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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的浪漫-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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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拿帧只亍ǎ�表达他们作为一支年轻的乐队再一次投入到探索生命本真里的自我认识。
采访摇滚乐队，使我再一次重温大陆自由艺术家的贫困。比起圆明园艺术家，摇滚人生活状况还好些，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有家人朋友的接济。但是，贫困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贫困的感受只有自身才能体会。我的笔不能写出他们的窘迫，我的心也不忍我下手描绘。摇滚人，他们有的本可以继续吃政府的，有的可以寻求容易谋生的职业，但是谁让他们要选择艺术呢？艺术家就意味着贫困，他们中间有的人可能富裕，但〃幸福的鸟儿是唱不出歌来的〃。
第三章 京城摇滚人（８）
崔健〃出走〃
摇滚圈很小，小到问任何一个乐手、歌手的电话，他们都能随口说出。王晓京能说出我问到的所有人的电话或呼机。
圈子一小，北京城也就小了。每到一处，都能听到老崔（崔健）的讯息：老崔不准备搞摇滚了；老崔有孩子了；老崔的美国夫人抱着才15天的女儿串门；老崔要搞实业……
所有的讯息似乎都传达着一个意思：崔健要出走──从摇滚中。
为了采访崔健，我找到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编辑华宝龙。他告诉我崔健已去日本演出，回来后就帮我联系。
5月13日，华宝龙约我到雍和宫以北的护城河桥头，然后带我前往就在附近的崔健家。不过，临近家门前，他才告诉我：〃昨天给他们家打电话他不在，是他妈妈接的，说崔健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今天去他家是硬闯，他现在可能还没起床，正好把他堵在家里。〃
开门的是崔健的母亲，见是华宝龙，马上说道：〃崔健昨晚没回家，他现在结婚了有时不住家里。〃把我们让进屋后，她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给崔健拨了电话。华宝龙与崔健通话，讲了采访的事，崔健仍表示不能接受。
电话挂了。真没劲！我想。华宝龙说，好事多磨，要有耐心，先跟崔健母亲聊聊吧。聊什么呢？崔健母亲也说，崔健说了不接受采访，我说什么呢？再说我也不会讲话，要不找他爸爸去，他爸爸就在附近上班。
我坐着没动，也不说话。华宝龙与崔母聊了起来，我听着。崔母说到他们跟崔健一道去日本，崔健弟弟崔东在日本留学，学经济，〃崔东说，哥哥玩音乐，我学别的。崔健在日本演出，电视台采访，节目时间很长，我们都上了电视。〃说着说着，崔母拿出一本影集，让我们看她孙女的照片，问我们：〃都说鼻子象崔健，是吗？〃我回答说对。孩子刚满月，取名崔影上。孩子的妈妈是美籍，中美混血，爱好摄影，孩子的名字大概与这有关。
崔健家很小，一大一小两间房，他妈妈说以前小屋崔健崔东住，现在崔健回来住小屋，东四有一个住处，友谊宾馆有间崔健办公室。大一点的屋里墙上挂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的招贴画，崔健父母合影的背景是招贴画，两人中间正好是画中的崔健，转角沙发上搁着香港白金奖，唱片上刻有发行10万零1张字样。
我问崔母：〃崔健小时脾气倔吗？〃〃倔呀！〃她说，〃不过这孩子从小就有大志，说长大了给我们买房买车。〃
今天只有这句话有价值。崔健的演出效果使他象个〃神〃，至少象个大气功师做带功报告，而从人的角度说，崔健就是打小时候起有〃野心〃，并且把这〃野心〃一以贯之于他的音乐生涯，所以他成功了。我们绝大多数人总以为自己是缺乏运气，缺少时机，或不够聪明，少了天才，其实都错了，任何成功都来自于能把〃野心〃一以贯之的毅力和行动。
当然，成功有大有小，要象崔健那样成功，小小年纪就成了〃中国摇滚之父〃、〃开山鼻祖〃，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大成功小成功又有什么差别，成功就本质意义而言都是一样的。再说，大成功又有什么好，崔健多累，跟所有大明星一样不得安宁，几乎没有个人秘密而言，一不小心就被人评头论足，如果我坚持着还得接受我的采访。做什么摇滚之父啊，我想崔健现在更愿意做崔影上之父──崔影上出生才15天时，她妈妈抱着她去给栗宪庭看，这可是真事。
