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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画总会被偷的-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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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警察们忙着绕圈子，国家美术馆的官员们绞着双手，挪威的民众们却在饶有兴味地看着热闹。这个高度重视尊严和礼仪的国度本该愤怒地回应，但挪威人却把这一幕当成了喜剧来欣赏。甚至奥林匹克滑冰场上的闹剧——这一年美国滑冰运动员托尼娅？哈丁雇男友用铁棍敲打竞争对手南希？克里根的膝盖——也相形失色。
那几名窃贼以及他们从梯子上掉下来摔了个屁股墩儿的录像就像是从喜剧默片当中截取出来的片段，在电视新闻里反复播放。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监控摄像头拍下来的动态人形的动作快了一倍，跑起来跌跌撞撞的。
在挪威境内的每个卧室里，每间酒吧里，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反复观看着这些小小的、黑白的人形把梯子架在墙上。人们看着模模糊糊的身影摔下来，看着他们把刚刚到手的宝贝顺着梯子滑下来。人们心情愉快地哄然大笑。
警察与坏蛋们的第一回合交锋，坏蛋们得胜。
4 牧师（1）
1994年2月
在警察总部，在国家美术馆，在奥斯陆的报馆、电台、电视台，电话铃声没日没夜地响着。有人在等巴士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袋，袋口露出一截厚重的木头画框。有个男人在酒吧里偶尔听到旁边两名男子之间可疑的交谈。一位刑满释放犯声称自己掌握着非常关键的信息，他非常乐于同警方分享，只要能得到一点小小的报酬。
挪威的小报马不停蹄不计代价四处打听。国家美术馆是怎么想的呢？警方在忙什么呢？谁应该为这次的惨痛事件承担责任呢？全世界的记者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抛出同样的问题。
文化部部长以及国家美术馆馆长躲起来商议下一步的对策，结果却绝望而凄惨。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政府不可能付钱赎回那幅名画，就算有人知道该与谁进行交易，议会也不可能同意把纳税人数以百万计的钱给窃贼。退一万步来看，就算这桩交易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也将会开创一个非常糟糕的先例，它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每一件艺术珍宝恐怕都将成为歹徒们掠夺的对象，因为用它们可以向政府勒索赎金。
既然不能使用政府的钱，用高额赏金换回《呐喊》的可能性就荡然无存。但考虑到即使是小数额的赏金也聊胜于无，国家美术馆决定从羞涩的荷包中拿出一笔钱来。馆方宣布，将会给予提供了可靠线索、帮助找回《呐喊》的人二十万克朗的酬劳，约合二万五千美元。与此同时，各种报纸反复强调这幅画的价值不低于七千万美元。
抛出的诱饵无人理睬。
与此同时，挪威警方通过各种关系打探消息，但除了虚假信息，就再没有别的了。如果奥斯陆的黑社会分子当中真的有谁偷走了《呐喊》，看起来其他的黑社会分子们貌似都不知情。这个消息当真不妙，局势甚至比开始的时候还糟糕。挪威警方极力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以打消对他们的漫天指责，并揭露出犯罪分子们的真面目。这不仅仅因为事关面子问题，同时也因为《呐喊》是非常易损的——以画面中间那些蓝色的海水为例，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些附着在画作表面的白垩粉，衣袖不经意的轻轻一蹭都能蹭掉——如果没有必要的保护，这幅画随时会遭遇不测。对于那些肯于把《呐喊》顺着梯子滑下去的窃贼来说，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运送方便而把画从画框当中切割下来，也可能会把它藏匿在一间发霉的地下室里，或者是一个漏雨的破阁楼上。
随后，度过了谣言纷飞和困惑不已的五天后，终于有了第一个突破口。两位挪威最有争议的人、两位由于发起组织了多次反堕胎示威活动而被赶出教堂的牧师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呐喊”。
早在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前，路德维希？内萨、伯雷尔？克努森就要准备一场“壮观”的抗议活动，以弘扬他们反对堕胎的主张。由于在过去十年中与这两位前牧师打过无数次交道，挪威警方对他们的底细非常了解。他们最典型的做法是跑到某家医院里，阻止医生实施堕胎手术。如果不出意外，院方会打电话报警，而这两位身穿黑色袍子、扎着白色立领的前牧师就将有机会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出头露面。
