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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孽子　　四十六章献陵书院2长啸

师傅王余佑常于愤激之时，登高长啸，朱慈悲本以为这是一种单纯感情抒发，可是到了夏峰书院之后，才知道，啸有2000多年历史，夏峰书院的苏门山是啸的祖庭啸由汉末、三国时代推移到两晋士林，其关键人物是处于魏末晋初的大名士阮籍。

《世说新语》第十八门《栖逸》和第二十四门《简傲》，分别以有关阮籍之啸的两个故事冠首，在客观上彰明了他的这种先导作用。《晋书》本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作为寓可变性和随意性于声律之美的口哨音乐，啸足以显现阮籍的这种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和率意而动的个性特征，所以他对此情有独钟。

阮籍的啸术是渊源有自的。在这方面，他有两位“导师”。其一是“苏门真人”。《世说新语？栖逸》一：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唒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游苏门山，有隐者，莫知姓名，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籍闻而从之。谈太古无为之道，论五帝、三王之义，苏门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苏门先生乃逌尔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啸，有如凤音。籍素知音，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其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晦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俛仰间，贫贱何必终！”

“苏门先生之论”是指《大人先生论》，即《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的生活原型即是苏门真人。此文开篇写道：“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平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问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象，运去势隤，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遗其书于苏门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对这位神秘人物，阮籍极为钦佩，故仰慕、崇敬之情流溢于笔端。苏门“长啸”的故事在《啸旨？苏门章第十一》中有进一步的演化：苏门者，仙君隐苏门所作也。圣人述而不作，盖仙君述广成、务光，以陶性灵，以演大道。……晋阮嗣宗善啸，闻仙君以为己若，往诣焉。方被发握坐，籍再拜而请之。顺风而请者三，承风而请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无所对。籍因长啸数十声而去。仙君料籍固未远，因动清角而啸，至四、五发声，籍但觉林峦草木皆有异声。须臾，飘风暴雨忽至，已而鸾凤、孔雀缤纷而至，不可胜数。籍既惧又喜而归，因传写之，十得其二，为之苏门。今之所传者是也。

孙广认为苏门仙君之啸是对广成、务光等“仙人”的啸法的传述，主要用以陶冶精神、修身养性，并敷衍为广大无边、弥沦万物的“道”。他的啸如同鸾凤之声，震颤林峦，感动风雨，具有不可穷尽的艺术魅力。“真人”即是“苏门仙君”。所谓“上陈”、“下考”、“复叙”云云，乃《啸旨》所谓“再拜而请之”的具体内容。但这些都不能使“真人”动心，而一声长啸却使之开颜解颐。“真人”以优美、雄壮的啸声对阮籍传情达意，阮籍闻之，心领神会，于是创造了“阮氏逸韵”。对此，《啸旨？阮氏逸韵章第十三》解释说：“阮氏逸韵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韵放逸，故曰逸韵。”《世说新语？栖逸》一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称阮籍：“嘐然长啸，韵响寥亮。”这种风格放逸的啸声，与孙登“动地”之啸也颇为接近（详见下文）。阮籍是中古时代最杰出的啸者。他受到了“苏门真人”的启迪，并由于独觇其秘、传写人间而万分欣喜。虽然仅仅“十得其二”，却已经不同凡响了。苏门长啸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对后人影响很大。《南齐书》卷五四《高隐列传？宗测传》：宗测字敬微，南阳人，……赍《老子》《庄子》二书自随。子孙拜辞悲泣，测长啸不视，遂往庐山，止祖炳旧宅。……测善画，自图阮籍遇苏门于行障上，坐卧对之。

又《清史稿》卷四八五《文苑传》：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

宗、吴皆是苏门啸侣的崇拜者，因而追慕不已。而后代其他诗人也常常提及这一段佳话：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黄金。敢为苏门啸，庶作梁父吟。（杜甫《上后园山脚》，《读杜心解》卷一）

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白居易《秋池独泛》，《白居易集》卷二九）

惟应逢阮籍，长啸作鸾音。（李商隐《寄华岳孙逸人》，《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三）

苏门山上莫长啸，薝蔔林中无别香。（苏轼《景纯复以二篇，一言其亡兄与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韵》其二，《苏轼诗集》卷一一）

类似的诗句简直不胜枚举。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四二有《孙啸夫归钱唐》诗，其一云：“托迹苍崖未易攀，风吹海月弄珠还。忽闻天畔金鸡唱，如在苏门一啸间。”也是歌咏这个故事的。