第三章 京城摇滚人（９）
大家伙儿侃摇滚
梁和平（39岁，属马，Ｂ型血，普遍认为是大陆摇滚界精神领袖，但几乎没写过有关摇滚的东西，曾帮助组织崔健演唱会，至今其弟梁卫平还在为崔健做经纪人工作，本人在中央乐团供职，专业为键盘）：〃摇滚乐分为两种，有重精神的，有重形式的。最好的应该是精神与形式相结合的。如果光重形式，披长发，穿摇滚服，心里却不是那么回事儿，在我这里是不认的，这根本不是我们要的。摇滚应该重精神，这得从个性讲起：有的人受了很多苦难，但他总是逆来顺受不反叛。有一天他不受苦幸福了，他也还是这个心态；有的人日子过得很好，可就是不满足，看不惯现状。这就是个性。摇滚人需要这种个性。〃
黄燎原（27岁，88年毕业于华侨大学，毕业后曾在《桥》杂志社任编辑。92年开始做宣传摇滚文章，是圈内人承认的〃功臣〃）：〃摇滚乐诞生于美国。它的英文名字是'Rock And Roll'。这个词在1951年因著名的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艾伦·弗利德首次使用而开始流行起来。摇和滚的原始意义，是黑人土著的'做爱'。摇滚乐来源于黑人音乐'节奏与蓝调'（Rhythm&Blues），后来与美国白人音乐'乡村与西部'（Country&Western）融合而成形。经过欧美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当代风靡世界的独特的青年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摇滚乐也进入了中国大地，它深受广大青年的喜爱。我国的一些前卫音乐家也开始了这类音乐的创作实践，他们融中国民歌、戏曲、曲艺、摇滚于一身，开创了中国韵味的摇滚世界。我从小喜欢音乐，尤其喜欢摇滚乐，前两年我就写过一些有关摇滚的介绍，但根本没地儿发，摇滚乐一开始就不被提倡。当初写摇滚，没少遭人误解，连很多朋友都说我，领导更是把我当成不务正业的人，后来我干脆从《桥》出来了。下一步我准备要批判摇滚了，为什么批判？比如他们有人吸毒、素质低，搞摇滚的，很多都说不出什么是摇滚，摇滚精神是什么。〃
金兆钧（35岁，《人民音乐》编辑，活跃的音乐评论家）：〃摇滚乐在西方，它是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可以说是吃饱了撑的，在物质生活丰富以后，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人的位置，对传统发生质疑，如'猫王'艾维斯·普莱斯利的反清教，60年代的反战、民权运动等。再往后是吸毒，吸毒是不承认这个世界，人为地制造一种现实，用吸毒达到逃避现实，进入一个舒服、自在的世界。在中国，摇滚界把西方与中国的哲学融在一起，如崔健认为摇滚是一种精神，他信奉儒家，忧国忧民，崔健实际上是个比较传统的人。梁和平信奉王阳明，追求人生的绝对真实与内在的东西。王迪则说摇滚什么都是就不是音乐。'唐朝'强调重金属，用大唐帝国来批判现实。'黑豹'是温和摇滚。再往下，就是无所不包的媚俗的大众音乐。但摇滚人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摇滚带有一定的叛逆色彩。摇滚乐与流行音乐有着根本的区别：摇滚乐继承的是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它的音量大，音乐是不谐和的，观众是参与式的；而流行音乐，是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美好世界，音量小，音乐谐和，观众接受的方式是欣赏性的。另外，玩摇滚的人都很刻苦，创作态度诚实，对自己认真、负责。〃
黄晓茂（著名歌词作家，时为香港大地唱片制作有限公司音乐制作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摇滚乐的前景应该是不错的，但就看官方对它是否认可。世界上不提倡摇滚的有一个半国家，一个是中国，半个是朝鲜，在中国，不提倡就是不允许。摇滚乐反传统、反限制、适合年青人，有所谓的煽动性吧，其实说白了并没什么，它就是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一种喜好。〃
华宝龙（40岁，文革中蹲过监狱，至今未婚。时为中国文采声像公司音乐编辑室主任）：〃中国绝对需要摇滚！摇滚乐最初在西方也被视为洪水猛兽，政府也禁止，这只能说明它是一种进步的东西。摇滚乐不同于歌呀妹呀那些东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摇滚是个性化很强的东西，崔健为什么受人们喜欢？就因为他对社会的反思，他身上具有很强的个性。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这种东西，为什么建国40年来发生了那么多惨剧，就是因为有个性的人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绝对需要摇滚。〃
