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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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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
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外语，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则“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房，茶房用手指夹起苍蝇，一口放进自己嘴里，说不是苍蝇。大家哈哈大笑，谢问荆为何发笑，荆便将笑话讲给他听，没想到，听完后，任凭荆怎么解释，谢不再动筷子了，大概以为菜里有苍蝇。
大家谈兴正浓，谢说他要出去一趟，荆听不懂他说的专有名词，便让他对鲁迅说，谢还是说德语，鲁迅听不懂，用日语问他，他又不能用日语作答。最后，谢红着脸，“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索性弯下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做了一个动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要“大便”啊。谢出去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这首诗，便问主编刘勉己，刘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
鲁迅和川岛曾应邀到厦大同事周辨明家中吃春饼。周夫人包好春饼递给他们，包得很大，两人必须两手捧着吃，分左中右三次咬，才能吃下一截去。一个刚吃完，殷勤的女主人又递上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大，两人勉强吃下，第三个如同小枕头大小的又递上来了，二人都已无能为力，只好谢绝。他们后来才知，吃春饼是厦门风俗，春饼须主妇来包，要包得大而不破，越大越显主妇能干。许多年后，二人还对周家这次厚意招待印象深刻，记得当时两人抱着小枕头咬的场面。
鲁迅夜间写作，有时会下楼煮茶，有时会去如厕，来回走动。某夜有小偷光顾，但见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走动，故不敢轻易下手。等到凌晨3点，鲁迅准备洗漱睡觉，小偷以为有人起床，更不好得手，气得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大便，悻悻而去。事后，鲁迅笑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1928年3月，鲁迅收到一位马姓女子的来信，说1月与鲁迅在杭州孤山见过面，并说鲁迅在苏曼殊坟前题了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当时已近十年未到杭州，疑心有人假冒，便让许钦文和章川岛去调查此事。许、章打听到假鲁迅在松木场的小学里教书，便去教室寻找。结果这人开口便说：“敝姓周，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并说《彷徨》卖了8万本。二人没有拆穿他，回去后写信告知鲁迅此事。鲁迅只是通过管理松木场小学的机关，让假鲁迅日后不可再假冒，并写了一篇声明《在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8万本的鲁迅无干。”
鲁迅与姓许的有缘，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从少年时就开始交往，一起留学日本，友情深厚；另一位好友许季上是道义之交；除了夫人许广平，还有交往颇深的晚辈许钦文、许羡苏兄妹二人。曹聚仁回忆，鲁迅到曹家，见曹聚仁搜集了他的许多资料，便知道曹要为他写传记。曹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罢，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我的了！”
许广平因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被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称为“害群之马”，因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为“害马”。
许广平不仅将鲁迅的生活照顾地非常周到，在工作上，还是鲁迅的助手。朋友看到后，对也是其学生的爱人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该像许广平一样。”
淞沪会战爆发后，鲁迅住的北四川路临近战区，家宅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某日，鲁迅家附近响起两声枪响，一颗子弹穿过鲁迅书桌前的窗户，将写字台后面鲁迅坐的一把椅子打穿。幸好那时鲁迅正和周建人夫妇聊天，否则子弹正中胸口。
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的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郁打趣道：“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接着吟出上半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便是鲁迅最著名的自嘲诗。
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将毛泽东的《井冈山》诗词带给鲁迅看，鲁迅看后说：“有山寨王的味道。”一次，他见到从陕北归来的冯雪峰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鲁迅让冯雪峰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册，冯用鲁迅的钱给毛泽东买了一只火腿，托西安办事处转交延安，后来冯才知道，书是送到了，火腿却被西安办事处吃掉了。日后，冯见到毛，告状说火腿被吃，毛哈哈大笑说：“我晓得了。”