如果能被警方抓走，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能让公众注意到“新生活行动”，他们什么都愿意干。抗议和示威足以博取公众关注，但在民间大肆散发邮件也非常有效。内萨和克努森都非常喜欢一幅画，那是一幅拙劣的卡通画，描绘的是一只女性的手在无情地摧残一个弱小的、无助的小家伙。只要随便扫上一眼，人们就会发现，在画面中央那个痛苦地号叫的形象脱胎自《呐喊》。
4 牧师（2）
在《呐喊》失窃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一位记者“突发奇想”打电话给内萨：莫非那两个闯入挪威国家美术馆并窃走《呐喊》的夜贼就是内萨和克努森？内萨吭吭哧哧、语无伦次。这位记者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并且再次提出了他的问题。“无可奉告。”内萨说。
2月17日的早上，挪威的各大国际传媒的传真机都开始往外吐两位牧师的卡通画，奥斯陆的每一家电台、电视台也开始谈论或者播放这幅画作。这一次它增添了一行粗大的新讯息。“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报纸头条嚷嚷道，“是一幅名画，还是一个孩子？”
延宕已久的搜寻工作重上轨道，兴奋不己的媒体们都把目光投向了内萨和克努森。CNN播报了这一事件，BBC以及《纽约时报》同步跟进。对失窃一事，两位前牧师都拒绝作出正面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太开诚布公，”克努森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我们希望这个信号能够被正确理解，但我们还是需要保留一点点神秘感。”
克努森暗示要做一笔交易：如果挪威的国家电视台统一播出一部名为《沉默的呐喊》的反堕胎影片，那么国家美术馆也许会重新寻回他们失去的杰作。
记者们要求获得更多翔实的内容，比如克努森是否知道《呐喊》的下落。
“无可奉告。”
他是否会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而窃取这幅名画？
“是的，我绝对愿意。”
媒体记者们爱死这段故事了，但是警方对此却嗤之以鼻。那两位前牧师不过是“公关犬”，这是莱夫？利尔对他们的评价。利尔是负责调查此案的挪威探员，他确信内萨和克努森不是作案者。“通过那么多年的抗议活动，我们已经摸透了这两个人。对于报纸来说那是一段很好的故事，但是对于警察，那根本是无稽之谈。”
* * *
在距离挪威很远的地方，还有一小群人非常关注此案的进展。他们是苏格兰场的探员，是“艺术与古董侦缉小组”的精英成员。这个小组通常被简称为“艺术小分队”。《呐喊》失窃案发生在周末。1994年2月14日星期一，艺术小分队的主管早上上班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麾下最棒的秘密特工打了个电话。
“查理，听到有关《呐喊》的事儿了吗？”
“我昨天晚上在新闻里看到了。”
“你认为我们能起点儿什么作用吗？”
正常情况下，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失窃案与苏格兰场搭不上任何关系。追寻《呐喊》肯定会过程曲折、投入巨大，还可能遭遇危险。“好好儿跟我说说，”这位高级警官对电话那头的人下达了命令，“为什么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这个问题问得不赖。秘密特工查理？希尔非常老实地做出了回答，他表示这件案子“与伦敦警方扯不上半点儿关系，但它实在是太精彩了，不容错过”。
。。
5 艺术小分队（1）
在艺术犯罪的世界里，伦敦是必经之路之一。（尽管发生过损失惨重的加德纳博物馆失窃案，但美国跟伦敦比简直是死水一潭。）每个罪犯都知道，只要被追踪的对象离开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负责追踪案犯的警察常常会失去兴趣（或者失去管辖权）。另外，艺术还真的是无国界：一幅从日内瓦的画廊里盗走的梵高的绘画，被走私到了罗马后，一毛身价也不会跌。
各国的法律规定千差万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品的走私。例如在意大利，如果有人从一位合法的经销商手里购进了一幅绘画，那么他马上就会成为这幅作品的合法拥有者，不管这幅画是不是偷来的。日本在这方面简直是持鼓励态度：只要经过了两年，任何失窃的艺术作品就都可以合法地进行买卖。因此，窃取一幅画作，找个地方藏上两年，再拿到日本出售，买主就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这幅画挂起来，供全世界瞻仰。与之相反，美国的规定是“任何人都不得销售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其结果必然是“买家需谨慎”。如果一位美国人哪怕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偷来的艺术品，原主人仍然可以要求归还。