歇斯（27岁，中国戏曲学院打击乐教师。1990年4月组建〃黄种人〃乐队并任该乐队主唱及主音吉它，喜爱重金属，作品有《孩子》、《泪》等。92年10月，〃黄种人〃曾与日本摇滚乐鼻祖冈林信康在北京、天津、深圳、广州做巡回演出，颇获好评。该乐队现已解散）：〃摇滚有很多很多种，真的摇滚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摇滚只是现代人给它扣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历史上就有很多摇滚，但那时不叫摇滚。比如杜甫，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种个人对生活的评价，那种精神就是一种摇滚。屈原就是摇滚大师，还有《硕鼠》，大耗子，大耗子，你丫吃我喝我，还他妈说我不好，还天天搜刮我。摇滚表现的东西，有的人也体会到了，可他说不出来，也没有地方说而你说了，他就拥护你，要不怎么会出现学生领袖哇，因为他他妈敢说会说，咱底下不敢说，他一说我就跟了你，反正出事是你的事，我操，不出事时跟着拥护，蹭吃蹭喝。摇滚有思想的、音乐的，中国民间音乐里也有摇滚，你听河南坠子那老头唱得真摇滚，那嗓子，嘿（学唱）──孙二娘，一刀就解决！〃
王迪（30岁，8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世界知识画报》社做两年美术编辑后辞职从事流行音乐活动。86年5月，在为庆祝〃世界和平年〃举行的〃全国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首唱《一无所有》时的伴奏者之一。时任香港大地唱片制作有限公司音乐制作人）：〃摇滚精神简单地用一句概括它的灵魂就是'我操你妈'。但摇滚乐现在已经是一种具有文化性的表现了。它越来越商业化，外表和内在的修饰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摇滚乐难以生存，这是良性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我们常说摇滚圈是个大村，农民心态很重，投机性很大，只要有台湾公司签约，摇滚乐队会疯狂地涌现。中国可能有摇滚乐吗？不可能。中国的摇滚乐没有根基，因为中国的文化中缺少批判精神，因此也就缺少了摇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缺少了摇滚中灵魂的东西。中国目前之所以有摇滚乐存在，是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在历史上相对特殊的时期。中国的摇滚乐是纯'拿来'的。〃（摘自93。1，《创世纪》黄燎原文《摇滚歌手的自白──王迪、蔚华采访日记》）
徐一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职业画家。时居圆明园艺术村）：〃北京的摇滚乐队为什么这么多这么火？是因为北京这种特殊的背景。现在人们的压抑来自两方面：思想和性，摇滚乐正是这两方面的东西。西方最早出现摇滚时，也是因为思想的困惑，性的压抑。〃
候牧人（41岁，老知青，中央歌舞团钢琴家。曾统筹、主唱《红色摇滚》与《候牧人专辑·我爱你中国》，其中《我爱你中国》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月金曲》评为首期10首金曲之一）：〃《我爱你中国》不算摇滚，《红色摇滚》那盒磁带用'摇滚'两字，出于商业目的，开始想了很多名字，都不贴切，最后起了这个名字后觉得很好，因为里面有很多革命歌曲。我怎么看北京摇滚现象？是现象吗？不知道（笑）。我觉得很必然。摇滚乐在大陆还不是它本来的面目。有很多变形的地方，挺生硬的，北京摇滚乐队创意性不够，模仿的程度比较多。摇滚乐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种移情，摇滚乐其实是很平民化、形式自由的东西，给你自由让你参与，它应该是从很底层的视角去观察生活，摇滚乐介入政治、反战、环境保护等，代表最底层老百姓的利益。〃