【嗜好】
鲁迅酷爱木刻艺术，收藏了许多外国木刻。他最喜爱的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和麦绥莱勒，并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文。他在自费印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
刘文典与鲁迅同为章门弟子，二人先后入门，没有一起学习过，但刘对周氏兄弟早有耳闻，知道他们有两大特点：一、都不喜欢说话；二、随时都口不离糖，以至于饭吃得很少。
大概因为爱吃糖，鲁迅从少年时代就被牙病所困扰，到1930年，他不堪其烦，终于下决心将余下的仅有的五颗牙齿全部拔掉，换成了假牙。
鲁迅抽烟，一支未灭接上一支，且不需要点火柴。无论写作、休息还是待客，他的烟一直燃着。不抽烟的人去见鲁迅，离开后衣衫还带着一股烟味，这成为见过鲁迅的一个证据。住在北京时，他的屋内全是烟灰、烟蒂，一天过后，看地上的烟灰、烟蒂的数量，便可知道他在家时间的多少。
许寿裳回忆，鲁迅每日早上醒来便要卧床吸烟，住在绍兴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被烟熏成了黄色。在东京留学时，他从东京回仙台，买完火车票后，将剩下的钱统统买了烟。上车后，车上拥挤，他看见旁边有位老妇人无座，便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老妇人为表示感谢，请他吃了一大包咸煎饼，结果吃完觉得口渴，到了一站唤来卖茶者，却又想起口袋中分文没有，只好作罢，支吾着不买了。到了下一站，老妇人买来一壶茶送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
郁达夫回忆，鲁迅的习惯是从来不把烟盒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盒抽出一支，他总是从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不知道是不想让人看见他抽什么牌子的烟还是觉得这样方便。。电子书下载
鲁迅抽烟不讲究档次高低，经常吸的是廉价烟，他解释说：“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意思是既然不是吃下去的，就不必在乎好坏。鲁迅拿烟还有一个特别的姿势，就是不用食指和中指，而是用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拿烟。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是俭省，香烟吸到直至烧手甚至烧口，没法拿了，才丢掉。后来许买了一个两寸左右的烟嘴送给鲁迅，防止他烧手。他每天要抽50支烟左右，工作越忙，烟越不能离手，一半是吸掉的，一半是烧掉的。
郁达夫回忆鲁迅：“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鲁迅不爱吃腌菜、干菜、鱼干一类，认为干菜和腌制的东西代表农村产品。但他却爱吃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之类的臭东西。
许钦文回忆，一天，他到老虎尾巴去看望鲁迅。去时，鲁迅正在吃馄饨，蒸的，没有卤，所以放在盘子里，用手抓着吃。但令许诧异的是，鲁迅将馄饨先放到旁边一张方纸上粉屑一般的东西上翻几翻，然后放进口里。许以为那粉屑是麻酥糖，觉得很奇怪，于是走过去探视，闻到刺鼻的胡椒气味，几乎咳了起来。他忍不住问道：“大先生，怎么你要用这样多的胡椒粉？”鲁迅笑道：“哈哈，没有辣酱就吃胡椒。可以吃！但你恐怕吃不来，所以不请你吃。哈！”
鲁迅爱喝茶，周作人回忆，在日本时，鲁迅每天都要喝茶。因为喝茶要开水，所以即使是三伏天，他的房间里也生着火炉，随时准备开水泡茶喝。
鲁迅手头有些钱，便会买些较好的点心。一次，风月堂出了一种法国细点，名叫乌勃利，广告说风味淡泊，鲁迅忙买来一尝。结果打开重重包装，漂亮的洋铁方盒内装的就是二十来个蛋卷，只不过做工精巧罢了。后来查字典才知道，法文乌勃利就是“卷煎饼”。
有朋友从河南带给鲁迅两包柿霜糖，许广平见后说，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柿霜糖一搽就好。此时鲁迅已经吃了大半，听罢赶紧把糖收好，以备将来药用。不料才到晚上，鲁迅觉得生疮的时候毕竟很少，不如趁新鲜吃一点受用。
这天恰巧高女士来访，鲁迅没有别的点心，只好贡献出柿霜糖，并郑重地说明来历。谁知高女士是河南人，一看就说了个一二三，之后尝了一片。鲁迅由此恍然，请河南人吃柿霜糖，犹如请绍兴人喝黄酒，都是班门弄斧。这么想着，那可以治疗生疮的柿霜糖被鲁迅吃了个干净。
李霁野回忆，鲁迅爱吃糖和花生，也常用来待客。一次，李去拜访鲁迅，两人聊的时间长，两种食品随吃随添了多次，而鲁迅谈兴正浓，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李想这两样东西所存应不多，便笑着说，吃完就走。鲁迅说好，随手打开一个未开封的大糖盒，李只能暗暗叫苦。
鲁迅对书籍很是爱护。线装书缺页的，他能抄补；外观破烂的，他能拆开修理后重新装订；书头污秽的，能用浮石水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页接衬压平，技艺堪比琉璃厂的书匠。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少时经常去书坊，去得多了，便学会了书坊伙计包书、装订的技术。
为了保护书，鲁迅主张印毛边书。鲁迅看到，许多人看书时不清洁手，书边沾上了油和汗，黑乎乎的，看完收藏起来，一遇到天潮，便生霉，时间长了会长虫。所以鲁迅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看完后，将沾了油污的毛边裁去，既漂亮，又不生霉。第一次，鲁迅让李小峰将书一律装成毛边，但等李将样书拿给鲁迅时，却是切好的，鲁迅很是恼火，问李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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