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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74　1／4×46　1／4英寸的木框帆布油画是美术界灿亮画廊中的一面阴暗的镜子，少有人提到它，也少有它的复制品。
　　席格的某些画作的确就像他那些隐匿的房间一样神秘，然而不让这些画作公诸于世的决心却不单单是收藏者所有。席格本身对于那些画作是否可以公开展出的意见不少。即使是已经送给朋友的作品——例如《开膛手杰克的卧房》——他都可能向朋友借来参展，或者要求不得公开。他的某些作品或许也是他“有本事来抓我”游戏的一部分吧。他有胆量绘制开膛手犯罪现场的油画或素描，却不见得有勇气毫无保留地展出它们。当我们开始进行搜寻，这些不甚体面的作品也才相继浮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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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年轻俊美的罪犯（1）
东区的居民多的是由于罹患肺结核、肋膜炎、肺气肿和肺尘病等传染病和疾病而脱离苦海的，许多儿童在家中或在工作时被烧死或烫伤致死。
　　饥饿也很要人命，还有霍乱、哮喘和癌症。许多父母和他们的小孩由于营养不良以及生活在污秽、害虫滋生的环境中，毫无免疫力可以对抗那些并不足以致死的疾病。稍一受寒或感冒便转变成支气管炎、肺炎和死亡。东区的许多婴孩出生不久便夭折，而在这里苟活的人们对伦敦医院也都不抱好感，总是尽可能回避。入院意味着病情加重，让医生碰触就表示快死了，这往往也是事实。长了脓疮需要截肢的趾头很可能恶化成骨髓炎，终致不治；准备缝合的伤口很可能感染葡萄球菌，还是难逃一死。
　　一份自杀案例的入院记录显示，一八八四年有五名男子试图割喉自杀，女性则有四人割喉，两人割腕。一八八五年被认定为自杀或意图自杀的女性当中有五名采用服毒，一名采用溺水方式。八名男子割喉，一名举枪自残，还有一名上吊。一八八六年有五名女性试图割喉自杀，十二名女性和七名男性服毒，另外十二名男性割喉或用刀枪自杀。
　　实在很难认定到底谁是真的自杀，哪些人是遭到谋杀。倘若死者是东区贫民窟居民，而且又有证人，警方往往会采信证人的说词。倘若一个习惯酗酒虐妻的丈夫将两盏煤油灯丢向妻子，她在一息尚存时告诉警方那完全是她的错，那么她的丈夫就不会被起诉，她的死也会被归为意外事件。
　　除非案情显而易见，否则很难判定某个案子的死亡方式和原因究竟为何。如果一个女人陈尸在屋内，喉咙割断，刀子就在身侧，那么警方会推断她是自杀。类似的推论，包括没有恶意的娄林恩医生的推论，不只让警方办案误入歧途——如果那真称得上办案的话——对于伤口形态或死亡的错误诊断和认定更会误导案子的判决。在娄林恩医生的时代，与其说他粗率，恐怕法医学还不发达才是导致他作出错误结论的真正原因吧。
　　要是他在玛莉安的尸体被移开、用急救车送走之后检查了人行道，他应该就会注意到菲尔警员发现的那滩血和干涸的血迹。娄林恩医生可能会发现血迹或者血流入排水沟的痕迹。当时能见度很糟，因此他也许该考虑将那液体吸取一些，首先判定那是不是血液，接着看血清是否已经分离。因为血液开始凝固时便会有这现象，这也可以提供另一项关于死亡时间的参考。
　　尽管测量犯罪现场的环境温度和尸体温度并非当时侦办死亡案件的标准程序，娄林恩医生仍旧应该把尸僵，也就是尸体硬化——因为身体不再制造三磷酸腺苷酸（ＡＴＰ，adenosine　triphosphate）供肌肉收缩之用——程度记录下来。娄林恩医生也应该检查尸斑，这现象是由于血液循环停止，受地心引力影响而沉积在身体某些部位的缘故。例如在上吊的案例中，倘若死者下半身转为紫红色，表示他或她的颈子只被吊住大约半小时。尸斑通常在死亡后八小时形成。因此尸斑不但能透露玛莉安·尼可斯的死亡时间，也能帮助娄林恩医生判断她死后是否被人搬动过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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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年轻俊美的罪犯（2）
