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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子的反贪局长要是也这么当的话，那可就太有问题了。
　　当他抬起头来有些询问地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时，才发现他们好像已经默默地注视他好久好久了。
　　办公室里的气氛随着这个电话，似乎已经完全变了。
　　李高成突然觉得，对眼前的这两个人来说，这个电话打得真是太及时了，几乎就等于是救了这两个人的驾！
　　他不禁有些纳闷，妻子是怎么知道了一大早有人找他的事情的？他走的时候，妻子分明还在酣睡之中。
　　肯定是有人告给了她的。
　　那么是谁告给的她？告给她的意图何在？她又为何打来这个电话？仅仅就只是不想让他一个人介入吗？
　　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电话铃这时又响了起来。
　　市委书记杨诚的电话：
　　“老李，我一直在等你呀，是不是今天上午过不来了？”
　　“昨天中纺的那些职工代表又找来了，另外有些情况还想再核实一下。”李高成看了看表，然后说道，“你看这样吧，20分钟后我就过去。”
　　“要这样我看就放到下午吧，都快11点了，这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谈完的事情，正好中纺那几个职工代表也到我这儿来了，我不妨也先听听他们的。咱们干脆到了下午再好好谈一谈，你看怎么样？”杨诚的语气非常柔和，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气。
　　“可以，下午一上班我就过去。”
　　李高成放下电话，肚里悬着的那颗心好像一下子也放下了。
　　原来那几个人也找了杨诚！此时此刻他们就在杨诚的办公室里坐着！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起来。猛然间，妻子的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越是个人的责任，事情就越大越多；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是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不禁对自己刚才的感觉有些警惕和惭愧起来。妻子把这些行为举止变成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你感到是那样的厌恶和可怕，然而当你每天的言行举止确实是像妻子所说的那样时，你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什么。同前者相比，这岂不是让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事情？
　　他再一次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也同样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良久，他朝他们挥了挥手，有些无力地说：
　　“你们要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那就回去吧。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来。”
　　党委书记陈永明终于急了：
　　“李市长，你问的话，真的是不好回答呀。你要是只对我个人，那我当然敢向你保证，我个人没有任何问题，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但你要让我说中纺的班子有没有问题，整个中纺有没有问题，那我真的没法回答，真的不好回答呀。这么多的干部，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我真的是不能断定有没有问题呀。”
　　瞅着党委书记陈永明那张沮丧的脸，李高成突然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确实是问大了。自己当时的出发点，其实也是自己一开始介入中纺的问题时就感到最担心的一点，那就是害怕中纺的整个班子都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纺的班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集体腐败的问题。如果这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是一种看法；如果这不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则就是另一种看法。这一点也许正是中纺问题的关键，对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下一步至关重要。所以他把中纺的这两个主要领导找来就只问这么一句话，那只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思而来的。他只是想在这方面再往实里砸一砸，别再在这儿给我出了大问题。至于他们能不能、好不好回答，他并没有更多的去考虑。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不好回答，或者觉得回答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讲，兴许并不是坏事。
　　末了，李高成又把脸转向了总经理郭中姚：
　　“你呢？是不是也觉得没法回答？”
　　郭中姚瞅了一眼李高成，然后一把抱住自己的头，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
　　“市长，你真要我说实话么？”
　　李高成不禁愣了一愣，多少年了，郭中姚和中纺的领导们，见了他总是李市长李市长地叫，他还从未听到过他们去了姓，只单叫他一个市长。隐隐约约之中，他感到了郭中姚的话中有一种很硬的东西。
　　“是不是你以前给我说的那些都是假话？”对郭中姚的这种情绪和态度，李高成不禁感到有些恼怒，“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这样阴阳怪气。”
　　“既然这样，那我就实话实说。其实中纺的情况同别的地方并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真查就真有问题，你要是不查就没有问题，你要是小查，就是小问题，你要是大查，就是大问题。”
　　李高成再次愣了一愣，他没想到郭中姚竟会这么说。
　　陈永明大大地瞪着两眼，他也好像根本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
　　办公室里顿时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十三
　　下午两点十分左右，李高成走进了市委书记杨诚的办公室。
　　不迟也不早，这个时候来应该最合适。在中国，人们午睡的习惯是同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对忙忙碌碌、十分劳心的领导干部来说，午睡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单位里吃点饭，然后轻轻松松地再在办公室里躺上一会儿，这种午间休息既是调整思绪所需要的，也是补充体力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一般都会设置一张简单却是十分必需的床或者是能躺的沙发。而在办公室里休息，既安静省事，也避免了家人的唠叨和造访者的搅扰，这对政务纷繁又时时不得安宁的领导干部来说，真是太宝贵太需要了。知道这一点的人，如果没有要命的事情，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领导的。
　　两点上班，两点十分到，正好。留点时间让人家醒醒脑子，赶赶睡意，擦把脸，泡杯茶。等你进去了，其实也正好说话，免得人家心不在焉，忙这忙那，到了还是要耽误半天。
　　然而等李高成走进杨诚的办公室时，才发现杨诚好像根本就没有睡午觉。
　　杨诚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等到李高成走近了，才发现摆在杨诚面前的正是那两份厚厚的请愿书和上访材料。
　　杨诚看的原来是这个！
　　李高成的心里不禁动了一动。
　　杨诚伸了个手势，让李高成坐在沙发上，然后泡了两杯茶，也一块儿坐了过来。
　　两个人挨得很近很近。
　　杨诚比李高成年轻将近十岁，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属于既有学历，又有阅历；既有思想文化，又没有受到太多迫害冲击的那一拨幸运者。由于文革的断层，当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时，他们正好是中流砥柱。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当领导干部时，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里被找了出来，全都被选拔到最需要和最重要的岗位上，以至于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他们当初想也没想过的位置上。那时候的提拔，比起现在来，真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那时候的提拔干部，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被提拔者也似乎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往上跑。国家急需，又是青黄不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连被提拔者个人也毫不知晓。以至于等到找他谈话时，常常会吃惊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再等到一个通知下来，就已经是位置显赫的领导干部了。干中学，学中干，哪有什么考验期、试用期，也一样不问有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使不是党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人了就是了，有什么关系？