徐沛东（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著名青年作曲家。作品有《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我热恋的故乡》等）：〃我本人不是很热衷于摇滚乐，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于这种音乐。从严格意义上讲，摇滚乐不是一种完整的音乐，它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应，也因此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共鸣。摇滚乐有一个特点：往往台下的观众比台上的歌手还累，还激动。但我听了却激动不起来。我认为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应该强加限制，而应该引导让它健康发展。虽然我对摇滚乐有些吃不消，却很喜欢它的一些特征，比如它的时代冲击力、反叛性以及剽悍强劲的音乐风格，所以我在中央电视台近期将要播放的《古船·女人·网》的主题曲创作中，就吸收了摇滚乐的一些创作手法，我希望构成一种中国农民的摇滚，能够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摘自《湖北广播电视报·增刊》刘卫平、田慧：《徐沛东访谈录》）
第四章 实验戏剧与影视（1）
当我记录着北京的美术、音乐、舞蹈这些行当的自由艺术家们的生活时，有一块似乎更神秘的领地时不时地传来讯息。我知道我不能忘了它……
牟森：在戏剧中寻找彼岸
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北方男子现在除了彼岸以外，一无所有，他活象一个人群中的唐·吉诃德。在一个理想主义和终极价值几乎完全被欲望淹没的时代，这个唐·吉诃德企图重新唤起人们对彼岸的记忆，他在做神让他做的事。
──于坚
93年5月5日，我在艺评家栗宪庭家里采访摇滚人何勇，第一次见到牟森。这时我正忙于写京城的摇滚人，总算在老栗家把何勇给堵住了。但也就是在这时，我感到下面要写的一个题目是前卫戏剧，这个牟森肯定是今后要了解的。
93年6月里的一天，大学同学冯德华（《文艺报》记者）来电话说牟森在电影学院演出《彼岸》（高行健原作，于坚改写，全名为《彼岸和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但是当时我住丰台，距离太远，手头又被摇滚的稿子缠住，心想来日方长，放过了这一机会。
93年7月，总算全部结束了京城摇滚人的采访写作，这时我开始重读家里有关荒诞派戏剧的书。我先生看我在做采访牟森的准备，说肯定要读波兰戏剧家格洛托夫斯基的那本《迈向质朴戏剧》。这本书家里也有。
93年10月26日，在西三环外普惠北里首次拜访牟森。这时他与蒋樾（独立制片人）合住一套两室一厅。那天，他一直在阐明一个观点：我的戏跟《阳台》（＇法＇让·日奈编剧，93年中央实验话剧院孟京辉导演）跟别的什么小剧场是两码事，对实验戏剧我要展开批判。
对我的采访要求，他一再谢绝，说现在还不需要这种东西。
后来我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硕士麻文琦的书《水月镜花──后现代主义与当代戏剧》，里面对牟森评价很高，说〃以牟森'蛙剧团'为开端的民间戏剧实验成为一页不可缺失的中国当代戏剧野史。因为有了这一页，中国后现代戏剧的发展才有可能从80年代初期的尝试过渡到90年代的复兴。〃但是，麻文琦的书里只有很少一点关于牟森的议论，比起对林兆华和孟京辉的评论，显出篇幅比例的失重。看得出，他甚至没有跟牟森交谈过，也没有看过牟森的戏。
93年11和12月里，我几次与牟森联系，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结果。我没有去找其他人。我估量着写现代戏剧，不写这个牟森不行。等吧，还得耐心点，别不小心把印象和关系搞砸了。首次拜访时，他问我有没有看过《彼岸》的演出，我据实回答，结果他说，没看戏，谈什么呢？
这样，我们算是约好他有戏时就通知我。
1994年4月14日，白天在东方歌舞团排练场采访金星（现代舞者），准备晚上去总政歌舞团看牟森排练《零档案》（根据于坚同名长诗创作）。遇文慧（东方歌舞团编导），问吴文光（独立制片人）近况，她说正与牟森一起排话剧呢。我说对了昨天牟森要我今晚去看排练，文慧说你别去了，牟森昨晚10点得到通知；总政歌舞团停止他们使用排练场，为这事昨天折腾一宿呢。我有些不信，打电话给牟森，果然如此。电话里牟森无精打彩，说晚上还要出去找演出场地。
牟森的戏还真是很难看到。年底，他又通知我去看《零档案》，在圆恩寺剧场，但是临演出前，家住圆恩寺的中央原某领导去世，那儿戒严，于是演出吹了。等戒严过去可以开演时，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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