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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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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寻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
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３００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常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卷四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象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忙家里的事，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象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象她姨姨兰香一样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她上学，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她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递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她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得给她吃了三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它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呀！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三十来岁，正是身强体壮之时，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但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光身子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调过身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着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她总要怔怔地发半天呆。她羡慕它们。唉，死满银呀，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侍候你，只要咱们晚上能睡在一个被筒里……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她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她家来串门，没话寻话地和她胡扯。在山里劳动时，她常能听见不远处沟坂上传来那种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苔，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你把你的白脸调过来。亲亲！
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得满脸通红，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这时候她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她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先后都对她死了心。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流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他没死，她就会等待他回来。她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她爱这个二流子还象当初一样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呀！
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会再饿肚子。腊月中旬，她就做上了年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她兴奋得碾米磨面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在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地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里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作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
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淌着。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爷家去过年……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门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踯躅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作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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