其二是孙登。葛洪《神仙传》卷六：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

孙登也是啸术的专家。孙登与嵇康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见本书页220），但嵇康似乎对他的“长啸”并不理解。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孙登出现的时地与“苏门真人”相同，所以晋代史学家王隐误以为孙登就是“苏门真人”。《世说新语？栖逸》二刘孝标注：王隐《晋书》曰：“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魏、晋去就，易生嫌疑，贵贱并没，故登或默也。

刘宋史学家臧荣绪之《晋书》和唐修《晋书》都沿袭了这一错误说法。这一点清人李慈铭（即李莼客）早已指出：《水经？洛水篇注》引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碳人见之，与语不应。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碳人，作碳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孙绰叙《高士传》，言在苏门山。有别作《登传》。孙盛《魏春秋》亦言在苏门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著《大人先生论》，言‘吾不知其人，既神游自得，不与物交’，阮氏尚不能动其英*，复不识何人，而能得其姓名也。”案郦氏之论甚核，苏门长啸者，与汲郡山中孙登，自是二人，王隐盖以其时地相同，牵而合之。荣绪推问二语，即承隐书而附会，唐修《晋书》复沿臧说，不足信也。（《越缦堂读书简端记》，页255）

又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一九“卢娘绿眉，阮籍青眼”条：晋阮籍，字嗣宗，为步兵校尉。不拘礼节，能为青白眼。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不应，籍因是长啸而退。至半岭间，有声若鸾凤之音，……，乃登之啸也。（《道藏》，第32册，页360）

这里更直接以孙登替代了“苏门真人”。关于这个问题，余嘉锡先生所论最确：葛洪《神仙传》六《孙登传》叙事与《嵇康集序》及《文士传》略同，只多太尉杨骏遗以布袍，登以刀斫碎，及登死，骏给棺埋之，而登复活二事。并无一字及于阮籍者。盖洪为西晋末人，去登时不远，故其书虽怪诞，犹能知登与苏门先生之为二人也。

《大人先生传》及《魏氏春秋》并言苏门先生，不知姓名，而王隐以为即嵇康所师事之孙登，与嵇、阮本集皆不合，显出附会。刘孝标引以为注，失于考核矣。今试以王隐之言与《水经注》所引臧荣绪《书》引互较，知荣绪所述，全出于隐，并“推问久之”二句，亦隐之原文。……李莼客以为荣绪即承隐《书》而附会，非也。（《世说新语笺疏》，页650～651）

孙登虽然不是“苏门真人”，但阮籍肯定是认识他的。《晋书》卷九四《隐逸列传》：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

又《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孙登别传》曰：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见登被发端坐，岩下逍遥，然（子烨案：“然”字上脱一字）鼓琴。嗣宗自下移进，冀得与言。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登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

郡北山即嵇康所游之汲郡山。汲郡为西晋所置，在今河南汲县西南二十五里；辉县在汲郡西南，并与之接壤，故其西北七里之苏门山亦即汲郡山。苏门山，一名苏岭，本名柏门山，又作百门山，乃太行山之支脉。此山距嵇康、向秀隐居之地山阳不远。《世说新语？栖逸》二刘孝标注：《康集序》曰：“孙登者，不知何许人。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鼓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魏氏春秋》曰：“登性无喜怒。或没诸水，出而观之，登复大笑。时时出入人间，所经家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去。”《文士传》曰：“嘉平中，汲县民共入山中，见一人，所居悬岩百仞，丛林郁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孙姓，登名，字公和。”康闻，乃从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这位神奇人物，啸功颇为不凡。《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晋纪》：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发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

孙登之啸，名为“动地”，气势宏大，富有阳刚之美。《啸旨？动地章第十》：动地者，出于孙公，其音师旷清徵也。其声广博宏壮，始末不屈。隐隐习习，震霆所不能加，郁结掩遏，若将大激大发；又以道法，先存以身，入于太上之下，鼓怒作气，呵叱而令山岳俱举。……

这与上引《晋纪》“善啸，每感风雷”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与“苏门真人”相比，他的啸功可以说毫不逊色。所以孙登之啸，也经常为后代诗人所歌咏。阮籍本来是深明“啸旨”的，他通过嵇康而结识孙登，并与他进行有关啸术的交流，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大明孽子　　四十八章汉唐风骨

说起汉唐风骨，先要说汉刘邦得到天下，却奈何不得一个项羽的残兵败将季布，千金悬赏通缉，抵不过季布一诺，这样的彪悍民风，才使好汉子名扬天下，四海归心，刘邦也知道民心和民风的重要，所以改为笼络封赏，后来任命季布做河东太守，这也是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真意。季布精神就是汉子的傲骨。