有些艺术专家在这三封开膛手信件中乍看粗劣的字迹里辨认出专业画家的笔触和席格的绘画技术。
　　

十四　尖声惊呼（1）
英国的死亡调查制度可以追溯到八百年前理查一世统治时期。那时法令规定，在英王辖下的每个郡的郡宰都必须负责处理“王室诉讼”（译注：pleas　of　the　crown，涉及国王及王室利益的案件，比如重大刑事案件或国王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当时这些人被称为“crowner”，后来逐渐演变成“coroner”（译注：即验尸官）。
　　验尸官是由郡内的自由农（译注：freeholder，封建时期持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相对于由农奴转化而来的终身佃农；两者构成当时主要人口）选举出来的。他必须具备武士精神，能够保障这些农民的权益，拥有崇高声望，当然，还必须在他们向王室缴纳岁贡的时候保持客观中立。突发的死亡事件，倘若结果证明是犯罪事件或自杀，或者发现尸体的人犯了错失——例如根本不通报，装作没看见——都往往是王室获得额外收益的时机。
　　一般人倘若不慎被尸体绊一跤，必定会发出惊呼尖叫，这是自然反应。但是在中古时期，不这么做却意味着可能招来严惩和金钱损失。当有人猝死，民众必须立刻向验尸官通报。他会迅速响应，并且召集陪审团举行死因调查法庭。想想真是可悲，有多少死亡事件被贴上罪恶的标签，实际上死者也许只是吃羊肉时噎着、中风，或者由于罹患先天性心脏病或动脉瘤而失去年轻的生命。自杀和谋杀都是违逆上帝和君王的罪行。如果有人自杀或遭到谋杀，由验尸官和陪审团判定死者或杀人者的罪行成立，那么犯罪者的财产将全数缴入王室金库。这也使得验尸官置身于十分微妙的处境，让他有机会趁隙讨价还价一番，略施小惠然后荷包满满地离去。
　　就这样，验尸官的权力让他成为法律的仲裁者和执行者。试图在教堂里寻求庇荫的嫌疑犯很快便会发现验尸官就站在眼前，不但要他供出一切，更以王室的名义窃据他的财产。此外，验尸官也参与了法庭上的严酷拷问，要求嫌犯将手伸进火中或忍受其他酷刑而不露出痛苦表情或伤口，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些过程中，验尸官则坐在那里冷眼旁观。在那个法医验尸和警方调查工作未臻专业化的时代，一个女人从城堡阶梯不慎摔下的事件最后很可能演变成谋杀案——如果她的丈夫未能毫发无伤地熬过酷刑折磨的话。
　　昔日的验尸官就好比现在的法医病理医师，却不具备任何医疗训练，开着灵车到犯罪现场去，盯着尸体，聆听证人说话，查出死者有多少身价，判定被蜜蜂螫而猝死是毒杀事件，将他妻子的头按在水底下来测试她是否无辜，如果过了五或十分钟她还没溺死，就证明她无罪。倘若她溺死了，他就判决犯罪案成立，这个家的财产得全部没收，归女王或美国总统所有，看案子发生的地点而定。在这样的验尸官制度之下，陪审团难保不会被收买，验尸官也可藉此累积财富，无辜的人们成为俎上肉。如果可以，最好还是别突然死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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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尖声惊呼（2）
随着时代演进，情况也有了改善。到了十六世纪，验尸官的职务窄化成猝死案件的调查，不再牵涉执法和严刑审问等项。一八六年，也就是华特·席格出生那年，有个委员会提议将验尸官选举视为和国会议员选举同等重大。死亡调查和证据搜集的素质和重要性逐渐被看重，也使得验尸官职位的价值和威信提升不少。一八八八年，就是开膛手连续谋杀案发生的这年，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王室将不再由验尸官调查死亡案的判决获得任何财务利益。
