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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黄节对胡適的态度则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懒得搭理。有次课堂上，黄节谈起诗歌，不禁大发感慨，认为胡適《尝试集》尽为劣诗，其价值为负，仅证明新诗写得如何差，做反面教材而已。黄侃听了，忙赶来鞠躬敬礼，引为同道。

老派学者张尔田痛恨胡適。张与陈垣是老友，一次，他对陈垣说：“你那本书（《元典章校补》）为什么让胡適作序？我买来了书，先就把序撕掉了。”

林损常在课堂上挞骂胡適以发泄不满。一次，林照例喝完酒，红着脸走上讲台，开口便说胡適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林说胡適提倡的标点何其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他生气地说：“这成什么话！”

一次教授聚餐，林损向胡適敬酒，胡谢绝不喝，并出示手上的戒指，说这是太太让他戒酒的信物。林当即讽刺道：“胡夫人让你戒酒，你就不敢喝，如果令堂让你戒酒，你又该怎样呢？”胡適十分尴尬。

胡適第一次坐飞机，颇觉惊奇，写了一首《飞行小赞》的小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適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胡的同乡、同学陶行知见后大怒，作《另一看法》云：“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1962年2月，台湾报纸登载《老乡诗战》一文重提此事。胡適看后十分平静，笑着对胡颂平说：“你看陶知行（陶留美期间名为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

胡適曾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陶行知写诗讽刺道：“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华罗庚翻看胡適《尝试集》，只看了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便马上掩卷。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第二个则是无数次尝试，胡適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章士钊曾撰文批判胡適，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何鲁卸任中国公学校长后，继任者为胡適，何对此大为不满，他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便改由陈独秀去接洽。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如果那天他去，说不定他也会成为共产党。此话传开后，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道：“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学校当局要撕去壁报，胡適不让，说他提倡言论自由，要以身作则。

梁漱溟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表面上好像是有一点儿价值的哲学书”。梁还忆及一事：胡適写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不是好的科学。”一次，胡问金岳霖有没有看过此文，金答：“看过，很好很好。”胡很高兴，等着他的下文。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赶紧问：“一句什么话？”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胡適曾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適。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嘲讽胡適道：“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此语为鲁迅讥讽胡適，1922年，胡適去见溥仪是写到：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

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到庐山开谈话会。会上，胡適慷慨陈词，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戏谑道：“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胡適也回敬一首白话打油诗：“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1948年，《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適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打油诗一首，云：“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攻伐】

胡適在美留学时，即提倡白话文，引起哈佛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与之关系交好的同乡梅光迪也对胡適进行批判，二人关系越来越僵。1922年，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势与胡適等人战斗到底。梅甚至引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7年，胡適通过论文答辩后，尚未将论文出版便回北大任教。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规定，论文必须刊印出版，交一百本，才能拿到学位，胡適当时匆忙回国，未将论文刊印，并未即时获取博士学位。胡適回国后，因暴得大名，到处人称“胡博士”，于是有传闻说胡適根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是骗子。1920年左右，时在美国的朱经农写信劝胡適赶紧把论文出版，“否则一天到晚大家都跟着吵，老梅（梅光迪）说你是骗人的”。

胡適和梁漱溟曾在北大打“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红楼开课，胡適在红楼四楼开讲“中国哲学史”课，梁漱溟则在三楼讲“印度哲学”。二人各执己见，胡主张全盘西化；梁则认为应当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胡適说梁：“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则对学生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这出对台戏很是叫座，足足唱了一年。

胡適曾在上海中西女塾发表题为“争取大奶子”的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于是撰文在报纸上对胡大加批驳。

胡適曾对时局发表一系列评论，结果引来各方不满，国民党员张难先、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出言警告胡適，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汤尔和也劝胡莫谈政治，说胡等人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

丁文江在孙传芳手下任上海商埠总办，曾一下查封了15个国民党的机关，国民党对其恨之入骨，结果连带记恨了在欧洲游历的胡適。胡到巴黎时，“中国旅欧巴黎国民党支部”发放传单，警告欧洲华侨同胞，说胡適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走狗，要大家提高警惕，探查胡来欧干何勾当，并称将宣布国内同胞群起而攻之。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学生会贴出罢课的布告，组织了纠察队，理学院学生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学生在理学院站岗，阻止学生到校上课。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怕有学生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一大早，校长蒋梦麟来到理学院二门的大门口，一下汽车就和纠察队站在一起，气呼呼地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学生有意奚落蒋，让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怒冲冲地跑了进去。在红楼的文法学院门口，十二名理学院学生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文学院院长胡適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学生道：“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適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学生们大声回应道：“你才是牛。”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学生夹着一个包走过来，站岗的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连忙迎上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名学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周炳琳十分尴尬。

抗战前夕，胡適发表文章阐述其对日外交的主张，王世杰写信对他说，日本人对他极其注意，要他小心，注意安全。胡適复函道：“万一为自由牺牲，那是最光荣的事，我绝不走开。”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垣致胡適的公开信，陈在信中说：“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并劝胡適“回到新社会”。但胡適看后只是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因为“陈垣不会写白话文”。6月24日，胡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分了！”他认定陈垣的公开信是“作伪”。为此，他征询蒋廷黻的意见，“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做‘幌子’”。

1952年11月30日，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適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胡適在日记中写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50年代，大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適运动，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研究等逐一进行批判，称胡適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对此，胡適认为大陆列出这九大罪状，是承认他“做了一些工作”，即这九大罪状是他从20年代到50年代学术上的成就。

胡適门生罗尔纲颇为难，他看到胡思杜写的批判父亲的文章后，豁然开朗，因为胡思杜作为儿子可以与父亲划清界线，那么他作为学生，更可以和老师划清界线了。他说：“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在一座谈会上，沈尹默说有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写文章，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胡適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胡適的思想，与胡適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日后让他们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1956年，周鲠生动员陈源再次劝胡適回国。陈源致书胡適：“……‘胡適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適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適极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严秀猜测，当时大陆也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一次，唐德刚戏问胡適：“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1957年春，曹聚仁写信给胡適，劝他回大陆看看。曹在信中用了激将法：“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適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他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胡適到台湾不久，便有人匿名写《胡適与国运》的小册子批驳他，但他夷然处之，不予理会。他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適思想，言外之意《胡適与国运》与大陆的批驳相比太不成比例了。

胡適一直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并自称国民党政权的“诤臣”，但是他出殡之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禁止“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去拍摄台湾人民沿途燃香路祭、送胡適上路的盛况。

【政见】

胡適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適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独立评论》引言中，胡適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人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胡適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反对党化教育，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胡適认为，中国自古便存在自由主义。1948年10月，他应邀到浙大演讲《自由主义》。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胡適“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胡適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时说，自由不是舶来品，孔子、老子、孟子都是自由主义者，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他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胡適认为：“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1926年，胡適到苏联考察后，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说：“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实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適曾写信给徐志摩解释自己为何“亲苏”：“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哪一样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20年代，胡適曾对友人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皇宫，胡適表示反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胡適与友人游景山，俯视故宫时，他忽然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胡適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汪原放回忆，1925年，胡適到上海时，常与陈独秀畅谈。一次，二人争论起来，陈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说完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转身便走。

胡陈争论的第二天，汪孟邹对胡適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適脸沉下来，一把扯着汪的袖子，连扯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完穿上马褂走了。

胡、适平生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因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適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为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