而如今我们国家的一大批分布在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提拔起来的，杨诚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在李高成的心底里，对这批干部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大都是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情况下被提拔起来，所以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位置来得比较容易，对丢官保官也就看得不会那么重。有真才实学，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阅历，虽然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但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当然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国家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又是什么。自己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懂得怎样才是对知识的尊重。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是改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杨诚尽管调来时间不长，但李高成凭自己的直觉，对这个还算年轻的市委书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让他感到放心和可靠的是，杨诚这个已经是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也像他一样，身后并没有什么太太太深的背景。只这么一条，就让他感到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感情上也亲近了许多。人们都说如今的体制，让省长和书记、市长和书记、县长和书记以及乡长和书记成了天生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党政部门和政府部门很少有不闹矛盾的。书记管干部，市长抓经济；一个管人，一个理财。想想并没什么可冲突的地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接触，可就处处是矛盾，时时有抵触。比如市长抓经济，抓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一批懂经济、会管理、有市场意识的企业领导人才。但如何起用这些企业人才的决定权却不在市长手里，而是在书记手里。这一根本的矛盾，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矛盾的长久性、尖锐性和广泛性。然而在李高成当市长这么多年来，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一来是他这个人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正像妻子说的那样，只知道谋事，不知道谋人。二来也可能跟他搭班子的这几任书记有关，比如像上一任书记，他当市长时，书记就已经58岁了。年纪大了，知道自己离离退休不远了，一切也就都跟他商量着来，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像现在的杨诚，又只四十六七岁，年龄又几乎比他小了将近十岁，何况在杨诚调来之前，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好多人都看好他李高成，对这一点，杨诚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段以来，两个人始终配合得很好。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尤其感觉得很明显，杨诚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在一些比较大的人事决策上，杨诚都确实做得非常民主，既公开也公正，并没看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再者，李高成觉得他本人在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上，向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没什么难以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了。
　　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市委书记杨诚的感觉确实不错，至少现在感觉不错。
　　杨诚是个很直率很果断的人，商量什么事很少跟你客客套套、闪烁其词，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两个人一坐下来，杨诚第一句话便说道：
　　“听说昨晚工人们闹得很凶，是不是你都看到了？”
　　“没错，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要再晚去一会儿，说不定真要闹出事了。你没见那阵势，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李高成自然也实话实说。
　　“听吴新刚说，差不多有一两万人？”
　　“只多不少，反正公司能出来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冰天雪地的整整一夜，老的小的，好像都不怕冷、都不瞌睡，劲头憋得都很足。看得出来，干群关系实在太紧张了，根本就坐不到一个桌上去。”李高成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的气氛和情绪里，心里一时又感到格外的沉重。
　　“老李，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杨诚的眼睛离他是这样的贴近。
　　“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他只能这么说。
　　“老李呀，我看咱俩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矛盾激化到这样的地步，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说明在中纺公司这样的一个国有大企业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存在和积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想，要想真正解决中纺的问题，首先就应该闹清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样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纺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这很可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听着杨诚的这些话，李高成反倒好半天无以应对。他没想到杨诚竟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平时想着很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既保不住这个班子，又让我们失掉了民心。老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决心了？”
　　从理智上讲，应该说杨诚的看法和想法确实是成立的，从某个方面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要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感情上李高成却无法接受杨诚的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即便公司的那些领导十恶不赦，但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这么过早地下结论、而且是如此严厉的结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草率、过于武断了？何况你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你并没有同公司的领导干部进行过任何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就这么急急定论，想把公司的整个班子全都摞到一旁？还有，这次工人闹事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工人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背景，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闹清楚，怎么就可以这样盖棺定论地下结论？特别是让李高成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是，中纺的问题是我一个人亲自去处理的，中纺的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我应该是最熟悉的，中纺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我也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中纺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对中纺的问题如何下结论，首先应该由我来做，至少也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作为一把手的市委书记，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听我的汇报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下结论呢？沉思片刻，他便对杨诚说道：
　　“杨书记，是不是你听了今天上午那几个职工代表的反映，所以就觉得中纺的这个领导班子已经不可救药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话里不满和嘲讽的意味，同时他对自己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