这一切导致偷窃来的绘画和雕塑会展开漫长而又迂回曲折的地下之旅。这个过程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商人会经销贼赃。早些年，哪怕再小心的经销商也会不知不觉犯这样的错误。现如今，有了完备的计算机数据库，再指望经销商一时疏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至少对那些杰作来说是如此。
那些被偷走的艺术品多半会几经转手，在通常情况下，这个链条上的人都只知道上下家是谁。那些栖息艺术高枝上的博物馆馆长们会频频接到暴徒们勒索赎金的电话。这些人绝不会冒险进博物馆，除非意图打劫。那些住在始建于几个世纪前的古堡里，坐拥贵族封号的名流贵胄们，他们名下的绘画会落入某个末流毒品贩子之手，被塞进超级市场的购物塑料袋里，藏匿于火车站的存物柜中。
艺术小分队的工作就是要摸清其中离奇曲折的过程，探寻失窃艺术品可疑的倒手途径。
艺术小分队很小，经常得到口头表扬，但很少得到实际好处。这个小团体隶属规模庞大的“严重及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其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六个，经常只有那么两到三个人，甚至某些时候索性被暂时地解散。在苏格兰场里面，政治是一项残酷而复杂的游戏。对于艺术小分队这样没权没势、风雨飘摇的小团体，被打着“内部重组”的旗号取消的可能性极大。
这个问题一部分可以简单归结为“艺术”与“文化”有关，而在充满着阳刚气息的警察行业中，像“艺术犯罪”这么琐碎的事情总让人心里犯嘀咕。负责艺术品罪案的探员们总是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人们老是对我说‘你肯定对艺术特在行吧’。”迪克？埃利斯说，他已经在艺术小分队待了十年，是这里最资深的人之一。“事实上，我他妈对艺术知之甚少。”
“警察们不会以那种方式和我们说话，”查理？希尔表示，“但他们会在心里嘀咕，‘无论如何，那些画真有那么重要吗？’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你看见一幅，就等于看见了所有的。’”
“很难跟不同看法的人争辩，”希尔接着说，“尤其当你面对的是一些彻头彻尾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时。就算你说得舌灿莲花，他们也会一门心思认准你就是个把绘画看得高于一切的唯美主义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5 艺术小分队（2）
一般来说，警察们总是会对罪案的受害者抱有同情心。但一位头上被敲了一记的老头儿可是个例外，他名下的产业包括一幢拥有一百个房间的豪宅，他的土地绵延一千英亩。他丢失了一幅名画，那是他的曾祖父在一个世纪以前买下的。鉴于所丢失的不过是一幅画，况且还剩下很多幅绘画好端端地挂在墙上，该有的同情心自然挥发得无影无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警察常常心不在焉，并且有意冒犯事主。也许是这位阔老头儿颐指气使的劲头让人生厌，也许是他的跟班们犯下了致命错误，把警察们像仆人一样使唤。这就足够了。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比如失窃的艺术品是国之瑰宝，或者是窃贼在作案的过程中朝人开枪——警方才会重点考虑追查失窍的艺术品。通常情况下，警方会理所当然地（但悄不出声地）认为那个小老头儿应该庆幸损失轻微。他这样的名人那么有钱，应该给那幅画上了保险，不管怎么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说到保险，警察们据常识作出的推测——实际上窃贼也这么想——很可能是错误的。说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价值百万的画作其实是没有上过保险的。以英国为例，那些被收入公共博物馆永久珍藏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没有上过盗抢险，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国家艺术画廊和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如此。其基本原理是“不能两次把国库的钱花费在同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纳税人已经提供了购买那些艺术品的钱，就不应该再负担给它们上保险的钱了。
