路上对他有重大帮助的三位女性：母亲、妻子和女儿宗璞，其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91年12月22日，张岱年在冯友兰的安葬仪式上赞扬了冯的一生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特别提出，要向在冯友兰身后默默支持的任载坤女士表示敬意。
【坎坷】
30年代，冯友兰曾到苏联游历，回国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做了两次正式演讲，讲述在苏联的见闻。此事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1934年11月28日，警察到清华逮捕了冯友兰，并将他关押到保定的一个“行营”（看守所）。第二天，何应钦来电报，冯被释放。事件发生后，举国哗然，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颇大，他此后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1949年10月，冯友兰也写信给毛，表示过去他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过了几天，有人送来毛的回信，信很短，毛在信中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三十多年后，冯终于明白了毛信中“老实态度”的意思，冯说自己要用五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中国哲学史，是“夸夸其谈”，“不是老实态度”。
1949年以后，冯友兰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张岱年曾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其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两部作品。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普氏的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答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就是无法过关。组织上让冯的好友金岳霖去做冯的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文革”开始后，有人对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说：“你们要准备啊，首先要把铺盖收藏好，他们抄家往往会把被子撕成一条一条的，没有铺盖，天冷了怎么办？”可冯友兰夫妇并没有准备，7月下旬的某晚，红卫兵前来抄家，不过只是将封条贴在门旁的墙上，冯友兰夫妇还可以自由出入。不久，红卫兵又在冯友兰的院门口贴上“冯友兰的黑窝”六个大字。冯的女儿宗璞被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上书“冯友兰的女儿”，而在沈阳工作的儿子冯钟越的罪名则是：“冯友兰的儿子。”五岁的孙子冯岱则被北京六一幼儿园勒令退园。
红卫兵要求冯友兰将书送到指定地点，冯友兰说：“我所有的书除了马列毛主席著作以外都是封资修一类的书，数量不少，上哪儿去找运输工具呢？再说送来，你们这里也放不下。”红卫兵想想确实如此，就没有强制冯送。后来又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求冯将书送去，冯说了困难后，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在你这书架子上贴上封条，就不必送了。”这个办法，算是救了冯的书，其他人的书因来回搬来搬去，大量损毁。
北大最初没有统一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系的红卫兵抄完家，另一个系的又来，冯友兰等人烦扰不堪。一次，某系红卫兵发现冯家桌上有一张冯的大儿子冯钟辽从美国寄来的照片，便大发雷霆：“为什么有穿洋装的人的相片，这是崇洋媚外，赶紧把它烧了！”任载坤慌忙将照片烧掉，结果刚烧完，又来了另一个系的红卫兵，发现院内有纸灰，便大发雷霆道：“你们刚才烧了什么？”答：“烧了一张相片。”他们说：“相片怎么能烧？这是消灭证据！”幸好前一批红卫兵还没有走，任载坤慌忙解释，这才算没事。后来，红卫兵之间达成协议，一个系的红卫兵只能管本系的人，哲学系的红卫兵通知冯友兰说：“以后只有我们系的红卫兵来，你们才可以开门让他们进来，如果不是我们系的人，无论什么人来都不要理他们，无论他们怎样拍门，都不给他们开。”冯友兰这才清净了许多。
北大动乱时，冯友兰得了前列腺肥大，医生说根治要进行手术，冯友兰怕住院会被说成逃避运动，就先吃药，但因无效果，便决定到协和进行手术，协和没有床位，冯又转至北京医院，求助原来认识的医生，医生答应为其进行手术，并为冯安排了床位，结果第二天这位医生便受了批评。第二次手术前，主刀的医生便被打倒了，医院勒令冯友兰出院，冯只好回到北大。次日，冯友兰便带着尿瓶子被拉出去参加批斗会，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红卫兵免了他的“游斗”。此后，几经周折，冯再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完成了手术。
冯友兰家中天天有人来抄家，红卫兵将一张凳子放在院子里，让已经71岁的冯友兰站在凳子上。红卫兵限制冯友兰的住房，将卧室贴上封条，天冷了，封条不敢拆，任载坤找红卫兵要卧室的钥匙，红卫兵互相推诿，穿着单衣的冯友兰只好披条麻袋御寒。
“文革”中，北大很多教授“蹲牛棚”（隔离审查）。教授们须排队早请示晚汇报，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子高，排在第一个，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害怕红卫兵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随后自报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大骂道：“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吗？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蹲牛棚”期间，冯友兰饭照吃，觉照睡，早餐是一个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曾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虽受了斥责，但他的要求居然得到了满足。
冯友兰幼子冯钟越是航天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有名的飞机强度专家，但51岁便去世。他长年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工作，原本冯友兰可以活动活动，将儿子调回北京，但冯却没有这么做。幼子逝世后，冯含泪题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
生命最后的几年间，冯友兰旧病丹毒复发，1983年，冯友兰又被诊断患有浆细胞骨髓瘤，并且是恶性。他住院的频率极为频繁，几乎都是女儿宗璞陪着他在各个医院打游击战。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冯友兰竟然完成了150万字的著述。
冯友兰后半生经历艰辛坎坷，宗璞觉得，这么多年，父亲冯友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谩骂和打击，成为众矢之的，却不发疯也不自杀，仍然在他的哲学天地里遨游，真是非常勇敢，非常了不起。
