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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鲁迅的某位朋友做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用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吗？”朋友知其意，答道：“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哇！”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適，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適；在提到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李秉中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贸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逝世前一天，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上，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请齐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得太早，就在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到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他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休息的时候，鲁迅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书架和文具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不羁】

林语堂说，鲁迅“生活全无秩序，亏得有许女士在旁照应，减少他魂灵上的寂寥”。

夏丏尊回忆：“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冶秋回忆，鲁迅的头发颇长，他转过身时，冶秋看见他的头发“已经为衣领所不能承受，而头发看来又是那样的硬，不会鬈曲的样子，于是就反折在那里”。

王森然回忆，鲁迅在北大授课时，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王和鲁迅路过小饭摊，鲁迅邀请王一起随便吃点东西，说：“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饸烙之类，在此用餐的都是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也只有一个条案，没有椅子。鲁迅却不管，夹着书包，坐在砖头上，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向周围人点头，好像和这些人认识甚久。

朱自清回忆，1924年，鲁迅到上海，朱自清与夏丏尊等人于宴席散后一起到鲁迅住的旅馆聊天。进屋后，鲁迅脱下长衫，随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最爱管闲事，觉得长衫放的不是地方，便对鲁迅说，这里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夏又对他说了一遍，他答：“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160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

鲁迅说，在厦门大学时，“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在厦门时，川岛常到鲁迅住处闲聊。一日刮台风，他没有去，到了天色墨黑，有人敲门，接着鲁迅便进来了。川岛只见他襟袖上都沾着泥土，手也擦伤了，忙问怎么了。鲁迅低下头去掸着身上的土说：“跳下山来，摔了一跤。”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因为气愤学校当局对资本家的态度，喝酒解闷，结果有些醉了，回到宿舍，在躺椅上抽着烟便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睁眼，眼前一团火，原来腹部的棉袍被烟蒂点着了。火扑灭后，发现棉袍被烧了直径七八寸左右的一个大洞。这件袍子补过之后，鲁迅竟然还接着穿，后来到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