　　这些重要的法律规定极少在开膛手案中被提到，甚至根本没人提起。客观的死亡调查变成首要之务，王室可能从中获取利益的疑虑不复存在。法律的变革带来心态的改变，允许并且鼓励验尸官专注于社会正义，而不需承受来自王室的蛊惑压力。涉入玛莎·塔布伦、玛莉安·尼可斯或其他开膛手受害者的调查法庭对王室毫无好处，就算这些女人是上流社会的名媛，财富影响力兼具也一样。至于验尸官，一旦被媒体报道成无能贪婪伪诈的暴君，则更是得不偿失。像怀恩·白斯特这样的人都是靠着可敬的执法实务经验才有了一席之地。他们担任验尸官职务的期间没有累积什么财富，却冒着万一他们的清廉和能力受到非难时可能丢掉生计的风险。
　　一八八八年验尸官制度已经更上层楼，这更让我深信，无论是在开膛手案发生期间或人们相信它已结束之后，其中绝没有试图“掩护”某种重大秘密的警察调查或政治阴谋存在。当然，我们的确看见许多官僚干预的案件，企图阻挡警方调查报告以及一些从来不曾对外公开的机密性备忘录被出版，以免尴尬事态扩大。谨慎和防止泄密的做法也许并不寻常，但这并不就表示其中蕴含丑闻，许多清白的人们也常删除电子邮件或使用碎纸机啊。尽管如此，我始终觉得亚伯兰督察闪烁回避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关于他的谣传太多了，我们知道的又那么有限，他似乎就这么在他所主导的开膛手案调查工作中缺席了。
　　菲德烈克·乔治·亚伯兰是个品格高尚、谦逊有礼的绅士，在一八六三年加入大都会警察工作之前从事时钟修理工作，精巧的手艺极受信赖。在三十年的警察职业生涯当中，他总共得到八十四面法官、治安官和警察署长颁给的奖状和奖章。就像亚伯兰若无其事地给自己的评语，“我想‘我’大概被看成异数吧”。
　　他受到无比尊崇，他的所有同僚和他所服务的民众都爱他。他不是那种强出风头的人，只是喜欢把每件工作做到最好。让我觉得讶异的是，这样一个为众人所熟知的人物竟然没留下半张照片。我不相信苏格兰场档案室和档案夹里的所有照片会自己“出走”。我想一定有不少被“顺手拿走”的照片在外面流传，它们的价格也必定一路攀升。同时每张照片似乎总会在某个地方的出版物上出现至少一次。
　　

十五　编织和钩花（1）
玛莉安·尼可斯的遗体在白教堂救济院的停尸房留置到九月六日星期四，她那逐渐腐烂的躯体终于得到隐居和安息。
　　她被放进一具“看似坚固”的木棺，抬上一辆马拉的灵车，被运送到七英里外的伊福墓园准备安葬。这天太阳只露脸五分钟，整天下雨又罩着浓雾。
　　次日，周五，英国警察协会举行了第五十八届年会，许多重要议题在会中提出，例如避雷针妥善安装和检查的重要性，还有雷电的无常以及它和野鹅对电线可能造成的损害，电力照明器具的维护问题也被提出。有个物理学家和一名工程师辩论起电到底是一种物质或能量形式的问题。此外大会还宣布，贫穷和不幸是可能消失的，只要“人类能够克服懦弱、疾病、怠惰和愚蠢”。好消息是托马斯·爱迪生的新工厂已经启用，准备年产一万八千台单价二十或二十五镑的留声机。
　　这天的天气比前一天更糟，各处都不见阳光，暴风在北方呼啸。大雨和冰雹狂泻而下，伦敦人在一片寒冷的雾气中来去、上下班，然后上剧院。莱辛剧院的《杰柯医生与海德先生奇案》仍然吸引大批戏迷，另一出模仿它戏名的新戏《海得与喜柯》也在皇家剧院开演。正在欢乐剧院演出谋杀和食人肉场景的《她》则被当天报纸评论为“可畏的戏剧实验”。华特·席格非常喜爱的一家音乐厅——亚罕布拉在晚上十点半开演，由一群歌舞女郎、克利夫船长和他那只“了不起”的狗主演。
　　安妮·查普曼喝了最后一杯酒之后沉沉入睡。伦敦的夜生活正热烈。这一周过得很不顺，简直糟透了。安妮今年四十七岁，缺了两颗门牙。身高五英尺，圆胖，蓝眼珠，深褐色波浪短发。就像稍后警方指出的，“她曾经有过不错的生活”。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黑夜安妮”。根据部分说法，她那离她而去的丈夫是个兽医，但也有些人说他是车夫，受雇于一个住在温莎镇的绅士。
　　安妮和她的丈夫自从分居以后就没见过面，她也无意介入他的生活，直到一八八六年丈夫给她每周十先令的津贴突然中断。某日，一个模样邋遢、外表像是妓女的女人出现在温莎快乐妇人酒店，打听查普曼的行踪。她说她从伦敦步行了二十英里路，中途在一家客栈过夜。她想知道她丈夫是否病了，或者拿这当借口不寄钱给她。温莎快乐妇人酒店门口的女人告诉这名妓女，查普曼先生在圣诞节那天过世了。身后只留下两个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的孩子：一个男孩住在可里波收容所，还有一个受过不错教育的女儿，目前在法国。