当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从一家博物馆转移到另一家博物馆以供展出时，它们确实保过险了，但这种保险是“从钉子到钉子”的。它只管从艺术品被搬离它原来所在的博物馆的墙上时开始，到被重新挂到原来的那颗钉子上为止这段时间。绘画作品所属的博物馆平时都只给它们上意外损害险，不上盗抢险。首先意外损害对博物馆来说简直是噩梦，它会把艺术品彻底损毁。至于盗抢，一次顶多就损失那么一两幅画，况且这也被看做是保安与监控责任范围内的事情，跟保险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呐喊》没有上过保险。
美国人的政策与欧洲人截然不同，美国的博物馆都会为自己的藏品上盗抢险。连较小规模的博物馆都可能规定为馆藏艺术品投保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美元，世界知名的大博物馆所投的保险金额可能会达到五亿美元。
当然了，也有例外，加德纳博物馆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这座博物馆以及它所在的那座仿意大利风格的宫殿都是伊萨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的遗产，她是一位行为古怪的波士顿社交名流，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绰号“杰克太太”的她死于1924年，但她仍然活在由她的密友约翰？辛格？萨镇特绘制的那幅著名的画像中，活在无数耸人听闻但令人起疑的奇闻轶事中——人们传说“杰克太太”喜欢用链子牵着一头小狮子在特里蒙特街上散步——尤其爱在她的博物馆里散步。多年来加德纳博物馆也是她的住所，她的房间在四楼，下面的三层楼摆满了她精心收集来的各种宝贝。“杰克太太”在遗嘱里写明，所有的藏品都要按照她生前摆放的位置进行陈列。不得出售任何一件东西，甚至移动位置都不行。任何新的艺术品也别想挤进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 艺术小分队（3）
这份遗嘱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波士顿变得越来越繁华，加德纳博物馆所在的广场街二号依然像绿洲一般宁静，而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加德纳博物馆的托管人决定不再投保盗抢险。说到底，为艺术品投保通常是为了一旦艺术品被偷或者遭到损坏，可以用保险金购买其他艺术品作为替换。然而倘若所有的藏品都不得被替换，那么年复一年地给保险公司送钱还有什么必要呢？为这些馆藏艺术品投保甚至更有可能把贼招来，那些窃贼们相信，他们可以偷走那些画作，并以此勒索赎金。（托管人的理由看来很充分。与之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万一发生失窃，博物馆至少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一张支票，总比鸡飞蛋打好——落败了。）
所以，当1990年冬天窃贼们潜入加德纳博物馆，窃走了价值三亿美元的艺术品之后，加德纳博物馆没有得到一个子儿的补偿。
私人收藏家往往也很轻率。其中有些人目光短浅，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继承了颇为值钱的艺术名品的人，往往努力保持低调，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税务当局的注意；此外还有那些没落的贵族们，如今他们有土地有产业，但没现金，而且他们会更愿意把钱用来整修面积足有两英亩的石板屋顶，或者把有上百年历史的铅皮水管加以翻新，而不会为已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蒙上了厚厚尘土的古旧帆布投保。
有鉴于艺术品投保的保费非常低廉，竟然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不去投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现行的艺术品投保费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大致与住房保险的费率持平；一幅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绘画每年所需的费用不过几千美元。投保费率之所以这么低，是因为艺术品被窃取的风险低，所以很多艺术品拥有者选择了撞大运。以布克鲁奇公爵为例，他所拥有的艺术品总价约为四亿英镑。其中仅失窃于2003年夏天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纱槌圣母》就价值五千万英镑左右。然而布克鲁奇公爵为自己所有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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