汉朝衰亡，不仅是因为朝政腐败，宦官专权，还因为民风从彪悍转为逸乐，面对几千西凉董卓铁骑，满朝文武都是噤若寒蝉，曹瞒袁绍几十万关东联军，在西凉铁骑前畏缩成一团，除刘关张悍勇，敢于挑战吕布，余皆作壁上观，于是内弱外强，天下遂四分五裂。

汉唐风骨其实最集中表现在魏晋，魏晋之时，狂士们的表演最为抢眼，击鼓骂曹，裸身醉酒，……。

一部《世说新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魏晋名士们的“狂”，他们的特立独行、随心所欲仿佛要超脱当时之世，而那个年代是话不能乱说，事不能乱做的，动辄得咎，搞不好就要死于非命，但为什么他们还要那样做呢，难道那个时代的人生来就胆子特别大吗？

谈到魏晋，就要说魏晋风骨，说到魏晋风骨就得提竹林七贤，七贤里的嵇康在行刑前还抚了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他生前就“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被誉为天下第一美男，连死都死得这样潇洒，成了千古美谈，这恐怕是想让他闭嘴的司马昭所没有想到的。七贤里的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阮籍，他的邻家有美妇，是开酒肆的，他每次在那里喝完酒，都喜欢躺在那美妇的旁边睡觉，那时他已经是天下名士，官也做到了省部级，够自以为是吧，可能很多人都说他好色，他确是好色，他只是纯爱那女子的美，但其中并无*欲。

还有后来的王徽之，大家都知道“雪夜访戴”的故事，但我觉得另一则更能说明他的随心所欲，也更能说明魏晋时人的“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一次，王徽之行船在河边，尚未登岸，恰巧岸上是当世第一笛奏家桓伊的车队经过，这桓伊就是《梅花三弄》笛曲的创作者，但当时的身份已经被封为永修县侯，非常显赫，而王徽之不过是一个五品的黄门侍郎，他居然叫人传话过去，要求比他大那么多级且素未谋面的桓伊，吹一曲来听听。如果现在看来的话，那王徽之一定脑子有问题，遇到这么大的领导，自己不上前去请一下安，居然还叫人家吹一曲。但妙就妙在，那桓伊也是性情中人，既然你这么想听，我就吹给你听。青溪河边，一曲忧伤的《梅花引》悠悠响起，微风拂水，涟漪击舟，王徽之站在船头，沉醉在美妙的笛声里。一曲吹完，两人不见一面，不交一言，遂各奔东西。别说在等级制度森然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凡真狂士，必有大学识，他们用自己的狂放言行来警告当权者，你没啥了不起，我只是不愿搭理你，对老百姓好一点，否则我们有不尿你的权力。

狂士死，天下分，因为什么？因为风骨没有了，因为监督没有了，当天下以狂为常则天下大治，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功高盖世，文武双全，但是也常被魏征在朝堂上教育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但这样虽然皇帝在受刺激，但天下大治。又比如明朝有张居正时，皇帝虽然感觉很别扭，很郁闷，但是天下还是承平的，当皇帝被山呼万岁，捧得只会享乐骄奢，那天下百姓能不受苦吗？

当天下百姓都视狂为悖逆，为不忠，……；感觉应当听话，顺从，讨好当权者的时候，老百姓的苦日子就来了……。

所以魏晋风骨的突出表现其实是多数人媚俗，多数人鄙陋，多数人市侩的反衬，所以汉唐风骨，我的理解，就是不媚俗，不鄙陋，不市侩……；比如刘邦之岳父吕太公，一嫁女于刘邦，二嫁女于樊哙，一个流氓一个屠夫，不是狂生吗？我认为吕太公比魏晋的任何一位名士都要超脱都要潇洒，避祸沛县而不自隐，于草莽之中识英雄结帝王？你能否想象，一位隐士，他宴请的宾客是将来的皇帝将军，给他宴席记流水账的人是将来的丞相……。不亦壮哉！！！！

作者又不由得联想起杨昌济老先生，又名怀中，字华生，早年就读城南、岳麓书院，究心宋明理学。戊戌变法时，参加南学会，并在《湘报》撰文宣传振兴农工之学。1903年春至1913年春，先后在日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英国爱伯汀大学留学，并赴德国考察。对西方教育、哲学和伦理学之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均有深入研究。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新文化运动。曾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思想，并联系国内实际，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新道德。关心润之、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欲栽大木拄长天”。支持成立新民学会，筹备创立湖南大学。

1918年