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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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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秦富功就象挤过一趟车似的，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市交通局长掏出圆珠笔，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脸上的表情似乎说：哼，鬼子孙，等着瞧吧！五分钟以后，四路车终于来了。
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像蜻蜓交尾似的亲密地连在一起，徐徐进站了。
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挤，以便上去抢占座位。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后面的人就象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塞。
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了。张生民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请你给这位老同志让个座。”
那姑娘嘴一撇，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把张生民的话没当话。
“算了，算了，”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就站一会好了。”
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车内现在还不挤，他们后面的第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好象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小伙子。
“不为什么。”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为什么你嘴这么多？”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
“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秦富功气得脸煞白。“态度不好又怎样？你要什么态度？”
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根据“规定”，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
“你叫什么名字？”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售票员冷笑了一声，理也不理。
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车门“哗拉”一声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完，下面的人就象决堤的洪水一般涌进了车厢。一刹那间。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个了。
乔伯年一下子被涌到了一排座位中间，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住纹丝不能移动。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压力，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住了。
汽车开动后，省委书记半趴半站，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看着外面的街道。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起。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新和旧，古老和现代，一切都混同并存，交错搀杂，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如此也可以联想到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太阳刚出来不久，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但人行道上还存留着雨水的痕迹。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扬，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影。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象一条条乡间土路。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如同古庙一般破败。清洁车堆载如山，一路疯跑，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唉，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胸口就象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甚至想无端端地发火。就说这公共汽车吧，坐一段路，比干几个小时活都累。此时，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会有何感想呢？哼！多么轻松！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成是“小事”！好吧，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
又过了一站的时候，乔伯年看别人买票，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买票。是啊，常不坐公共汽车，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
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身上没有零钱，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对售票员说：“到六路口一张票。”
“八路口下！六路口不停车！”售票员说。
“六路口不是有站吗？”乔伯年问。
“有站也不停！”
“为什么？”
“什么也不为！”
“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
“不停你下什么？”
“有站为什么不停？”
“早说过不停！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
“小伙子，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
“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
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他强忍着说：“那就买张八路口的吧。”
“拿零钱！找不开！”
“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
“零钱是为你准备的？”
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
这时候，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声音坚定地对售票员说：“把票卖了！”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售票员看两个棒家伙出面，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把钱接了过去。
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他正想说句什么感谢话，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象打人似的“啪”地掼在他手心里，把他弄得一个趔趄。
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只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喊叫说：“啊呀！我的胳膊……”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立刻把车停下来，并且跳出驾驶室，绕后门挤进车内，大声喊：“捣乱分子在哪里？”
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众人豁开，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要揪扯他们。
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紧张得满头大汗跑过来。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大喊：“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咱们省委书记！”秘书长一着急，竟然自己先“露密”了。
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他们嘲笑地说：“别他妈的糊弄人了！撒泡尿照照，看这家伙象不象个省委书记？都上车！到公司去！一人罚款拾元！”
“胡闹！”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道。他掏出圆珠笔和笔记本，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别咋唬！快上车！”司机喊叫说。
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
这时候，那两个护架乔伯年的小伙子走到前面，其中的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递到司机和售票员面前——那两个人一下子脸色煞白，惊慌得手足无措。
乔伯年这才知道，这是两个便衣保卫人员。他看了一眼张生民，生民咧开豁牙嘴笑了笑。
秘书长自认为这个“蛇足”不多余，否则今天就麻烦了。
乔伯年掏出手帕擦了把脸上的汗，对司机和售票员说：“你们赶快走吧，已经耽搁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立刻象兔子一样窜上车，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大家在人行道上围住省委书记，纷纷问他身体受伤没有？乔伯年笑着说：“没受伤，只受了点气。”他问大家：“现在咱们到什么地方了？”
“快到八路口了！”市交通局长说。
“那咱们还得走回去两站，才能倒坐电车？”
秦富功满脸愧色，赶忙说：“乔书记！我要为你的安全负责，今天无论如何再不要去挤电车了。我们市上的几个同志心里都很沉重。今天对我们的教育太深刻了！你尽管还没批评我们一句，但实际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无情的批评。请相信我们一定会尽快改变市内交通状况的……”这时候，一溜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人行道旁。遵照张生民的指示，省市领导的小车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刚才那辆四路公共汽车。现在，生民已经让保卫人员用步话机把车调过来了。
乔伯年只好说：“那好吧……这算是一次现场办公会。同志们，还要说什么吗？事实已经全说明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乔伯年做了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
当天晚上，乔伯年参加完省上的一个工业会议，回到家吃了几片药，正准备上二楼去休息，客厅旁的电话间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他拿起电话，原来是市委书记秦富功。
秦书记在电话上告诉他，他已经严肃地处理了今天那几辆捣蛋公共汽车的有关人员，而且开除了他们坐的那辆车上的售票员。为了杀一儆百，他准备将这件事在晚报上公开报道……乔伯年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来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问秦富功：“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他放下话筒，两只手撑在桌子上，望着窗外满天星斗，陷入到了焦灼的思虑之中……
………第三章
第三章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毛毛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女儿，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息养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行署办公室刚把他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籍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他。
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田福军诚恳地说：“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象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玻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田福军说：“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正文主持一段……”“那还是你主持嘛！也没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
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只好告退了。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苍桑碍…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啊！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工作中，一块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呀！
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冯世宽面有惭色地说：“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这一点在目前仍然很重要），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恐怕他也早被提拔到这一级当领导了。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地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
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
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他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同心协力工作呢？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西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
他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他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
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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