　　后来安妮搬去和一个滤筛工人住了一阵子。他离开她之后，她向她哥哥借了几次钱，最后他终于和她断绝来往，从此她没再和任何亲人联络。健康情况较好时，她也靠着卖编织手工和钩花来赚点零钱。熟人形容她是个“聪明人”，而且天性勤奋，可是当酒精逐渐操控她的生活，她也就不那么在意该用什么方式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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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编织和钩花（2）
在死前的四个月里，安妮频繁地进出医院。她大都在史毕多菲尔区的小客栈过夜，最近投宿的一家位在多瑟街三十五号。这条街就像扶梯的小横杆连接着商业街和克里斯宾街。史毕多菲尔区的阴暗旅店里总共有五千个寄宿床位。根据《泰晤士报》稍后对安妮死因调查法庭的报道，“只要一瞥……便已足够让‘陪审团’了解到，十九世纪文明值得人们骄傲的地方实在不多。”在安妮·查普曼的世界里，穷人就像“牛群般被驱赶”，而且总是在“饿死”边缘挣扎，受着贫苦、酒精和愤怒的滋养，暴力逐日壮大。
　　安妮遇害前四天的晚上，在客栈的厨房里和一个名叫爱莉莎·库柏的住宿客起了争执。对方要安妮归还她借走的一小块肥皂，安妮气愤地丢了半便士在桌上，要她自己去买。两个女人开始争吵，并一路吵到附近的林哥酒店。安妮掴了爱莉莎一巴掌，爱莉莎则出手殴打安妮的左眼和胸部。
　　九月八日周六凌晨，当这家位在多瑟街客栈的门房约翰·唐纳文要求安妮如果想继续住的话必须再预付八便士的时候，她脸上的瘀青依然清晰可见。她回答说：“我没钱。我生病了，身体又虚弱，一直在看医生。”唐纳文提醒她规定就是这样的。她回说她会出去赚钱，拜托别把她的床位让给别人。后来唐纳文告诉警方，她由巡警陪着离开客栈时“还带着醉意”。
　　安妮先是在小派特诺斯特巷右转，巡警最后一眼看见她时，她正转入布鲁许菲尔街，就是从东到西贯穿当时叫做诺顿弗门宗教特区以外的主教门街（Bishopsgate　Without　Norton　Folgate）以及商业街的那条路。要是她往北边的商业街再过几个街头，就会到达萧迪奇区，也就是音乐厅的地区（萧迪奇奥林匹亚、哈伍兹和葛里芬）。再往北一点就是豪斯顿区，也就是华特·席格在音乐厅散场后漫步走回他位在布洛赫斯特花园街五十四号住处的路径所在，以及深夜、凌晨时在某处漫游时常会经过的地区。
　　凌晨两点钟，当安妮进入伦敦东区街道时，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湿气凝重。她身穿黑色裙装、颈部有钩环的黑色长外套、围裙、羊毛长袜和靴子，脖子围着条黑色羊毛围巾并且在前面打了个结，里头围着一条她最近向另一个住宿客买的领巾。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三只有着廉价金属光泽的戒指。裙子口袋里塞着只小木梳盒、一块粗棉布和一小片撕下的信封纸，那是有人看见她在旅馆地板上捡起，用来包裹她从医院带回的两片药丸，小片信封纸上盖着枚红色邮戳。
　　就算有人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半当中见到安妮，也没人站出来承认。凌晨四点四十五分，一名史毕多菲尔市场的挑夫，三十七岁的约翰·理查森正走向汉百利街二十九号。这是一栋穷人的宿舍，和史毕多菲尔区的许多老旧房舍一样，曾经是一间类似仓库的工作坊，无数纺织工人在这里用双手纺纱，直到被蒸汽机取代而失业为止。理查森的母亲租下这房子，将半数房间转租给十七个房客。而他，身为尽责的儿子，每当早起时总要绕过来查看一下住户的安全。两个月前曾经有人闯进来，偷走两把锯子和两把铁锤。他的母亲另外也做包装生意，工具被偷了可不算件小事。
　　

十五　编织和钩花（3）
确定屋子安全锁着，理查森于是经由一条走道来到后院，坐在台阶上，拿刀割掉靴子上一块突出的皮革。他的刀是一把“旧餐刀”，后来他在死因调查法庭上作证说，“大约五英寸长”，不久前他才用它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