【瑕疵】
据《儒林随笔》记载，某教授原来在西南联大、清华时与冯友兰交谊不错，可是到了国外有几次学术会议场合，冯友兰见了他居然装作不认识。
1971年，冯友兰曾作诗托人转达毛泽东，诗云：“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后冯又写《咏史》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江青来看望他，他又写有颂扬毛泽东的诗句：“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时，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曾想将入秋，冯便转而发表文章批孔。
梁漱溟回忆说：“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不久，我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历来主张，随着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里很不舒服，便写信批评他，要他答复我为何这么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儿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见面，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批评他不对。但他当面向我做了解释，我心里的气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难，律己可以，何必强求于人呢！”
冯友兰九十诞辰之际，设家宴宴请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人，梁漱溟也在邀请之列。梁不仅没有赴宴，还给冯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北大旧人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不愿来参加寿宴。而且信上竟无上款，按冯友兰的理解，“窥其意，盖不欲有所称谓也”，即梁不愿意称冯为“老同学”或者“老朋友”，故不题上款。冯友兰仍对梁之耿直深感敬佩，且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台湾学者周东野到内地访问，见到冯友兰。冯问及故友，听说周负责钱穆著作的出版事务，希望周能给他带一本钱穆题词的《晚学盲言》。周回台后，向钱提及此事，钱淡淡地说：“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恐怕无法题词了。”说完在书的扉页上写下“钱穆”二字，拒绝之义尽在不言中。这本书最后没有送到冯手中。
容庚对冯友兰批孔嗤之以鼻。1973年10月16日，有学员问他：“你现在批不批孔？”他说：“我不批。”学员要他向冯友兰学习，容庚说：“冯友兰过去是我的老同事，给蒋介石讲过课，现在批孔是个两面派。”
王友琴在《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写道：“林先生曾和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关在一间房子中。有一天章廷谦说，他很苦恼，因为冯友兰教授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了。”
何兆武讲到，他曾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读到邹承鲁的访谈，记者问邹：“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余英时评价冯友兰：“我认为他的思想最深处，始终离不开向‘帝王’进言的意识，只要读一读《新事论》中《应帝王》一章即可知。他不敢以柏拉图的‘哲学王’自任，他的中国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师’，或至少做政治领袖的高级顾问之类。40年代中，他对蒋介石曾有此期待，不过《三松堂自序》中故意丑化蒋，把真相完全掩饰了。但我们仍可从他在《自序》中对毛的态度看得很清楚。1949年他上书自效，却得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的答复，虽心中‘有一点反感’，得到御札则引为无上光宠。”
季羡林对冯友兰的评价是：晚年善终，大节不亏。“文革”后冯友兰重新回归到独立思想的学术境界，他穷余生写下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便是明证。薪尽火传，冯友兰做到了“殁，吾宁也”。
【故去】
1990年12月4日，是冯友兰95岁诞辰，北京大学哲学系早已做好准备，邀请海内外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化史专家参加庆贺冯诞辰95周年会议。
有人担心冯友兰的身体，害怕他不能支持参加开幕式。因为这几年间冯身体不好，是医院的常客。（。电子书）但让大家意外的是，冯每次都能平安出院，坚持进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十年前，85岁的冯友兰决定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计划为七册。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议他直接从第三册开始，因为6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两册《新编》。但冯坚持重写。十年来，冯友兰辗转于家与医院之间，并且后来耳目聪明俱失，但他却坚持著述。1990年的6月15日，冯友兰终于完成此书的写作。
冯友兰完成此书后，宗璞既喜又忧。亲友们提醒冯友兰说，你还有一本计划中的书《余生札记》没写呢！但是，冯的身体已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9月2日，冯友兰往台北发了一封唁电，吊唁不久前辞世的钱穆。11月26日，晚上8点45分，冯友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哲人归于道山。
这一天，离冯友兰的95岁寿辰仅差7天。本已准备好的寿筵，变成了葬礼。
【评说】
张岱年说：“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代表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在熊氏哲学体系里，‘中’层十分之九，‘西’层十分之一，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西’层十分之九，‘中’层十分之一。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刘文典为人狂狷，但极为推崇陈寅恪和冯友兰，他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曹聚仁称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理学》等著作至少可以和章太炎的《说名》、《说性》等名篇并驾齐驱。
饶思诚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只是旧瓶装新酒，非独到之作”。
何兆武对冯友兰并无太多好感：“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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